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化的中国叙事: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历史变迁

国家-个人关系是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视角。通过对个体化叙事在中国百年历史变化中的深刻分析,有利于帮助我们理解个体化在当代中国的意义,以及国家与个人关系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演变路径。新中国成立前的个体化构建一种特定的个体与国家的联结关系: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取向的个体观念。新中国成立后的个体化进程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集体化的生活,个人从传统文化网络组织中脱域然后又重新嵌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再分配系统中;第二次转型是指个人从集体中脱嵌,追求一种为自己而生活、自主人生奋斗式的个体选择。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发展深受以国家为中心的思想传统的影响,表征为一种去政治化的个体化路径。追溯中国文化传统,个体化命题给予当下中国社会最为深刻的启示是一种具有伦理情谊和发挥人生向上的民族精神。     

权界意识的生长:中国个体化社会的形成与国家转型

本文从社会心理结构角度探讨中国个体化社会形成的历史社会进程,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有个体意识、家族意识而无权界意识,这是一个家族制社会;革命后,中国国家建设的逻辑是用国家意识去铲除个体意识,从而形成了一种集体社会;市场化改革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界定产权,将人从集体庇护关系中解脱出来,确立权界意识,这种社会心理结构的转型,为中国个体化社会的成长提供了深层的心理基础.相应地,现代国家的成长,也意味着从传统的家族式统治、计划时代的单位式控制向对公民个人的法治化治理转型.     

个体化：现代性的一个面向——与阎云翔商榷

个人从家庭中独立出来成为权利和义务的主体,这是现代性的一个后果。阎云翔在新作《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中借鉴贝克的“个体化”概念对当前中国社会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社会的个人,正在从各种传统群体和单位组织中独立出来。但笔者认为,个体化只是现代性的其中一个面向,其另一面向是组织化,即个人越来越依赖于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个体化和组织化是相反相成的关系。忽视组织化的现实,以个体化来解释中国社会是片面的,也缺少说服力。     

亲密有间：个体化时代“空巢青年”的生活实践与社会型塑

在个体化崛起的中国社会，“空巢青年”成为社会热点现象，备受学界和媒体关注。近年来，个体化崛起致使“空巢青年”基于自我视角出发，呈现了一种亲密有间的生活方式和情感表达，既实现了基于个人诉求满足的生活设计，又维护了个人与家庭和社群的关系互动。但是亲密有间作为“空巢青年”在微观层面的生活策略，不仅展现了社会力量形塑下“空巢青年”对当下生活的自我探索与妥协，同时也暗含着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能动回应。这既不同于西方第二现代性下自我意识和自我权利的崛起，同时也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个体化崛起的本土特征，为中国婚姻家庭变迁带来新的可能。     

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对个人与社会发展的影响

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结构转型与制度变迁 ,在经济上表现为由传统自然经济 (包括它的变形———计划经济 )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 ;在社会组织形式上表现为由传统共同体社会向现代市民社会的转型 ;在政治制度上表现为由传统的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转型 ;在文化观念上表现为由传统的专制———奴性文化向现代的民主———自主文化的转型。这种转型对个人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从总体上看 ,现代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同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共同体社会相比给个人与社会发展带来了更多的空间、机会和动力     

教育转型论纲

新时期我国教育经历的是转型性改革和发展。理论界关于教育转型有“文化转型”、“历史形态转型”、“知识转型”三种瑜瑕互见的理论观点。我国内地应被转型的“传统教育”不是“近代型学校”,而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学校教育;由它转变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社会的教育,这是当代中国教育转型的实质。教育转型的根本旨趣落实到实践环节中,首要的是育人目标的现代转型。     

中国经济转型期“丰裕中贫困”的成因与治理

中国自经济转型以来,社会生活水平总体上由温饱跨入小康。而体制运行惯性和转型催生的贫富差距勾勒出了凯恩斯所描绘的“丰裕中贫困”。我们所面临的“丰裕中贫困”和凯恩斯的界定有本质之别,它更多地是由传统体制及其运行惯性引发,同时被经济增长过程放大。对其治理的政策设计应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在规范政府行为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转型制度供给主体的作用,进而减少经济转型的压力并使其顺利推进。     

清代救灾体制转换与公共管理近代转型——效能分析与基层案例比较

通过对乾隆江苏如皋饥疫的恶性案例、光绪山东惠民水灾的良性案例与宣统直隶保定新法防疫三个清代救灾案例的比较考察,可以看出由救灾体制所代表的社会危机公共管理体制,在清中后期,伴随社会变动而经历了从传统模式向近代模式的转换。这一转型过程表明,体制性质而非官员素质是决定救灾效能的决定因素,体制组织化是社会公共管理的制度保障,官民力量的整合,使救灾成为集中全社会力量共同进行的公共事业,因而使救灾效能比较显著。这是社会管理制度近代转型的体现。可见清末"社会救助中封建国家的作用"并未下降,反而在体制转型中更加开放、多元、强化而有效。救灾体制转换所显示的效能示范,彰显了新式救灾体制的优势,促进了社会公共管理模式的近代转型。     

“安内攘外”与“反蒋抗日”

“安内攘外”是国民党南京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矛盾的基本方针；“反蒋抗日”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处理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的基本方针。这两个方针是两党在同一历史条件下所做出的不同的历史抉择，这既是由各自不同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也是由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所决定的，反映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互以对方为主要敌人的基本思路。但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国共两党都在调整自己的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并率先放弃“反蒋”的口号，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国共两党在抗日的大前提下，重新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并且最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个体、社会与乡村社会转型——以个体化为视角

