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先生与"封建主义"问题研究

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问题是为现代史学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从20世纪30年代起,国内学界就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限界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至50年代中晚期最终形成了三大主要学派,即所谓的"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以及"魏晋封建论"."50年代初,苏联史学界关于古代东方的研究成果较多地介绍到中国来,一部分中国学者开始从世界史的角度重新探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逐步形成了魏晋封建论的系统见解."[1]     

中国社会封建化述论

一、众说纷紜原因安在古史分期问题,实际上指的是奴隶制向封建制演变诸问题,尤其是奴隶制下限及封建制的起点问题。正确她解决古史分期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古代史的研究和揭示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也关系到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五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先后两度展开广泛的讨论,但依然人言各殊、难以接近。据统计,关于中国封建社会起于何时就有七说之多,即西周、春秋、战国、秦、西汉、东汉、魏晋。如抓纲执要亦可并为三说:范文澜、翦伯赞先生的西周封建说;郭沫若先生的战国封建说;尚钺、王仲荦、王思治等先生的魏晋封建说。上下千余年,差别如此巨大,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对奴隶制发     

魏晋南北朝时期奴婢阶层研究综述

建国以来关于奴婢阶层的研究大多是因古史分期的讨论而展开的。不管是魏晋封建说,还是西周封建说等其他学说,都无法摆脱对奴婢这一阶层的认识和理解,只不过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对这一阶层进行诠释的。不过,除翦伯赞先生在《历史研究》1954     

田昌五先生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

田昌五先生对古史分期问题的研究以 2 0世纪 80年代中期为界 :此前主要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宗族奴隶社会 ,使其战国封建论自成体系 ;此后 ,则摆脱五种生产方式的束缚 ,探索中国历史发展规律 ,最终完成中国历史新体系 ,把远古到清末的历史分为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封建帝制时代 ,提出了封建帝制时代循环发展的理论系统。其理论和观点自然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有所修正 ,其不宥于传统 ,不宥于自我 ,不断更新的科学探索精神和学术品格 ,则值得发扬光大     

从人口数量规模变化规律看中国古史分期

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五十年来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许多专家学者不懈地进行探索,提出了西周、春秋、战国、秦、西汉、东汉、东汉后期、魏晋等不同时期的封建说①,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来。纵观各家的研究方法,多从微观方面入手。如:或以     

再论西周社会性质

古史分期问题,在近年集体编写中国通史教本的新形势下,又展开很热烈的讨论,这是很好的现象。我一向是同意西周封建社会说的,在1956--1957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继续发表过《西周的社会性质》-文。其中所提出的问题和阐说,似乎并未引起同志们的注意,现在把这些论点加以补充修正,再提出来向同志们请教。在最近两年来,主纺西周封建说的同志们中提出几个相当重要的论点,我以为是值得注意的。如唐天日同志:《关于古史分期讨论中的生产力水平问题》。(1960年10月18日文汇报)其次,束世澄同志:《论领主制社会是封建社     

顾颉刚与闻一多神话研究比较

顾颉刚为研究古史而进入神话研究领域,并得出"古史即神话"的结论,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及"历史演进法",为系统梳理与研究中国古神话开辟了道路.闻一多自觉地把神话研究与诗学理论结合起来,开拓了神话学的诗学研究天地,他采用人类学"三重证据法",解开了古诗阅读中的神话之谜.     

秦至清中国社会"非封建"刍议

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主流倾向于将秦至清两千余年称"封建社会",此后在"五种社会形态"框架内,此论更成为流行说,从而使"封建"脱离了古义(本义)和西义(世界通义),也有悖于马克思的封建原论.实考秦至清两千余年,封建制已退居次席,而有别于封建领主经济的地主经济.以及不同于分封、世袭的贵族政治的僚政治于起伏跌宕间一以贯之.长期延续的是由宗法制、地主制、专制帝制综合而成的社会形态.在西欧、日本有典型表现的封建化三特征--农人农奴化、土地庄园化、政权多元化,中国秦至清的大势与之背反.故秦汉至明清冠以"封建社会",显然不得要领,而称之"宗法地主专制社会",似可昭示其社会组织、经济结构、政治体制诸层面的基本特征.又可简称为"非封建"的"皇权时代".     

报告文学的批判"退位"了吗--与范培松先生商榷

文章针对<论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批判退位>提出完全相反的看法,认为90年代报告文学不但未"批判退位",而且走向了深化、成熟与自觉第一,问题报告文学不但未成为"明日黄花",而且已向纵深发展为重要品类;作家们不但未"自动放弃批判",而且坚持了精神操守;第二,90年代报告文学并非"趋向甜蜜化",而是适当调整和正确处理了歌颂与批判等关系;即使是没有"深刻批判内涵"的"颂歌",也与"战歌"相互补充;第三,"泛批判"报告文学不但未导致批判"钝化",而且促进了批判"深化";"特指"批判与"泛指"批判相互融合、共同发展.最后,产生"退位"说的原因是未全面、深入从整体上把握80年代与90年代文学的创作实际.     

