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小说的副文本研究

副文本是由封面画、插图等图像符号和内容提要、序言、引语、注释等语言符号构成的文本,＂十七年＂小说的副文本生成以及变迁建构出作家、绘画者、编者对时代、革命与文本的自我认同和价值诉求,促进了承载革命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小说的加速度传播,呈现出文艺大众化和文艺化大众的教育功能。     

新诗发展的另一路向——论现代朗诵诗理论探索

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朗诵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诗大众化诗学将朗诵诗作为新诗发展最重要的方向加以提倡,并逐步泛化为一种主要的新诗艺术追求.朗诵诗理论的探索扩展和深化了对新诗特质、大众化等方面的认识,在诗歌低迷的当下无疑具有现实的可借鉴意义.     

国内“十七年韩剧热”的传播学分析

文章试图通过回顾韩国在中国十七年的传播轨迹,从受众的文本接受习惯、韩剧自身传播的独特路径以及韩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性这三个方面,研究这场跨文化传播之旅成功的因素。     

在“言说”与“沉默”之间——《诗刊》(1957-1964)“编者按”研究

《诗刊》(1957—1964)是十七年文学中的重要诗歌刊物之一。自1957年1月创刊至1964年12月休刊,共有44条"编者按"。这些"编者按"不仅显示出十七年诗歌与政治间的某些复杂关系,同时也揭示出这种关系背后的某些"历史细节"。但无论是"言说"还是"沉默",它们都显示出十七年诗歌及其内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折射出十七年诗坛是一个文学与政治的交锋台、一个多重声音并存的混杂之所。     

论唐诗的音乐传播与文本传播

唐诗在当时的传播主要有音乐传播和文本传播。音乐传播可分为徒歌与乐歌:徒歌便于操作,传播主体广泛,促进了唐诗的大众化传播;乐歌由乐工歌妓演唱,所唱之词多选自当时流传的文人诗歌。文本传播因物质媒介与书写手段的不同可分为固定文本与流动文本,其实际发生过程则经历了单篇传播和结集传播两个阶段。唐诗的传播常常是音乐传播与文本传播交互进行,因二者本身的局限而互为补充,互相促进。传播带给唐诗创作的影响有:确立了名篇名人;普及了诗歌;刺激了创作;形成了不同风格。     

声音的“政治”——20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诗歌朗诵理论研究

有关“朗诵诗”概念合法性的讨论,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诗朗诵理论的焦点之一。针对此问题,“纯诗”论者与“大众化”论者有着不同的见解,在“大众是否能够接受诗歌朗诵”这一问题上,两者观点也不一致。但在全民族抗战的历史背景下,许多曾经的“纯诗”论者,如朱自清、李广田等,逐渐意识到诗歌朗诵在“传播—接受”方面的功用,并认为诗歌朗诵是将“个体世界”与“公众世界”结合在一起的重要途径。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诗歌理论家看来,诗歌朗诵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读”与“听”,暗含着一种声音的“政治”,指向现代诗的公共性。同时,诗歌朗诵也是现代诗自我更新的一种方式。     

抗战时期左翼诗人群的诗体探索

抗战左翼诗人群继承和发展了30年代中国诗歌会的诗歌理念,在诗歌大众化形式方面作了深入、广泛的尝试,其中最有成就的是朗诵诗和方言诗的探索,值得我们珍视和研究。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新诗的“大众化形式”采用与传播

1932年成立的中国诗歌会,作为“左联”领导下的群众新诗歌团体,创办了以《新诗歌》为代表的一系列诗歌刊物,在20世纪30年代承担起了无产阶级诗歌创作和传播的重任。这一时期的左翼诗歌表现出鲜明的“大众化”创作倾向和时代特征,呼吁使用“大众化形式”来创作诗歌,追求诗歌语言的口语化和可朗诵性,以增强无产阶级诗歌在民众中的感染力和传播力。这一时期的左翼诗人从歌谣等“旧形式”中汲取诗歌资源,借此建设适应时代需求的“大众化”新形式。“大众合唱诗”作为“大众化形式”的建设代表,表现出较强的“戏剧化”特征,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文体互渗的现象。这一时期的左翼新诗不仅摆脱了之前理论殷实而作品贫乏的“国语诗歌”创作困境,而且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诗歌甚至是新诗的大众化传播。      

“大众化”叙述中的文化张力——论“文革”前十七年通俗小说的生产与传播

通过考察“文革”前十七年通俗小说的生产与传播可以看到,在“大众化”叙述话语的背后包含了时代文化的巨大张力。一方面,主流话语对通俗小说以及孕育它的民间通俗文化采取一种拒斥、轻视的态度。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各种文化机制改造它们。这样的一种纠葛反映出建国后文学特有的生产和消费的游戏规则,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不同文化力量之间的潜在冲突。     

李贺诗歌接受史上的“第一读者”与“第二读者”

唐代著名诗人李贺,以“诗鬼”闻名后世。在考察李贺诗歌历代接受史的基础上,运用接受美学中的“第一读者”的观点,以及近来学界提出的“第二读者”的概念,分析、阐述李贺诗歌接受史。认定杜牧、严羽分别为李贺的第一、第二读者,根据历代诗评家对李贺诗歌的论述,具体阐述杜牧、严羽之评论对李贺诗歌的传播与接受的重要影响与作用。     

“常”与“变”的博弈——关于中国电影中的雷锋形象

本文以不同时期三部雷锋题材的电影作品《雷锋》《雷锋之歌》和《离开雷锋的日子》为个案,通过史料梳理与文本分析,揭示三部作品中不同的主题设置、内容选取和美学风格与其各自拍摄与接受的历史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雷锋》回应了60年代初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处于艰难恢复之中的历史背景,同时承袭了"十七年"电影中常见的英雄成长母题;《雷锋之歌》回应了"文革"时期阶级话语不断激化以及中苏关系日益紧张的历史事实;而《离开雷锋的日子》则以"仪式化"的文本方式,通过对雷锋形象中助人为乐精神的强调,实现了对文本与现实之间鸿沟的想象性弥合。     

