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真心话赋心——读许结先生《赋学讲演录》

许结先生新著《赋学讲演录》分别是赋源、赋体、赋用、赋集、赋史、赋话、汉赋、律赋、批评与方法、当代赋学,共十讲,内容涵盖了当前赋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是讲述者近三十年来赋学研究的思想结晶。《赋学讲演录》既是一部颇具思辨性的学术著作,又是一部妙趣横生的可读性书籍,不仅熔铸了讲述者赋学上的真知灼见,也流溢出对学生、对学术的真心与赤情,许先生的赋神、赋心、赋迹在书中尽情演绎。许先生的《新赋学十讲》亦在蕴量之中,学界翘首期待。     

论《见星庐赋话》对清代律赋艺术的评析

林联桂主要生活在乾隆后期及嘉庆、道光年间,这正是清代律赋创作活跃、作品繁富的时期.林联桂十分关注、重视当时的馆阁赋创作,其著作<见星庐赋话>实质上即是一部馆阁赋话.在这部著作中,林联桂以具体作品为例,以"生新"、"见巧"为旨归,评论了嘉庆时期馆阁律赋的艺术成就,探析了诸如赋题、赋韵、对偶、拟古等作赋技巧,既保存了较多馆阁律赋作品和作赋史料,更体现了时人评时赋的"当代性"赋论特点.<见星庐赋话>兼具清代赋论与律赋文献的双重价值,在历代赋话中别具特色,值得研究古代文学尤其是研究清代赋史者注意.     

六朝赋的诗化

六朝时期诗与赋的发展状况处于"一种过渡折中状态"。为了适应新的文化环境,六朝赋家不断地改进作赋的方法,使得赋作逐渐具有了诗化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赋作之抒情化,赋作形式之诗化以及赋作修辞格选用之诗化。这使得赋体克服了自身的结构性危机,恢复了生命力,使得其在新的文化环境下得以复兴。     

传播与接受视域中的中古赋及中古赋论

在传播与接受视域中,唐至清代的接受者对中古赋作因采用了不同的批评标准和批评方法而产生了不尽相同的评价.其赋评基调大体经历了一条由贬抑到肯定的演变轨迹.中古赋论对于文学的自觉和审美的要求与重视,迥异于汉代赋论对赋之政治功利之用的追求,它是最早回归赋文学本位并初具自觉的赋体批评意识的赋学理论.中古赋论内涵丰富,对唐至清代赋学产生了深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赋欲丽”等赋学现在后世的回响;二是赋论批评形态为后世所承袭;三是赋学辨体理路在后世得以延续.     

扬雄赋论准则及其大赋创作模式

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的赋论准则与批评的失误揭示了汉代赋体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背离,其四大赋"以颂为讽"的创作模式更揭示了赋体理论在创作实践上的尴尬。扬雄大赋创作的失败及赋论导致的批评失误,是儒学主文而谲谏的诗教观在赋体理论与创作上的反映,也预示着此后大赋创作以颂美为主的历史转向。     

论北朝赋的创作倾向及理论嬗变

北朝赋的创作倾向及赋论基本上沿续汉代重政教的赋用论传统,但在不同的时期又有向南朝赋论靠拢的倾向。不过,其倾向与嬗变不像南朝赋论那样,沿着赋文学特质的方向,变动迅速的发展,而是变动缓慢且曲折回旋。不过,北朝赋风与南朝赋风在不同时期的互相渗透以及南、北朝赋论的双向浸润、补正,又最终在南北融合的大趋势中产生了符合赋文学发展的拓新赋论。     

论清代赋学的理论特征

清代赋学是对历代赋学的总结与超越,在对前代赋学继承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一代赋学中兴期鲜明的理论特征：一是区别于前代赋依附于诗文评的随意性而具有十分强烈的文体自觉意识;二是在十数部赋话和大量的赋文本批评的基础上,赋学最后得以建立;三是赋学风格学的论述,标志着理论体系的最后完成。     

刘熙载《艺概·赋概》体系与范畴

刘熙载《艺概·赋概》是继《文心雕龙》后又一部重要的赋学论著,它以物色与生意摩荡产生赋为核心,建构了赋叙物以言情赋本质论,尚品求真的赋鉴赏论,在同诗文词曲对比中寻找赋的特质。     

仕进羽翼 一往清泚——王禹偁律赋研究

在宋人中,王禹偁是律赋产量最多的作家之一。王禹偁的复古思想浓厚,他严格区分古赋与律赋的差异,将律赋视为仕进的工具,大有轻视之意。然而,王禹偁律赋的价值宜从赋史发展的角度来体认。王禹偁的律赋"一往清",已初步摆脱了唐代律赋的限制,其风格特点昭示了宋代律赋的历史走向,是宋代律赋演进轨迹上的重要一环。     

法式善《同馆赋钞》与清代翰林院律赋考试

清代翰林院馆课、散馆、大考均考试律赋,于是继唐代之后,律赋在清代又一次呈现兴盛的面貌。大批馆阁赋集纷纷涌现,其中汇集乾嘉时期翰苑考赋之作的法式善《同馆赋钞》最具有代表性。《赋钞》中赋作体现了赋与学术的结合、讽喻的消解以及颂圣之风的昌炽、清秀的赋风等特色。馆阁赋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闻一多:新诗史上的杜甫

闻一多对杜甫在人格和艺术技法上进行了有意识的继承,并实施了成功的现代化转换.闻一多成为了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现代杜甫,成为了影响深远的爱国诗人和新诗革新家.对于新诗如何在寻求新变中接通与中国诗歌的几千年之常,闻一多的实践具有诗学价值和现代意义.     

