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美育思想的现代意义

蔡元培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西方现代文明结合于教育理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揭示了美育的性质,扩展与深化了美育的本质,明确肯定了美育的地位,并且强调了美育的实践性功能,丰富、完整而系统的美育思想对中国教育界、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深刻理解蔡元培美育思想的现代意义,建立科学的美育理论,有利于美育的进一步推进。     

中国现代美育的历史进程与目标取向

美育在中国是作为一项自觉设计的“现代性”工程浮出历史地平线的。从社会语境上来看,它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和现代化追求相匹配;从思想文化背景上来看,他以对现代思想和学术的知识诉求为精神支撑。就历史进程而言,20世纪前半叶是中国现代美育的倡导、确立与初步探索时期,建国至今的50多年则是中国现代美育的沉寂与再恢复以至繁荣发展时期,前后两个阶段的美育理论研究和美育实践探索各有其关注重点和时代特色。但无论前期还是后期,为兴业强国的目的而新民立人,始终都是中国现代教育也是中国现代美育的目标和使命所在,从而使中国现代美育具有了深刻的历史与人文蕴含。     

论中国现代美育思潮的理论起点与历史困境

中国现代美育思潮肇始于风雨飘摇、国贫民弱的清末民初之际,目的是通过美育"新民"以图自强;而其理论起点,则来自于西方现代美育理论,认为美育的基本内容是情感教育,美育的基本手段则是艺术教育。中国现代美育的历史需求与理论起点之间产生了诸多困境:在美育理论上,美育"新民"的目标性与美育作为情感教育的独立性产生了矛盾;在美育实践过程中,中国现代美育"求新"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却只能借助于中国古老的艺术资源。     

论中国现代音乐教育观念对中国传统乐教精神的继承

中国现代音乐教育观念对中国传统乐教精神有着自觉的承续意识。它首先延续了传统乐教对于音乐教育本质的界定,将其定义为审美教育、道德教育、伦理教育与政治教育相融合的综合性教育,而非纯粹的美育。与此同时,中国现代音乐教育还捡拾起了乐教观念中强调音乐社会功利价值的传统,以音乐教育为工具,将一些现代观念如"民主""科学""民族富强"等注入其中,来实现民族的新生。此外,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家在大谈音乐的社会功能的同时,也在进行着一场现代化的"正乐"运动,有着古代士大夫以雅、正之乐教化天下的影子。所有这一切,都是使得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与传统乐教有了一定的相通之处,二者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     

现代形式与儒学精神——在比较中寻求中国美育现代性的发展与重建

中国美育现代性诞生于中国传统文化内发性的矛 盾运动之中,在西学东渐与中西融合中形成了知识学形态,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学术、文 化、教育机制中得以全面拓展。但是 ,民族语境的差异、现代启蒙的曲折,导致现代人知性意识的残缺乃至德性精神的失落。因 此,借鉴其他民族的经验、变革儒学并张扬其知性精神,重塑现代民族的文化根基,是发展 与重建中国美育现代性的必由之路。     

略论西方美育理论在现代中国的传播

现代中国美育理论和思想理论的建构与西方美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紧密相联。现代中国美育的概念形式,大多是在译介和传播西方学人如鲍姆嘉通、康德和席勒诸人的美学等现代知识学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当代学者张君劢、沈建平在全面介绍并评述西方美育定义及其派系状态的过程中,对现代中国美育整体形式建构及其知识学之分类研究作出了较大努力,也取得了显著成绩。     

美育与建国——新文化运动的美育迷思

本文分析了新文化运动前后美育思潮的若干面相,认为美育不仅是培养审美能力之教育,而且直接指涉现代国家精神秩序的形塑。康有为、梁启超从儒家传统美育思想之“转移风气”出发,以培育现代国民为目的;至王国维、蔡元培则受德国哲学影响,提倡“超功利”的美育观,偏离了塑造现代国家与国民精神的轨道,是为一种歧出;而后革命化、政治化美育风起云涌,主导了现代中国的美育实践。文章认为,“政府主导、修身为先、变化风气”的儒家美育思想在现代建国进程中仍然有其生命力。     

中国现代人本主义美育思想的实践理性与融合视野

中国现代人本主义美育思想并非纯粹的理论建构,其思考路向和问题设定都与中国社会的具体现实问题紧密相关,把美的情感教育落实于具体的"立人"实践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实践理性追求和现实针对性。作为系统的理论建构,中国现代人本主义美育思想又融合着中西美育思想的精华,在借重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传统的同时,又沿着西方哲学固有的传统思路,以"知、情、意"对应"真、美、善",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美育理论与席勒、康德、卢梭和尼采等人都有着深刻的联系,具体表现为对于感性、生命、情感,人的个体存在价值及其意义的探讨和分析。     

论中国现代美育思潮中的信仰精神及其对中国梦的意义

中国现代美育思潮是在中国传统信仰失落的情形下为弥补人们的信仰缺失而作出的文化尝试,它着眼于整体的中国现代文化蓝图,试图以审美教育为基础构建起一种全新的现代信仰模式,所倡导的是理性与信仰并重的现代性文化规划。中国现代美育思潮的深层意蕴是希图将现代审美精神的确立与民族振兴的渴望融汇在一起,进而缔造出一片能够真正抚慰现代中国人灵魂的信仰之海。这对中国梦的最大启示在于:中国梦建设须将信仰作为自身的一个重要功能要素加以强化,并通过审美精神的融入将其转化为人们自觉的精神诉求,以自身信仰承载价值的实现来应对当代的信仰危机,真正成为能够召唤时代的伟大精神体系。     

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伦理学维度

王国维强调艺术和审美的“解脱”价值,同时也主张要在保持美育独立性的前提下突出美育对德育的工具性价值;而王国维美育伦理学观念中最有意义的部分,则是在席勒“感性—审美—道德”阶段性发展思路的指引下,强调“美丽之心”“美情”对道德建构的基础性意义。与王国维不同,蔡元培更注重席勒以美育囊括德育、引领德育的思路,他将伦理学的核心诉求与美学精神的建构融合起来,强调美育与德育的同一性与融合性。朱光潜通过“想象”阐发“同情”,并由此而强调“美育为德育的基础”,在此前提下,他又从西方现代生命伦理学和中国传统礼乐精神出发,打造和倡导“问心的道德”,凸显感性生命的激活对于道德建构的决定性意义。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的美育伦理观念虽然各有侧重,但都强调以审美来纯洁和完善人性,以人性的自然舒展来实现道德的生长和拓展,这是现代人道主义伦理精神的体现,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核心理论诉求。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初论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是在前人理论的指导下提出的一个符合经营思想创新要求的理念。通过企业生产力要素的变化过程,可发现它们对提升企业经营力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对于指导企业创新实践的成功意义十分重大,能够促使企业在管理模式、创新方法、人才管理、形象塑造等方面突破旧式,使企业以更先进、更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生存。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