论爱因斯坦的两种性质不同的道德和伦理

我国学术界在对爱因斯坦的道德和伦理思想的研究和宣传中,把爱因斯坦塑造成为一个可疑的“圣人”形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研究者对爱因斯坦的道德和伦理思想的片面理解。爱因斯坦的人生经历、科学追求和哲学思想,是他的道德和伦理观念的思想背景。在爱因斯坦的道德和伦理思想中,除了他所主张的那种以“利他”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外,还有一个他所没有意识到的以“自由”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爱因斯坦的以“利他”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与他的以“自由”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道德和伦理。爱因斯坦的以“利他”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因而他的以“自由”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是对他的以“利他”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的合理补充。     

论贺麟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反思与重构简

抗战期间,贺麟对儒学的现代发展提出了富于时代性、前瞻性的构想;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儒家伦理所做的反思和重构。贺麟不仅提出了思想道德现代化的命题,还对杨墨思想和功利主义做出了新评价,以建立适应时代、合乎人情的儒家新伦理。但受制于他保守的文化心态和唯心论的哲学立场,他不能彻底否定三纲伦理并认同接受以自由平等为内核的新伦理,因而他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反思和突破是相当有限的。     

蒲松龄的人性观：在会家伦理和自然人性之间

在《聊斋》中 ,蒲氏是徘徊在儒家伦理和自然人性之间。他既赞美纯洁的自然人性 ,但又以为人性有恶 ,好用儒家伦理对人性进行规约和框定。他觉得 ,在儒家伦理和自然人性间走中庸之道 ,可能是人性美的一种最高境界。     

亚里士多德公正德性的伦理类型——与Gerasimos Santas及Douglas B.Rasmussen and Douglas J.Den Uyl商榷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公正德性,桑托斯认为公正德性为目的论伦理,道格拉斯认为他的伦理学为某种目的论伦理和义务论伦理,二者都否认其公正德性为德性伦理。这不符合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伦理类型,也不符合他阐述的公正德性本身。根据德性伦理的基本结构,公正德性应归属为德性伦理的范围,可以称之为德性功利主义。但公正德性又非仅仅是德性伦理,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目的论伦理和义务论伦理。     

走向新世纪的伦理学研究(笔谈) 全球伦理和宗教对话

“全球伦理”的口号首先由德国神学家孔汉思于1990年在《全球责任》一书里提出 1,在国内引起比较强烈的反响。对很多中国学者而言 ,“普遍伦理”与“全球伦理”这两个概念是等同的 :“普遍伦理”指伦理规则的普遍性 ,“全球伦理”则指其应用范围的广泛性。但是 ,对于“全球伦理”的提倡者孔汉思而言 ,“全球伦理”绝不等同于“普遍伦理”。他在最近出版的关于全球伦理的新书《为了全球政治和经济的全球伦理》中 ,明确地指出 ,以为全球伦理是没有宗教的伦理 ,那是“对全球伦理计划的根本的误解”。他说 ,自启蒙运动以来 ,“要伦理 ,不要宗教…     

论黑格尔的婚姻伦理观及其现代价值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对婚姻伦理作了深刻剖析,他反对从"性爱"关系和"契约"关系出发认识婚姻的本质,而把婚姻关系的本质界定为具有"精神性实体"的"伦理"关系;从伦理视角出发,他把"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规定为婚姻缔结的道德基础;在维护婚姻关系的神圣性上,他认为遵循一夫一妻制和举行婚礼仪式有着积极的伦理意义,并从"精神实体"出发阐释了一夫一妻制合理性的道德哲学基础。黑格尔的婚姻伦理观对稳固现代婚姻关系可提供有益的参考。     

物性凸显与他者伦理转向——从抖音短视频的“面容”呈现说开来

“面容”是列维纳斯用来指称“我—他”伦理关系的表征,也是其“他者伦理”思想的入口,但其在进入媒介场域后,却遭遇了物质化的掩盖与伦理指称的转向。在抖音短视频中,特效贴片黏合的脸导致人面容多义性的隐没,趋同的吸引装置改变了人与人和谐真诚的交往伦理,进而演化为物化个体间的展演伦理。而抖音界面的显现,也以崇高的声音权利与平滑的内容接替遮蔽了用户自身的理性,干预了用户的他者性,将“我—他”伦理转换为“我—它”伦理。特效贴片及数字界面因思想意志的缺失,透显出对他者责任心的淡漠,以致列维纳斯的伦理理想遭遇现代性危机。因此,从他者伦理视角考察抖音的“面容”呈现,可以发现,一种物质性的“面容”德性亟须建立,用户的理性权利也亟待归还。     

走出现代性经济伦理困境

以经济乐观主义为前提,以放任经济的孤立发展和片面增长为旨趣的经济伦理概念是典型的西方现代性经济伦理概念。它面临一系列难题和困境。生态伦理对现代性经济伦理的挑战,要求一种置换西方现代性的新概念的经济伦理观。走出现代性经济伦理困境,关键是要确立一种能够整合经济、生态和伦理的经济伦理新概念。这种新的经济伦理观,以生态世界观为基础,要求人类的经济活动对一切他者负责,倡导一种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     

伏尔泰哲理小说中的伦理思想

伏尔泰对伦理问题有着比较矛盾的态度，他觉察到了当时成蔓延之势的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也试图为没有上帝的伦理寻找现实的基础。但无论是理性还是人性，都没有给伏尔泰充分的信心以支撑起世俗的伦理体系，于是最终他还是以一个奖善惩恶的上帝作为伦理的根基。     

另一种主体性--列维纳斯的我他之辨与伦理学

列维纳斯试图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回答“人为什么必须是伦理的”这个问题。他对他者的脸进行伦理学的分析,指出我之所以成为伦理的人是因为我不得不如此,我是被选择的,是他者命令我、要求我成为一个伦理的人。这里呈现出一种为他的而不是为己的、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伦理的而不是认知的主体性。这样的主体性不同于主客体层面上的主体性,是在与他者的交往关系中被建构起来的负责的主体性。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