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孟子良心观

“良心”一词最早见于《孟子·告子上》篇“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一语,本义指人本然之善心,置重于个人天赋所具之性,并散发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心”。考察孟子“性善”论和“四心四端说”,探求其良心观的践行之方,可以证明孟子良心观之于个人成善、成德的内在致思理路。     

朱熹的形上学:解释性的而非基础主义的

形上学有两种类型:基础主义的和解释性的.持后形上学立场的学者对形上学的批判大部分指向前者而非后者.朱熹的形上学,特别是其关于人性的形上学,是解释性的而非基础主义的,因此,它可以避免来自后形上学思想家所提出的批评.它从以下两方面的经验事实出发并试图对这样的经验事实做出解释:存在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等人类情感;人禽之辨,前者可以在道德上臻于完善而后者不可能.朱熹的人性形上学对我们的道德修养起到一种重要的规范作用.     

至善与性善:康德与孟子人性论的异同

在人性论的探究方面,中外哲学存在着差异。西方康德和中国孟子的人性论是具有代表性的。通过比较自由意志与人性本善、意志立法与仁义内在、道德动力与理义悦心三方面可以发现,康德将道德的目标导向"至善",而孟子则以"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确立了"性善"学说。     

评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

道德的形上学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思想的核心。这一哲学理论， 以无执的存有论和执的存有论为框架．以良知的自我坎陷为纽带，贯通道德本体界和自然存在界 的阻隔，把儒家的心性本体论和康德的形上学结为一体，在海外有着很大影响。本文详细地剖析了 这一哲学思想，指出这一哲学理论是儒家道德的形上学在近代受到西方文化挑战的产物，其目的 是将西方文化推重科学的精神纳入儒家的心性本体论，重建儒家道德的形上学，以回应西方文化 的挑战。本文同时指出了这一哲学理论的缺陷及其面临的理论难题。     

论王船山“观解的形上学”体系及其对儒学宗教性的消解

一个具有启蒙作用的圆满的哲学体系必须是'体证的形上学'与'观解的形上学'并建,但船山的生命形态之于'体证的形上学'根本隔膜,故他只建立了'观解的形上学'体系。这样的哲学体系必然导致对儒学宗教性的消解,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船山'观解的形上学'体系的唯一本体是'气',由此而重建儒家天人性命之道德系统,必导致以知识的方式论道德,从而消解儒家天人之学的宗教性。其二,以'知几审位'为工夫,必导致以知能之优越论圣人,从而消解圣人的道德宗教性位格。由于对宗教性的消解,船山哲学有肤浅的事务主义之嫌,且有滑入价值虚无主义的可能。要避免这种嫌疑及可能性,必须补上'体证的形上学',使之成为一个圆满的哲学体系。由此,方可言真正的事功与启蒙。     

方东美论中国哲学形上学的方法论反省

方东美对中国当代儒学的发展在形上学领域做出了具有开拓意义的贡献。从哲学基本问题审视其理论可看出,方东美对中国哲学形上学义理形态所作的理解,是将为人处事的人生观普遍化为整体存在界的理论体系。他认为中国哲学的形上学是既有超越维度又有普遍的内在义涵。儒家哲学以易传哲学为儒家形上学的理想形态,《论语》则是儒家哲学的境界哲学;在道家哲学中老子哲学的形上学表征为“体用相征”四个面向。但方东美的理论体系中没有明确言及工夫论哲学,即未能指向现实的实践领域,致使儒释道的同异辩证不易清晰判定。     

道德的形上学与审美形而上学——牟宗三与李泽厚哲学比较研究

从牟宗三批判康德的"道德情感"入手,既可以为理解牟宗三与康德的哲学差异,也可以为理解李泽厚与牟宗三的哲学差异找到入口。牟宗三提升康德"道德底形上学"为"道德的形上学",李泽厚则提出了"审美形而上学"的新思想,前者让实践理性充其极,后者则以人类实践作根基,其根本思想差异在于"两个世界"与"一个世界"之别。李泽厚批判以牟宗三代表的"即内在即超越"论,质疑这种"内在超越论"如何内在?超越什么?最终超越到哪里去?李泽厚批判牟宗三"即存有即活动",最终关注"道德实践","智的直觉"通过作为神秘经验之"逆觉体证"来实现,李泽厚则是以"生产实践"为思想根基,认定"宗教性道德"对"社会性道德"形成范导,并指向"理性的神秘"。李泽厚批判牟宗三"即道德即宗教"论,批判"儒学第三期"受佛教影响而追求宗教品格,转而强调儒学思想"即道德即审美即准宗教"。透过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与李泽厚"审美形而上学"之哲学比较,可以发见未来中国儒家发展之路。     

