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责任公司隐名投资人股东资格认定——对《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再思考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公司立法的滞后,实务中有关隐名投资纠纷的处理一直处于混乱状态。2011年《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出台,该解释旨在解决司法实务的困境,确认了隐名投资人的存在、权益和责任。但有关隐名投资人股东身份认定问题没有提出一个完善的标准。本文拟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特征和认定标准出发,分析了隐名投资人的特殊法律地位．并提出了确认隐名投资人股东资格的三标准。     

隐名股东资格认定及其责任承担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投资领域异常活跃,经济领域中出现了大量的隐名投资行为,由此产生了隐名股东。由于我国现行公司法未对隐名股东资格认定作出明确规定,致使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法院对这类纠纷的处理结果比较混乱,使得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责任难以划分。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标准及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应从隐名股东的成因进行分析,并对规制隐名股东进行相关立法。     

有限责任公司隐名出资人之股东资格探讨

隐名出资行为该如何认定,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征求意见稿）中的合理部分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     

论执行异议之诉中隐名股东资格的确认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27条规定执行异议之诉的立法宗旨要求执行法院查明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实体权利,能否请求排除强制执行。公司法具有私法、交易法、团体法特性,究其本质上仍然属于私法,出资属于股东实质特征,公司章程、工商登记、股东名册等属于股东形式特征,当各种类型的股东特征出现在同一诉争中,实质特征与形式特征互相冲突时,可以采取“在个案中之法益衡量”方法,以实现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公正。执行异议之诉中隐名股东资格的确认应当遵循实质特征优先的特殊规则,从而决定是否继续对执行标的强制执行。     

隐名股东的法律界定

隐名股东是指在公司内部和（或）外部隐瞒自己的真实姓名或名称,以他人名义或虚拟主体的名义向公司进行股权投资而实际承担出资义务的公司实际投资人。隐名股东不同于干股股东和空股股东;隐名股东的产生有其经济、制度、社会等诸方面的原因;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对隐名股东进行多种分类;非协议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不存在协商一致的合同法律关系;协议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有的是一种信托隐名投资合同关系,有的是一种委托隐名投资合同关系。     

隐名股东投资合同解析——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为基础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认可了隐名股东的存在和地位,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依据投资合同确定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尤其是隐名股东的实际出资义务和投资权益,投资协议据此成为显隐股东之间的关键合同。投资合同的核心内容是投资权益,可将该权益的范围解释为股东自益权,但不应当包括共益权,显名股东行使共益权以不得恶意损害隐名股东利益为原则。     

论隐名股东确认之诉

随着公司隐名出资的日益增多,司法实践中诉请确认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的案件也越发常见。我国《公司法》对此无明确规定,造成司法实践中的困难。笔者从与隐名出资相关的法律规定入手,提出隐名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应遵循的原则与基本路径。     

隐名股东的确认及其立法构想

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隐名股东，尤其是随着企业改制的深入发展，隐名股东更成为不可忽视的现实存在。由于我国法律对于隐名股东的问题没有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致使一些人为了规避法律而成为隐名股东，而有的人却因为改制的原因非自愿地成为隐名股东，后者往往是弱者，但利益却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成为企业改制的牺牲品。文章针对这种现象探讨了隐名股东资格的确认及其确认标准，并提出了自己的立法构想。     

出资继承中股东资格取得问题再思考——兼评新修订《公司法》第76条

法学界关于股东资格取得的几种代表性观点都有欠科学的一面,出资继承实质上是法定财产的继承,不同于股东资格的取得,股东资格的取得必须同时符合“资合”与“人合”两个条件。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76条的规定对于在可法实践中处理出资继承的纠纷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但仍存在条文规定不全面,过于原则和抽象,缺乏相应的程序性规定,可操作性差,对出资继承人权益保护不足等问题,需要在今后的立法中进一步加以完善。     

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界说——以公民权之司法保护为基点

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由于受损的是公共利益,因而在诉讼中由谁来提起诉讼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而言,考虑到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价值取向和司法实践,在公民权之司法保护的语境下,结合域外行政公益诉讼的发展趋势．应赋予我国公民个人、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以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制度的法律思考

证人证言是民事诉讼中普遍使用的一种证据 ,但是在我国对它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 ,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强调证人资格 ,没有很好地把握证人权利义务的统一。     

《合同法》的代理规定与外贸代理制的完善

在《合同法》颁布之前 ,外贸代理制实行了十余年 ,因其缺陷过多推而不广。《合同法》对代理制度的补充和修正 ,使外贸代理制的法律依据更全面、更明确、更完善。随着《合同法》的有关规定适用于外贸代理及外贸经营权的放开 ,外贸代理制的发展会越来越快 ,作用会越来越大。     

《欧洲地区高等教育相关资格认可公约》述评

《欧洲地区高等教育相关资格认可公约》是欧洲地区国家在教育资格认可领域达成的第一个统一性综合公约,其实施对于该地区消除人员流动的政策、法律和其他结构性障碍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对该地区不同教育制度有重要的协调作用。由于该公约由欧洲委员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制定,因此,其影响已经超越了欧洲地区。     

定向增发、大股东利益补偿与公司绩效

定向增发中涉及的大股东利益补偿问题越来越引起政府监管者的重视,增发定价的高折价率、公允性都会直接关乎大股东的利益补偿.以2012-2015年成功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发行折价率为研究重点,探究了大股东利益补偿问题对增发上市公司财务指标的影响情况,分析了大股东参与认购定向增发股份与公司绩效的反应.研究发现,发行折价率与公司绩效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发行折价率低于某一临界值时,二者存在负相关关系,而高于该临界值时,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大股东参与认购定向增发股份并非简单的掏空行为与支持行为,大股东支持行为与掏空行为的选取应以大股东利益是否获得合理补偿为依据.     

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几个伦理问题

企业的社会责任一直是商业伦理学或企业伦理学所关注和探讨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这一领域里 ,要着重解决的理论难题是 :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企业能否像单个的人一样来承担其行为及其后果的道德责任 ?企业作为一个道德主体能否成立 ?本文从道德理论的角度来考察和论证这些问题的     

公司股东资格之法律确认

谁是公司的股东?这看似非常简单的问题却在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与冲突,之所以如此,没有明确股东资格确认的标准.本文通过对股东资格确认的理论与实践分析,提出了股东资格确认的一般原则与方法.     

股东权治理--公司治理本旨

在同一公司中 ,中小股东已经完全两权分离 ,而控股股东则因与董事会存在一种事实上的竞合状态 ,没有完全两权分离 ,甚至重新两权合一 ,因此 ,以代理为基本内容的公司治理是不能解决治理的本质问题的。公司治理实质上是有效监督控股股东的行为 ,即公司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的相容 ,也就是股东权的治理 ,形成全部股东在股东权的治理要求上的平等交流机制与制衡机制 ,以此形成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层面的全面制度创新 ,实现公司治理的目标。     

应用型高校职业技能鉴定存在问题及改进方法

应用型高校承担着培养工程技术与经营管理人才的重要任务。为此,必须加强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应用型高校应该积极推行大学生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不断完善职业技能鉴定水平,以提高大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本文针对应用型高校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强化就业准入制度、将专业实践教学与职业技能鉴定相结合等具体的改进思路。     

论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构建

我国上市公司中股权结构的特性及相关公司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使得上市公司中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越来越严重．而我国现行《公司法》又缺乏保护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派生诉讼制度．因此,在我国《公司法》中应尽快建立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来完善我国《公司法》中的中小股东的利益保护机制,进而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