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的国际人权责任

经济全球化的潮流推动了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而贸易自由化的原则赋予了跨国公司较多的权利而很少规定义务,在它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同时,往往以侵犯国际人权的方式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国际人权责任日益受到关注,尤其在生命权、劳工权、环境权等领域,对其所应当承担的国际人权义务正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但是就现存的国际人权责任模式,无论是内部模式还是外部模式,都不足以对跨国公司的侵权行为进行规制.要强化跨国公司的责任承担模式,可以在联合国和WTO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将跨国公司的国际人权责任纳入WTO框架.     

企业人权责任的新发展——从2003年《责任准则》草案到2011年《指导原则》

在现代社会,工商企业的经营活动对于人权的实现和维护产生着重要影响,企业人权责任问题也日益受到重视。2003年《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在人权方面的责任准则》草案试图直接为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各种商业实体规定强制性的人权责任,但因各方之间的分歧最终未能获得通过。经过随后的多年酝酿,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2011年6月通过了一份《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以"软法"的形式对工商企业如何尊重人权和预防其活动在人权方面的负面影响作了规定,对于推动企业人权责任国际规范的未来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普遍人权文化的建立与中国人权教育的开展

建立普遍的人权文化,促进人权的普遍尊重和实现,是联合国许多文件宣示的人权教育目标,也是所有国家和人民共同肩负的使命。普遍人权文化的建立有助于促进人权的普遍尊重和遵行,也具有重要的道义、法律和文化基础。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全体成员应当积极开展人权教育,并借助其他必要措施,促进普遍人权文化的建立。在这一领域,中国政府和民间力量应该也能够作出重要的贡献。     

新疆人权保障的成就及其对全球人权治理的贡献

人人享有人权,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是《世界人权宣言》所提出的世界人权事业发展的理想目标。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是治国理政的根本目标。新疆人权保障事业是我国人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的人权事业全面发展进步,取得显著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指引下,新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贯穿于全面推进依法治疆的全过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实践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治建设的各个环节,各族人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等各项基本权利得到更加切实的保障,各族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随之得到快速提升,新疆的人权保障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新疆在推进人权事业发展过程中,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权方面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积极探索人权道路,在掌握新疆人权的话语权和主动权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同时,新疆人权保障的成就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倡导下对全球人权治理作出了巨大贡献。     

论妇女人权的国际保护

＂人权＂是当今世界人们最频繁使用的词语之一,也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妇女人权也是人权,理应同样受到重视,并也可以通过国际公约对妇女人权予以保护,但是这些公约所规定内容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并未能有效地保护妇女人权。因此,应完善国际人权公约中有关妇女人权的规定,从而消除对妇女的歧视,有利于保障国际人权中平等原则和尊重人格尊严原则的实现。     

论人权的国际法律保护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问题开始从国内法领域进入国际法领域。１９４５年《联合国宪章》第一次将人权规定在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文件中;１９４８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就人权问题发布的国际宣言。人权的国际保护是主权国家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或国际公约为行为规范承担国际义务的结果。国家之间签订的有关人权公约,是人权的国际保护的法律依据,国家相互承担这些条约的义务,是实现人权的国际保护的基本方式。人权国际保护活动应遵循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高于主权”和“人道主义干涉”等论调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的。     

强迫失踪与国家的人权保护责任

强迫失踪或非志愿失踪是一种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强迫失踪问题,要求主权国家保护国内人民免遭强迫失踪的国际规范已经逐步得到确立和发展.“保护的责任”则是国际社会人权保护观念与原则的新发展,其所蕴含的总体性的原则观念和框架义务对各种人权保护构成了新的原则指导和依据,以及相关规范进一步变化发展的基础与动力.在“被强迫失踪或非志愿失踪问题”方面,需要依据“保护的责任”的国际新观念与原则不断地明确和强化“强迫失踪问题”的国内治理责任和实践,同时,反过来进一步丰富和推进“保护的责任”的内涵构成与具体实施.     

试论跨国公司之人权责任

目前的法律体系在规制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时面临着诸多挑战:跨国公司并非国际法上的义务主体,其母公司和子公司在国内法层面的责任分担也不甚明确。因此,强化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需要进一步完善国际人权法体系,促进国内法对国际人权标准的认可与转化,将跨国公司置于更广泛的法律控制之下。同时,还应该激励公民社会的发展、加强东道国与母国的合作,引入更具人文关怀的公司治理和规制理念。     

人权理念对国际法价值取向的人本化改造

人权理念对现代国际法价值取向进行着人本化的改造.现代国际法汲取人本主义的合理内核,回应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民主化的潮流,在基本理念、根本原则、具体规则及主要制度等各个层面发生了人本化取向的转变.承认人之尊严与价值、国际合作以尊重和保护人权,代表着国际法治进步的方向,是"人类一家"理想的最新实践.     

