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节先生历史观的哲学基础的剖析与探源

刘节先生在《学术研究》1962年第一期发表的《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問題》这篇文章里說:“按照馬列主义的理論处理中国思想史上的問題,已經有《中国思想通史》这部大著作做我們的榜样……我这篇論文,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中国思想史上的問題,这个問題就是‘天人合一’說。”这里,刘先生明白地把自己置于与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对抗的地位。中国思想史和世界思想史一样,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社会的阶級与阶級斗爭之反映,     

评谢昌余先生“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论问题”

上月讀到謝昌余先生的“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論問題”,据他說,这是一篇“对平心先生的理論进行全面的評論”的文章,使我很感兴趣。自从平心先生去年六月发表了“論生产力性质”后,这个問題曾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半年多以来,参加討論的除昌余先生外,还有在《学术月刊》,《新建設》和《光明日报》发表有关文章的胡星、周治平、楊宇、彭蠡诸先生。平心先生为了“再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大家商量”等原因,又写了“三論生产力性质”,“关于生产     

历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根本问题——与刘节先生商榷

今年第二期《学术研究》的“关于学术研究方法論問题的討論”专栏,发表了刘节先生的以《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为題的討論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刘先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而所有的問题又都是围繞着阶級分析方法是否适用于研究孔子及其思想这个中心問題的。刘先生文中还特別声明:这些“虽然是个別問題,也可“以偏概全”,‘一隅三反’”。从这个声明看来,刘先生在这篇討論文章中,显然是試图以孔子及其思想的討論来“概”和“反”及整个古代历史和古代历史人物的究方法論問題,即:阶級分析方法是否适用于研究古代历史和古代历史人物的問題。     

評平心先生的“生产力自己增殖”論

去年以来,平心先生先后在《学术月刊》、《新建設》和《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探討生产力性貭的文章。他所涉及的許多問題,我們認为大有商榷之处。这里仅就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問題,即平心先生提出的所謂“生产力自己增殖”的論点,提出我們的意見。     

也谈关于老子哲学的两个问题

最近于几种刊物上讀到一些討論老子問題的文章,不禁見獵心喜,我也愿意談談我对于这个問題的看法。我的看法基本上是同馮友蘭先生“关于老子哲学的两个問題”(1959年6月12、13日“人民日报”)一文的看法对立的,因此卽用上題命篇。还望馮先生和与馮先生的見解相同的同志們不吝指正。     

《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质疑

学会运用毛泽东思想,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对于我們哲学史工作者来說,确实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問題。因此,当我們讀到馮友兰先生发表在《新建設》上的《論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問題》一文时,就引起强烈的兴趣,促发了我們的思考。但我們对于这篇文章的基本論点,是不同意的。     

关于逻辑学一些问题讨论综述

我国哲学界关于邏輯問题的討論,是从一九五六年在党的“百家爭鳴”方針指导下展开的。通过近几年来热烈的討論,大大推进了对于邏輯学中一些基本理論问题的研究。首先引起討論的是形式邏輯与辯証邏輯的关系問題。自从周谷城同志在《新建設》上发表了“形式邏輯与辯証法”一文,对这个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后,很多同志对周谷城同志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討論就广泛而热烈地展开了。但是,大家在討論中逐步感到,要解决这个問題,首先必須解决形式邏輯和辯証邏輯本身的一些理論問題。于是,接着就从形式邏輯的对象和客观基础等問題,进而集中到真实性与正确性的相互关系問題的討論,并且圍繞这一問題来探討形式邏輯的对象、客观基础及其認識作用。茲将討論的情况和当     

关于石器怎样发展到铁器问题的讨论

广东历史学会一九六二年年会期間,考古学組曾討論“关于石器怎样发展到鉄器”的問題。戴裔煊教授在《石器怎样发展到鈇器?》的論文(載本刊1963年第1期)中,对这个問題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主要认为,由石器經銅器到鉄器的发展,这是人类生产工具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就个别地区、个别社会来說,在特殊的条件下,却出现特殊的规律。因为石器在制作上很簡单,是所有人类社会集团都能够自发地做得到的;用提炼得来的銅、青銅和鉄来制造金属器就不可能都是每个社会自发的独立发明。戴裔煊认为,在古代世界出现青銅器时代和鉄器时代,都是由一个中心首先发明輾轉传播到别个地区别个社会,由先而后,由近及远所引起。戴裔煊在論文中列举了历史資料,論証由石器过渡到金属器的几种特殊情况。他认为,由黑非洲的事例可以証明:在特殊的条件下,石器不一定要經过銅器然后发展到鉄器,冶鉄技术也不一定是炼銅技术的进一     

关于《文心雕龙》的“道”的討論

本刊去年第三期发表了陆侃如先生的《<文心雕龙>論“道”》一文后,編輯部又先后收到几篇有关这个問題的討論文章。现摘要发表如下。次序按来稿先后順序排列。     

刘节先生错误历史观点批判

刘节先生从1962年以来,先后在《学术研究》发表了四篇文章:《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問題》、《孔子的“唯仁論”》、《墨子的“兼爱”和实利思想》和作为参加“关于学术研究方法論問题的討論”的《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这些文章的发表,对刘节先生长期所坚持的反馬克思主义的錯誤的历史观点,重新作了一次比較全面的暴露。这些文章的发表,还使我們得以严肃地认真地对刘节先生的錯誤历史观点进行必要的批判,也为一切愿意遵循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历史研究的学术工作者提供了一些反面材料,以便从中吸取教訓,知所警惕。从这一意义說来,坚持百家爭鳴的方針,与刘节先生继續展开討論,对于促进我們的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必将起着积极的作用。     

关于农业是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問題的討論

最近以来,安徽省的第一次經济理論討論会、武汉的《理論战綫》杂志,对“农业是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問題展开了热烈的討論,《經济研究》、《新疆紅旗》、《財經科学》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也先后发表了許多有关該問題的文章。山东省直属机关、經济研究所、以及高等学校更进一步討論了“以农业为基础,农輕重为序,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的問題,展开了热烈     

石器怎样发展到铁器?