为政治奠基：论法家的政治形上学

法家政治形上学在先秦时期经历了一个显著的演变过程：由《管子》应然的政治形上学向《韩非子》实然的政治形上学发展,其实质就是由关注政治伦理的视角转向关注人类政治实然形态的视角。法家以道与天地万物的形上秩序为依据,构建一种以君道为核心,以君、臣、民为结构的政治秩序,涉及“一”与“多”、“常”与“变”、“显”与“隐”、“无弃”与“干涉”等人类政治的根本困境。《管子》以道与天道之价值来统摄政治,对恶的或非仁义的手段持否定态度;而《韩非子》则以道理论之存有原理为依据,主张圣人以“缘理”和“取情实”来指导实际的政治生活,黑白、善恶皆蕴涵于其中。人类政治既有存有层面的客观事实及其必然道理,又有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道德原则,是事实与价值的辩证统一。韩非子真正从政治形上学的角度为人类政治奠基并指出了人类政治的实质。     

孟子“存心养气”“反省自爱”的修身之道

孟子的修身思想概括起来说就是 :存心养气 ,反省自爱。具体说就是 ,要培养人的善心善性 ,并使之发展为仁、义、礼、智 ,要注重后天的修养 ,追求道德最高境界 ,存心寡欲 ,集义养气 ,在不断反省检查中完善自己     

德治视野下的法治:以孟子为视角

孟子以性善论为逻辑起点构建其思想体系。从本质上说,孟子的思想体系是一种德治思想。这一德治思想中蕴涵着孟子关于法律的思辨。孟子的法律思想深刻地关注着经验的人伦世界,向历史上的"先王之道"中求索政治法律制度建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摒弃功利主义、结果主义,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的经典命题。孟子的法律思想主要体现在其"仁政"学说中。在今天,孟子的法律思想依然有着积极的时代价值。     

孟子“仁义”伦理思想略论

从孟子伦理思想的内在逻辑看,性善论、仁政思想、义利观和道德修养论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一个整体。这几个方面以“性善论”为理论基础,以“内圣外王”为主线,以道德修养论为实现“内圣”的基本路径,以仁政为实现“外王”的方略,突显“仁义”伦理的思想特质,构建了一个系统性很强的思想理论体系。     

孟子性善论新探

在孟子的性善论中,人性概念是与“命”、“心”概念紧密联系的,命是性的本原,心是性的显现。性和心的含义都包括“体”和“用”两层:从体而言,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良能,心是人的良心本心;从用而言,性是仁义礼智四端,心是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四心。良心本心作为性善论的立论基础,是人的道德本能、道德理性和道德意志的集合,其显现过程是从道德本能出发经过道德理性逐渐上升到道德意志的过程。孟子的性善论不是向善论,而是性本善论。     

"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究竟要不要精神的底线?

张光芒试图从时代的深层需求入手论证道德形而上主义存在的根据及价值,提出为道德而道德是文化根基的重建,为形而上而形而上是人性上升的路向,而为主义而主义是文化启蒙的终极,他希望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精神要义及其感应时代深层需要的迫切性、艰难性由此引起同情的理解.熊元义则认为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这对矛盾在根本上是统一的,但它有时出现尖锐对立.因此必须在历史的发展中进行道德批判,而不是相反.任何形式的放弃道德批判都是不可取的.符杰祥试图以"同情的理解"作为批判道德形而上文学的前提,他一方面承认道德形而上主义所表露出来的问题意识是深刻而严肃的,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它的问题限度与回归道德主义的危险.武善增的文章则对"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精神底线的缺失及扭曲人性的可能后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提出对人性的世俗幸福的呵护与捍卫,才是促进新世纪文学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道德形而上主义:反思百年文学"启蒙"问题的可能与限度