“纸”与“网”的博弈——网络诗歌新论

互联网改变了诗歌的存在形态,进而改变了诗歌阅读与写作的方式。网络诗歌写作的新特征主要表现为:写作方式上"实体书写"到"虚拟书写"的转变,传播层面上"共时性"取代"历时性",以及写作者心态的自由化和随意性。网络为诗歌阅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同时也给诗歌阅读带来"信息"与"文学"的冲突,"娱乐化"和"严肃化"的对立,以及文字与其他媒介的交错、博弈等悖论。在网络日常化的今天,要充分认识纸媒和网媒、传统读者与网络诗歌以及"慢"与"快"的博弈关系,使它们可以在一种更加和谐的状态下相互依托,以重建诗歌与时代、媒体的良好生态。     

沉醉与历险:“网络诗歌”文本艺术缺陷研究

自20世纪末以来,"网络诗歌"的存在事实业已形成,并对社会文化和诗歌写作本身产生了综合而广泛的影响.但"网络诗歌"文本又有着浮躁化、矫情化、随意化、虚脱化、平俗化等等不容忽视的艺术缺陷,这些缺陷的存在使得"网络诗歌"并未拥有独立、完整的诗美准则,反而对严肃诗歌写作形成了巨大冲击.网络环境的特点对"网络诗歌"文本艺术缺陷的形成有着本质关联,自娱自乐的"网络诗歌"文本在远离生存实在的同时也造成了对诗歌艺术本身的伤害.     

“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经验探微

"五四"运动时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显著成效,归纳其经验主要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广泛基础,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主阵地,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正确方向。回顾和总结"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对于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特殊意义。     

集体记忆的改写和重构——“十七年”革命回忆录写作的文学生产策略

"十七年"是一个文学"一体化"的时代,革命回忆录作为一种"一体化"特征极其明显的文类,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写作者身份的真实和叙述手段的虚构。这两个特点在文学生产过程中策略性地结合,起到了改写和重构集体记忆的作用。从"十七年"革命回忆录书写中代表性文本以及生产过程可以看出,革命回忆录的书写与生产是个不断修改的过程,出现了作为精神符号的"榜样"与"典型",出现了集体作者及读者与作者的合谋。这种特殊的写作模式对"十七年"公共记忆形成所起到的作用是:以多方位的集体叙事强化记忆,创立一种群体性的文艺生产方式,在新的政治一体化语境中建构了一个新的历史主体——人民大众。     

“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上诗坛"与"地下诗坛",以及两个诗坛内各类诗歌之间存在着互相交织、纵贯的关联性;二是"干校诗歌"、"知青诗歌"和"天安门诗歌"同类题材诗歌文本互相辩驳对比的互文性;三是各类诗歌的创作场域、抒情姿态、生产方式、传播方式、阅读效果的多样化形态。     

“理性”与“感性”——现代汉语诗学的文本分析

新文学运动的初步成功以及白话文合法地位的确立,使得以现代汉语为载体的理性诗学文本大量涌现。合理的结构、完整的内容、恰切的论据、清晰的描述,以及定义、比较、推论等方法的具体运用,是"理性文本"的基本特征;现代汉语诗学理性文本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体现了现代汉语文学批评家的主观感受与印象的"感性文本"的大规模减少。随着现代汉语诗学的发展,理性文本与感性文本在总文本中的比重,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理性文本适用的范围越来越宽,就是在被感性文本作为最后据点的诗歌批评和研究领域,也逐步被理性文本所蚕食。这一过程潜在地反映了传统诗学与西方诗学在现代汉语诗学中话语地位的变化与转换。     

论狄金森诗歌中的“内热”与“外热”

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风格独特,意象凝练,极富感染力。通过对诗人诗稿中与"热"相关隐喻的文本分析,从外在与内在两个角度解析"热"的双重喻义,认为其既可指代外部世界社会规范带给诗人的压力和冲突,也可指代内部世界中诗歌语言的力量。诗歌中,诗人择"内热"而离"外热",正是诗人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数码诗人”与新诗的新媒体传播

新媒体时代,中国新诗的生产和传播生态发生了变革,“数码诗人”应运而生。“数码诗人”是中国新诗新媒体传播的主导者,他们遵从数字媒介的技术法则和游戏规则,实践“自己动手”的美学,由此生成多路径、交互性、复合式的超文本诗歌。在给予读者自主性的同时,“数码诗人”让渡了建构经典文本的权利。数码诗歌的游戏倾向可能构成消解诗性的力量,超媒体的表现形式靠拢了大众的趣味,交互式的嬉戏也逗引了局外人猎奇的目光,但诗歌本身的处境并未改变。对于浸淫于大众文化中的网络受众来说,诗歌的智性挑战足以令他们敬而远之,因此,数码诗歌难免沦为诗人圈子内部的“游戏”。新诗的“数字化生存”由此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尴尬困局。     

“当代”诗歌生产与消费中的“倡懂”现象

20世纪中国"当代"诗歌的生产与消费中,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倡懂"潮流,"懂"不仅是"当代"诗歌生产的重要标尺,也是"当代"读者一种强烈的阅读期待。这种潮流的生成与壮大,一方面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当代诗歌理想范式的建构紧密相关,同时还与国家权力主体实施诗歌意识形态属性监控密不可分。"倡懂"现象的普泛化给"当代"诗歌发展带来许多难以预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