社会转型一直是社会学界的热点问题,其中市场转型理论是其集中代表。但是基于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转型理论只有在经济学领域才具有解释力。这种因果性解释难以把握乡村社会结构以及个人与社会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一个个体化进程中的社会逐渐呈现在社会学的面前。     

个体风险的社会管理

中国社会转型既包括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也包括由现代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这就使得中国社会既面临着传统社会的危险,也面临着现代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风险.同时,还面临着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互动而带来的风险.其中,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个体碎片化是中国社会结构性风险的基点.个体的碎片化不仅带来了个体风险认知和决定能力的弱化,同时也使社会风险认知和决定能力弱化.     

微博问政、治理转型与“零碎社会工程”

中国“网坛”,微博崛起.由特殊国情决定,问政、议政甚至“参政”成为中国微博的一种主要功能.微博问政恰与中国所处的微观转型期相吻合,这就是“治理转型”,二者有着高度的对应重合性.如借鉴波普尔“零碎社会工程”理论,又会发现在“微博问政”、“治理转型”和“零碎社会工程”三者之间,隐然有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微博问政”、“治理转型”,是现象层面的呈现,“零碎社会工程”则是从思想高度对其给予了理论上的概括,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启发意义.     

试论我国决策体制的重新构造

一、决策体制的种类 决策体制一般分为三种类型:a)集中化决策;b)分散化决策;c)集中——分散一体化决策。所谓集中化决策,是指一切经济和社会决策主要由最高一层领导机构所决定的决策。例如,在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里,无论个人消费计划还是企业生产经营计划,主要由社会的管理者——政府行政部门所决定。分散化决策,指的是一切经济与生活决策主要由个人或     

基于中国实践的转型经济学理论构建

转型经济学的理论构建要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探讨转型发生的原因和过程,包括动力、方式和推进机制.体制转型是社会的理性构建和自发演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后发国家的体制落差是转型的动力基础.而"学习"的性质决定了转型的方向和目标;转型的实质是利益驱动下的权利结构调整;通过构建政府的目标函数和知识约束建立政府的决策模型,就可以解释政府的改革行为及其差异;中国平滑式转型的基本特征是一系列过渡性制度安排的相互替代,这是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之间进行适应性调整的结果,它不仅为自身提供了动力,而且在结构变化的同时保证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中国政治转型问题研究热点述评

“政治转型”这一概念在国内外不同的理论语境中具有不同含义。本文讲的“政治转型” ,主要指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集权的政治体制 ,向与市场经济体制和宪政理念相适应的民主的政治体制的转变。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中国的政治转型更多地是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式进行的。因而 ,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关注常高于对政治转型的关注。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上的讲话发表后 ,海内外对中国的政治转型问题的兴趣不断高涨。在这种背景下 ,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５ -１６日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转型中的中国政治与政治学发展”国际学术研…     

从西方“人的安全”观引发的思考

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冲击下,过去传统安全领域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焦虑大都集中在国家生存的想象上。然而在今天的世界中,人们发现人类生存所面临的更直接、更现实的威胁扩展到了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从而使得个人和人类社会成为这些问题的最大受害者,同时也成为安全的感知者,西方国家“人的安全观”虽然不足以成为安全观转型的坐标,然而其对“人的安全”问题的凸显却足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中国乡村社会的个体化与治理转型

个体化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现代性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日益个体化,农民个体不断地从先赋性群体、集体性组织及封闭性管理体制中脱离出来,对乡村社会的组织与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本文从大历史的角度回顾我国乡村社会个体与群体组织及管治权力关系的变化,分析农民个体化的历史进程及不同时代乡村社会治理的结构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当前乡村社会的个体化发展及其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影响以及个体化时代乡村治理体制转型和发展的方向,为进一步构建和完善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提供参考。     

转型期社会的文化困惑与选择

转型期社会的文化困惑与选择张静蓉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双重的转型时期，既要完成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又要实现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内完成这两种不同内涵的转型，应该说是人类历史上颇为罕见的现象，然...     

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义利问题:一种社会学的研究范式

一、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开始 ,中国即进入了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社会转型期”。而自１９７９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更是进入了一个社会转型加速期。（郑杭生 ,１９９６:序）社会转型（ｓｏｃ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着重指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这种社会的加速转型是以“市场转换”（ｔｒａｎｓｔｉ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为核心和主轴展开的。曾几何时 ,市场经济还被视为一种为了追求个人和局部利益…     

“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对五四“个性解放”思潮的再认识

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五四是一个“人的发现”和“人的自觉”的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认识到“发展个性”的极端重要性：一方面,如果要阻碍个性之发展,破坏个性之存在,那就是“万恶之源”;一方面,每一个人都要“做大群里独立健全”的一分子,这是“完成人格”的必要条件。五四“个人主义”与“个性解放”思想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充分认识个人的价值与认真体现个人的责任。“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这是对五四“个性主义”或“个性解放”的最好的解释。五四“个性主义”或“个性解放”思潮是推动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强大动力。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消极的左倾形式主义的倾向,致使五四运动之后革命文学主题迅速由“个性主义”和“个性解放”转向了“集体主义”。鲁迅、胡适、茅盾、巴金等作家坚持和发扬了五四文学的个性解放思想,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