联合国人权机构改革之浅见——对人权理事会和人权委员会的比较分析

创设新的人权理事会取代原人权委员会是联合国人权机构改革的重要步骤,是“加强联合国作用、提高工作效率”改革设想的集中体现。新的人权理事会在成员国规模、构成、产生办法和工作方法等方面都不同于人权委员会,包含了一些新的、积极的因素。新成立的人权理事会,应以避免人权工作政治化和双重标准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原则和努力方向。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国际人权机制分析-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为例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在当今全球议程中日显重要。当前的国际人权机制在许多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问题。从人权的视角来探求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之道,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种人权路径也反映出了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全球正义原则。国际人权规范的内化程度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效率产生了一定影响。作为国际人权机制的主要规范载体,《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对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而言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然而,由于国际人权机制的非强制性、健康权的模糊性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人权机制的区别对待等原因,国际人权机制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促进作用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民法总则》对宗教活动场所法人资格的定位,将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界定为非营利法人、公益性法人和捐助法人,并将其区别于宗教团体法人,这样界定有诸多法律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的成立条件中,《民法总则》允许具备法人条件的宗教活动场所取得法人资格,但并未规定宗教活动场所必须登记为法人。其治理结构应设有法人机关,包含决策、执行、监督三个机构;宗教活动场所法人享有对宗教财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但需依据宗教事务条例对其财产权进行保护和限制。同时,在宗教事务中,其需要对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教职人员和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等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联合国与“国家人权机构”的萌生和发展——基于史料的考察与分析

自联合国成立之初,专家和学者们就开始探索如何在国家层面上设立有效落实国际人权条约的人权保护机制.这些努力的成果之一就是1993年联合国大会决议认可的"国家人权机构"模式的确立.由此而诞生的"巴黎原则"被认为是设立国家人权机构的最低标准.在联合国大会、宪章机构、条约机构以及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等机构的协力推动下,以"巴黎原则"为标准设立的国家人权机构已遍布世界各大洲.     

作为人权的未成年人适当照顾权及其结构

适当照顾权是未成年人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 包括未成年人的基本生活保障权利和自治性权利。通过对中国脱离适当照顾的未成年人进行社会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尽管中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方式来促进未成年人适当照顾权的实现, 但还是存在诸多问题。从整体上看, 中国未成年人适当照顾权在实现过程中呈现出成人统治和国家缺位两种倾向。要克服这两种倾向, 就必须合理处理好基本生活保障权利和自治性权利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明确政府在未成年人适当照顾权中的国家责任, 并在此基础上完善未成年人适当照顾权的法律体系。     

论人权的义务主体

人权的义务主体是人权实现的核心要素，其是否履行义务对人权实现产生直接影响。各国政府承担人权实现的最主要的义务。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组织，也承担着重要责任，但其作用侧重于“监督”。各社会组织特别是人权非政府组织在人权保障上的作用将日益加强。个人是人权主体，但同时也是人权实现的义务主体。     

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优势及代理权问题的探讨

对家族企业的家族治理结构及其代理权问题学界存在着许多的认识误区,有必要对其进行理论研究确证。作者认为中国家族企业具有巨大的潜在发展优势,家族企业的家族治理与现代企业制度并无本质的区别,是治理企业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家族成员代理与非家族成员代理无显著差异,甚至家族成员代理的效率与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优于非家族成员的代理。     

论公司治理视角下公司社会责任的构建

在社会责任渐趋成为约束公司行为的背景下，将社会责任融入到公司治理的理念之中并以其作为衡量公司治理优劣的标准，已成为国际上众多公司共同追求的目标。由于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及现实国情不同，在我国发挥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功能并将其付诸实施，必须是在政府主导之下有目的地进行．并将所构建的相关制度通过立法程序分步骤地落实在实在法层面。     

珠江三角洲典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社会责任偏好特征

文章使用内容分析法研究珠江三角洲典型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社会责任偏好特征。研究发现,珠江三角洲企业利用互联网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意识不够强,所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过于简略;珠江三角洲企业普遍重视"环境保护"、"雇员权益"和"社区参与"三种社会责任,尤其重视"雇员权益"责任;外部压力(公共管理部门、非政府组织以及企业员工施压等)在推动珠江三角洲典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联合国人权公约缔约国报告制度述评

缔约国报告制度是联合国人权公约监督实施的主要手段,是一种通过寻求人权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平衡,从而促使缔约国履行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有效手段。缔约国报告制度的主要特征是独立专家机构通过接受,审查缔约国提交的报告,与缔约国建立建设性对话关系,从而促使缔约国履行人权公约规定的义务。缔约国报告制度从产生发展到今天,其运行存在一定问题,主要原因是国家没有正确认识这种监督实施措施的性质,正确处理人权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国际社会应该对缔约国报告制度进一步改革,国家应该增强与国际社会合作的意愿。联合国人权公约缔约国报告制度才能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