“西周封建说”首创之问题探析——关涉吕振羽、范文澜和吴玉章之学术影响

在"西周封建说"首创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的一些模糊认识有待澄清。吕振羽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角度提出"西周封建说"之时,人们对于"封建"的流行认识还停留在传统意义之上。可是,由于范文澜的地位和威望高于吕振羽,后来其关于"西周封建说"的论述也更为系统,因此学界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角度讨论"西周封建说"皆以范文澜为代表。范文澜在"西周封建说"问题上推崇吴玉章,造成是吴玉章首创"西周封建说"的印象。即使说是吴玉章提出"西周封建说",那也应是在吕振羽之后。同时,说吴玉章受到吕振羽的影响,则还需作更为深入和细致的探讨。     

《寻找格林先生》中的零度与偏离

《寻找格林先生》是美国小说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的著名短篇小说.采用修辞学作为方法论意义的零度与偏离二元关系,解读小说中作为善的零度以及人物对于作为善的零度的追求和在追求中表现出的偏离形象;格林先生是善的化身,是以零度空位的形式隐含地贯穿于整个小说的始终,通过不同人物对善的追求体现出来.通过对格林先生及其偏离形象的刻画,贝娄表达了对善的追求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思想.     

《总统先生》艺术表现方法论析

阿斯图里亚斯代表性作品《总统先生》在使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手段之外 ,还运用了刻意渲染恐怖场景与气氛 ,把畏惧心理外化为客观物象 ,以及幻觉描写、梦境描写、神鬼人混杂描写等表现方法 ,使小说具有突出的表现力和强烈的感染力     

"信任"、"信念"、与"信仰"--与克拉克先生商榷

本文通过区分"信任"、"信念"、"信仰"三个概念的不同存在地位,反驳克拉克信仰上帝"无需证据,不必论证"论点论证之欠妥.     

《史记》“尚让”思想探究

中华民族"反争尚让"的思想由来已久.司马迁在<史记>中更是通过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整合,以史传心,"成一家之言",形成了系统的"尚让"思想.在诸多让名、让利、让位、让生、让国,乃至让天下的史事中,体现着太史公追求的人人自律、崇礼贵让的道德理想,和"天下为公"、礼让为国的政治理想.其"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的社会理想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现实到理想"与"从理想到现实"--厉以宁先生与吴敬琏先生经济思想比较

厉以宁与吴敬链先生是目前国内经济学界2位颇有影响的学者.他们之间的经济思想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着诸多不同.本文对两位学者关于中国改革的"主线"、资本市场以及新经济等经济思想的分歧进行了比较.     

读李瑞禾先生的《广韵与现代汉语方言》

李瑞禾先生的《广韵与现代汉语方言》是一本既实用又有学术价值的语言学专著。该书具有如下特点:循序渐进、深入浅出、注意实用、有学术价值。     

论周汝昌先生“写实自传说”的失误

对于周汝昌先生的"写实自传说",上个世纪以来,还没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认真的批评.其实"写实自传说"与<红楼梦>的实际不符.曹雪芹说自己创作的<红楼梦>是真事隐去的"假语村言",承认自己的人物故事是虚构的.脂砚斋也说小说主人公贾宝玉只生活于<红楼梦>中,认为这是古今小说戏剧中从来没有的人物,也是他在现实生活中从没见到过的人物,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贾宝玉即曹雪芹的自传说.同时,"写实自传说"在贾宝玉即曹雪芹、贾府是曹家、恭王府是大观园遗址三大问题上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破绽,它无法自圆其说,因此,它不可能成为20世纪惟一能站得住脚的红学成果.     

钱锺书"意象"说献疑

钱锺书先生(包括敏泽先生 )有关“意象”的某些观点似存疑点。首先,《文心雕龙·神思》里的“意象”两字,并非是“意”的偶词,其内在蕴涵包含了“意”(主体情意)和“象”(客观物象)。其次,“意象”作为一个组词,并非是由刘勰第一次提出来的,它实际上首次出现在王充《论衡·乱龙》中。另外,明前后七子与唐人诗学理论中所用的“意象”,两者的美学蕴涵相同,都是指审美情感性意象。     

论“‘所知’是‘所可能知道的’”——兼评刘永富先生与张帆先生关于“所知”争鸣的实质

理解"'所知'是'所可能知道的'"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可能"这一语词."可能"一词具有双重意义:一是相对于不可能而言,二是相对于现实而言.在"所知学"中,"可能"是相对于不可能而言的,因此,"'所知'是'所可能知道的'"这一观点所要表达的,既是现实地知道的、也是想象地知道的.刘永富先生与张帆先生由于在不同意义上理解了"可能"这一语词,所以他们关于"'所知'是什么"的讨论很难形成正面交锋,从而也难以形成有积极意义的结果.     

《藤野先生》“失真”探微

鲁迅散文《藤野先生》中的叙述,与藤野严九郎本人的回忆相比较,存在“失真”之处。但这种“失真”并非有意“作伪”,而恰恰是鲁迅真实情感的流露。失真的主要原因在于藤野先生当年给予了他“雪中送炭”般的关心;另外,作者写作时诸事不利,也使回忆搀杂了许多心理因素,温暖之情再度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