张光芒试图从时代的深层需求入手论证道德形而上主义存在的根据及价值,提出为道德而道德是文化根基的重建,为形而上而形而上是人性上升的路向,而为主义而主义是文化启蒙的终极,他希望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精神要义及其感应时代深层需要的迫切性、艰难性由此引起同情的理解.熊元义则认为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这对矛盾在根本上是统一的,但它有时出现尖锐对立.因此必须在历史的发展中进行道德批判,而不是相反.任何形式的放弃道德批判都是不可取的.符杰祥试图以"同情的理解"作为批判道德形而上文学的前提,他一方面承认道德形而上主义所表露出来的问题意识是深刻而严肃的,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它的问题限度与回归道德主义的危险.武善增的文章则对"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精神底线的缺失及扭曲人性的可能后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提出对人性的世俗幸福的呵护与捍卫,才是促进新世纪文学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论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的精神

意识到中西形而上学有形态上的重大差异,我们暂时悬置西方形而上学的观念,仅以《周易·系辞传》关于“形而上”、“形而下”的意思,把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阐述为追求得道而转换自身生存状态的活动及其体验式的反思。根据这一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的观念,我们探讨具有生存自觉性的修身养性活动的哲学意义,并将它看成是中华民族“其命维新”的源泉。中国形而上学意义的澄清也为中西哲学的会通提出了新课题。     

道德形而上主义的三重境界

张光芒试图从时代的深层需求入手论证道德形而上主义存在的根据及价值 ,提出为道德而道德是文化根基的重建 ,为形而上而形而上是人性上升的路向 ,而为主义而主义是文化启蒙的终极 ,他希望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精神要义及其感应时代深层需要的迫切性、艰难性由此引起同情的理解。熊元义则认为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这对矛盾在根本上是统一的 ,但它有时出现尖锐对立。因此必须在历史的发展中进行道德批判 ,而不是相反。任何形式的放弃道德批判都是不可取的。符杰祥试图以“同情的理解”作为批判道德形而上文学的前提 ,他一方面承认道德形而上主义所表露出来的问题意识是深刻而严肃的 ,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它的问题限度与回归道德主义的危险。武善增的文章则对“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精神底线的缺失及扭曲人性的可能后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提出对人性的世俗幸福的呵护与捍卫 ,才是促进新世纪文学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对立统一学说--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自赫拉克利特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对立统一思想以来,先哲们纷纷向其提出了挑战,但都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亚里士多德另辟蹊径,直接从形式逻辑的判断入手,强调在“事物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并通过“由潜能到现实”的转化方式实现事物的对立与统一。但他企图用“纯粹现实”的“终极因”来说明一切事物发展,正是这种“神学”的藩篱,最后扼杀了亚里士多德的唯物论,也扼杀了他的辩证法。     

《论语》的形上学研究

《论语》中有没有形上学的思想内容?研究者认识不一,莫衷一是。一般说来,在形上与形下、本质与现象、经验与超验的问题上,孔子更倾向于对存在的非超验把握。但在《论语》中,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中,孔子思想也不仅仅局限于形而下的方面,他也论及了诸多形而上的问题,其性与天道论、下学而上达论、仁论等都具有形上学的意义,且其形而下之论有着深刻的形而上的理据。     

儒家、道家两种性善论与教育思想之比较

儒家、道家都主张性善论。共同点主要体现在二者都基于关注社会问题、人性问题和如何协调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问题,以及都主张人性是善的两个方面。区别主要体现在:一是儒家是站在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问题,其理论注重务实性;而道家更注重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提出问题,其理论玄远而富于辩证法。二是儒家以仁、义、礼、智为人性内容,认为培养这四端就能达到至善境界;道家认为人类的善就是按其本性生活,倡导"归根复命",知足养性。由此出发,儒家、道家的教育思想有很大不同。但儒家、道家互补的教育价值观和道家所重视的自然人本主义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价值观的确立和教育生态问题的重视和研究都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论审美与幸福——关于幸福的形而上学研究

在美的形而上学视域中,世界是以一即一切与一切即一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而幸福感则源于对世界的这种审美观照。由于审美观照方式不同,个体的幸福感也就不同:它们分属于酒神型与日神型这两大类型。幸福的获取有待于幸福人格的重建,这意味着人从本质上要成为游戏的人。现实中对于幸福的追求是生命的一项冒险与挑战。人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未必能获得幸福,反倒会遭遇痛苦;然而,这种痛苦的承担却成就了生命的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