制度下的赋学视域——论赋体文学古今演变的一条线索

文学与制度的关系,学界已有关注,以宫廷文学为主体的辞赋文学创作与制度的关系,则尤为深密。就渊源而论,“赋”的源起就与先秦时期的“赋诗”制度相关,而由“赋诗”之“赋”到“赋体”之“赋”,又孕生于宫廷文学制度的形成。就嬗变而论,从汉代的礼乐制度与献赋、唐宋科举制度与考赋、清代的翰林清选与考、献赋,迨至现当代辞赋创作及研究的冷落与复兴,无不维系于制度的变迁。就赋体而论,从汉代文学侍从待诏献赋的散体巨制,到唐宋举子考赋的律体小篇,再到清代馆阁体赋及当代的语体赋,充分体现了古今制度变迁下的赋学命运。     

明代叙事诗批评研究

明代古典叙事诗诗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乐府诗的批评与对"诗史"的认识。在复古主义思潮下的乐府诗创作的批评,其以复古求创新,使对乐府诗创作的理念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对杜甫"诗史"称谓的审视,多方位、多角度的探讨,深化和拓宽了"诗史"这一观念,客观上推进了古典叙事诗的发展。     

宋代诗话家对杜甫诗歌经典化路径的拓展

中国古代诗话具有开辟和拓展文学经典化路径的重要功能。有宋一代,品评杜诗成为一种主流学术传统,文人士大夫以"诗话"为载体,论说老杜人品,漫谈读杜感悟,撷取杜诗精华,交流学杜心得,对于提高士人群体感知和欣赏杜诗的整体水平,加速杜诗经典化历史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宋代诗学家通过多种努力,例如强调杜诗为唐诗"第一"的卓越成就,推崇杜甫为诗中圣人,对其艺术特色进行细致而精妙的评点,确立了杜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经典地位。     

六朝同题诗、赋现象之考察

六朝文学活动中存在着颇为特殊的同题诗、赋创作现象。同题诗、赋创作兴起于建安,经过两晋的快速发展,至南朝时达到鼎盛。同题创作形式推动了诗与赋的发展,扩大了诗的描写范围,促使赋在篇幅上逐渐缩小,出现了诗、赋在咏物题材上的同咏现象,推动了这一时期咏物文学的发展。至于同题诗赋现象的出现原因,应与当时频繁的文学集团活动关系最为密切。     

论清代杜诗阐释的本义复原特征

文章借用西文阐释学理论,去审视清代杜诗学,以期从另一视角对清代杜甫研究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当然,阐释学研究范式也并不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若机械地用之于杜诗研究,或有其大而无当之嫌,或有其削足适履之弊。因此,文章力图避免直接套用西文阐释学哲学的话语、方法论,而是根据杜甫研究自身的特性,做出超越一般阐释学研究范式局限的选择,进而对清代杜甫研究内涵的丰富性,特别是清人杜诗阐释的客观性追求做出尽可能深入的认识与梳理。     

论唐前赋得诗的特点、地位和影响

摘要： 赋得诗是随着南朝文人即席分题赋诗的出现而产生的诗歌新类别。在命题上,唐前赋得诗一般采用“赋……得……诗”、“……赋得……诗”、“赋得……诗”的形式。在题材上,唐前赋得诗主要指向咏物、咏诗、咏史、赠别。在形式上,唐前赋得诗主要是五言四韵,至于七言、杂言的赋得诗,四韵以外的赋得诗,都很少;绝大多数押平声韵,押仄声韵和换韵的情况比较少见;分韵赋诗和题中用韵的情况也已经出现。唐前赋得诗创作推动了南朝永明体、宫体和以陈后主为首的三个诗歌创作群体的形成,对南朝诗歌不断追求“新变”产生了影响,推动了齐梁以后诗歌题材的大发展,也使齐梁诗歌诗体短小、精雕细刻、讲究四声、语言绮艳的特点进一步固化。   　
　
　　
     

“赋比兴”的现代诗学含义及其现代有效性

＂赋比兴＂自提出后就始终缠夹不清,一直未能成为纯正的诗学概念。缠夹的原因有二：一是论诗者以诗义阐释诗法,二是缺乏＂赋比兴＂作为表现方法的具体含义。过往的诗论都未能贴近诗歌本体来理解＂赋比兴＂。意象是诗的本体,是诗歌得以形构的基本单位。在现代诗学的视野中,＂赋比兴＂就是诗歌整体意象构造的方式。阐述了＂赋＂、＂比＂、＂兴＂三种意象表现方法,认为＂赋比兴＂不仅仅是《诗经》和古代诗歌的法则,对现代诗歌而言,也是有效的。     

陆机诗歌用赋考略

陆机诗歌用赋主要表现为用赋之法、用赋之辞、用赋之意三种形态。这三种形态既涉及外在形式又涵括内在蕴涵,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构成一套完整的陆诗用赋体系。陆机诗歌用赋是在西晋崇儒尚雅的文化场域中形成的,彰显出修辞、劝讽、用事等多维的古代文学传统,更是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文学思想的折射与实践,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西晋太康诗风繁缛之成因。因此,陆机诗歌用赋具有鲜明的诗学与赋学、诗史与赋史等多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