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控经济运行风险 加大降税减负力度——2016年第四季度和全年宏观经济分析

2016年,我国经济总量74.4万亿,增长6.7%,实现了政府的经济目标,第四季度增长6.8%,呈平稳向好之势,但还不足以判定已经进入周期上升阶段。目前,政府政策(加投资和稳增长、去产能和去杠杆,以及财政和货币的双松或一松一紧)形成一种不可能三角,经济运行风险进一步加大,鉴于2017年形势的高度不确定性,国内的安排和应对之策,应适当降低增长目标,重点从稳增长转向防风险,逐渐变重税体制为轻税模式。     

社会治理实践中社会工作介入拆迁安置社区的研究——基于香港与大陆的比较分析

香港社工以政策倡导者、决策参与者、服务提供者、中介者的角色,全程参与拆迁的整个过程,服务环节相对系统完整。大陆地区社工主要在拆迁执行阶段介入,以拆迁执行人和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参与工作,较少参与决策和政策倡导。基于德金行动研究模式理论所建构的拆迁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型包涵工作系统、介入周期、核心任务、身份路径四个维度,旨在将以社会工作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有效嵌入现有一元主体的工作格局中,以实现拆迁社区中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格局。     

中国双市场体系理论探讨——对双市场体系下的低消费率与最终消费的模型分析

在明确我国生产、居民收入与消费状况的基础上,证明了中国双市场体系的存在。依据双市场和多市场体系形成机理,认为双市场与多市场共存体系可以在根本上影响与制约我国生产、分配与消费。只有在结构分析条件下,透过生产、分配、消费与投资等宏观经济变量才能够更好说明国家内部经济运行状况及所存在的问题。毫无疑问,对市场体系正确的判别是国家分析经济运行情况与准确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前提。     

创业 不打无准备之仗——创业前如何进行市场调查分析

市场调查分析是每一位创业者在创业之前必须非常认真仔细进行的一项工作。俗话说,＂不打无准备之战＂,创业者要想成功,必须扎扎实实做好充分准备。日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商业策划大赛落下帷幕,吴诗音、吴晓然等同学编写的商业策划书《茗朝茶业》获得了一等奖。在这份策划书中他们对于市场环境的分析部分写得十分科学规范,具有参考价值,现节选如下。     

离岸市场人民币存款余额变动原因分析——基于香港数据的实证研究:2011-2018

离岸市场人民币存款余额是衡量离岸市场发展状况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指标,近年来出现较大波动。本文以香港为例,采用VEC模型实证检验离岸市场人民币存款余额变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预期、跨境正向汇率差套利和进口增加有助于提升离岸市场人民币存款余额;贬值预期、跨境反向汇率差套利和进口减少会降低离岸市场人民币存款余额;跨境利率差套利对离岸市场人民币存款余额的影响较为微弱。为促进离岸市场人民币存款的平稳增长,中国应营造有利于人民币汇率稳定坚挺的环境,渐进推进汇率、利率市场化改革,扩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缩小境内外汇率差和利率差,并适度扩大进口。     

低劳动合约签订率与我国农民工的有效保护——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分析

结合劳动力市场分割和产业分割的基本特性,通过构建不同劳动力市场特征和产业组织特征组合的四象限分析框架,探讨不同象限中劳动合约的运行机制。认为在边缘产业与次级劳动力市场的组合下,农民工劳动合约的签订率低主要是因为由于预期到可信性承诺较低而导致劳动合约本身的价值不高。最后结合边缘产业的现状提出有效保护农民工的相应政策建议。     

区域市场一体化、劳动力流动与收入不平等——基于长江中游三省的实证分析

随着区域合作的深入,区域市场一体化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但区域市场一体化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仍不甚清晰。以长江中游三省为例,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方法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区域市场一体化、劳动力流动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面板固定效应估计结果表明区域市场一体化、劳动力流动都有助于减小收入差距,并且区域市场一体化通过促进永久性的劳动力流入减小了收入差距;而暂时性的劳动力流入并没有明显改善收入不平等。面板分位数模型可以反映各条件分位点处变量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区域市场一体化、劳动力流动减小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在收入不平等更加严重的地区表现更加明显。稳健性检验表明面板模型分析结果是可信的和稳健的,区域市场一体化通过促进永久性劳动力流入,减小了收入不平等。因此,通过深入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消除行政和体制机制壁垒,改革户籍制度等制度性障碍,促进劳动力的永久性流动,将有助于减小收入不平等程度。另一方面,在不同地区应该采取差异化政策,通过积极参与市场一体化建设和消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     

冲突与协调:国家权力、基层市场与农民生活——“大跃讲”后贵州农村集市贸易分析

"大跃进"中,农村集市贸易被迫停滞,农民生活受到极大影响,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国家重新开放了农村集市,这可以为农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在集市贸易的恢复过程中,国家权力和农民利益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冲突,为此,政府采取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在满足农民基本利益的同时,也维护国家权力的权威性。在此过程中,农民的意愿和行为作为力量的一极也不可忽视,相应的沟通疏导渠道,也是使这种社会冲突不至于升级的重要保障。在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的背景下,对社会冲突的个案分析,有助于国家和市场在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中的准确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