一問題的提出 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产的变更和发展,始終是从生产力的变更和发展上,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更和发展上开始。了解生产工具怎样变更和发展,对于了解生产力以至生产的变更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生产工具发展史上,石器、青銅器、鉄器构成史前考古学的三个时代。石器怎样变更和发展到鉄器? 按照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劳动是一切財富的泉源”,“自然界提供劳动以材料,而劳动把材料变为財富。”毫无疑問,由石器到鉄器的变更和发展是由于人类劳动的結果,由于人类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发明与創造。不过,假如我們只是这样簡单而籠統地用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回答这个問題,可以說,还未曾接触到这个問題     

美和美的矛盾规律

在文学批評、文学研究、以及典型問題的討論、社会主义現实主义的理論的鑽研上,我們总会接触到美学思想、美学原則、美学評价,以及美究竟是什么等一系列有关美学的問題。这問題原是非常抽象而复杂的。国內学术界关于美学的著作,原不很多。蔡仪同志的“新美学”,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及“談美”等,虽然較有系統,但他們的論点,却不能說是没有問題。尤其是朱光潜先生的見解,更加值得批判和研究。去年文艺报十二期上,朱光潜先生发表了一篇自我批評的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     

充分展开学术讨论

这一期,我們除了繼續发表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規律的討論文章外,又发表了关于計件工資問題,关于“两个过渡”問题,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規律問題,两条腿走路与对立統一法則問題,教育上的理論与实践问题,以及心理学和文学的阶级性等問題的文章多篇。这些問題都值得学术界研究和进一步展开討論。关于“两个过渡”問题,实貭上是对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的理解問题,而这个問題,又与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規律問題,两条腿走路問題,理論与实踐問题,都属于唯物辯証法在实踐中的运用和发展的問题,过去一年在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中,生动地发展了唯物辯証法,有待于理論工作者加以总結和闡明,以便进一步指导当前的实踐。这些文章,都是属于探討性、研究性的,可能正确,也可能錯誤。我們发表出来,目的在于經过討論,集思广益,以加深对問題的理解和培养追求真理     

关于级差地租存在条件的初步认识——与邓翰维同志商榷

在今年第一期《江汉学报》上,发表了邓翰維同志《对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級差地租問題的初步探索》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不仅探討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級差地租”的形成及其分配問題,而且还涉及到馬克思主义地租理論的一个根本問題,卽:級差地租发生的原因,或者說,級差地租形成的經济条件問題。对这个問題,想談一点极不成熟的看法,井請教于邓翰維同志。     

也谈文学中的典型问题

1962年《文学評論》第六期上发表了蔡仪同志的《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人物》一文,今年《文史哲》第三期,第五期上又发表了狄其骢同志和应汉光同志的两篇文章,这些文章对文学典型的普遍性以及典型的普遍性与阶級性的关系等重要問題作了多方面的探討,对我們研究典型問題有很大启发和帮助。但在这几篇文章提出的論点中也有我們不完全同意的地方,現在     

再評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理論——兼答平心先生給我的一封信

我在《学术月刊》1960年第二期发表了“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論問題”一文,只是作为一个初学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澤东同志著作的青年学生,讀了平心先生的一系列的有关生产力問題的論文之后,感到不能同意他的論点,因而提出了一些商榷性的意見。不料平心先生缺乏冷静,在“四论生产力性质”一文中,說了許多使人遗憾的話,如果平心先生真的能說出个真理来,那也沒有关系。可惜我拜讀了平心先生的“四论生产力性质”一文之后,仍然感到失望,仍然不能同意平     

錯誤思想是怎样产生的

《江淮評論》上期发表了炳石、刘星同志和董玉琛同志的两篇文章,就“錯誤认識是否从实践中产生的”問題展开了討論。弄清这个問題,对于領会馬克思主义认識论的基本原理,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我們願意談談自己的看法,求教于同志們。     

关于民族典型与阶級典型——与贾文昭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1960年第一期发表了賈文昭同志的《試談文艺理論中几个爭論的問題》,将近几年文艺界討論的主要問題,作了概括介紹,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有許多论点是正确的。不过,关于典型問題的某些論点,我們有不同的看法,特提出請教。 賈文昭同志說:“共性无論如何离不开阶級性,分析典型无論如何离不开阶級观点”。无疑,这話是完全正确的。但作者又論述了“需要解决典型的种类問題”,却这样說: 典型是否只有阶級、阶层的典型?有没有时代、民族的典型?不少同志一談到典型,总是只     

再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再評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理論中若干方法論上的錯誤

在《学术月刊》今年第六期,我曾对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理論中若干方法論上的錯誤,提出批評的意見,并初步討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当时討論的重点,主要是針对着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社会属性”迭一錯誤观点而提出的。对于他的生产力“自行增殖”的謬論,原准备留待以后分析。最近两三个月以來,平心先生在《学术月刊》、《新建設》、《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又陆續发表了几篇关于生产力性质的文章,进一步为其錯誤观点辯护。因而,引起学术界許多同志进一步展开爭論和严正的批評,我認为这是完全必要的。本文仍試图着重从方法論上来进一步分析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理論的错誤实质。为了叙述的方便,現分为两个部分来討論。一,評平心先生的生产力“自行增殖”論在方法論上的錯誤;二,再評平心先生在生产力“社会属性”問題上的詭辯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