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流中的“误读”现象

通常存在于阅读活动中的“误读”现象，在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领域中指的是在跨文化交流中人们对他者文化的或积极或消极的变异性理解。接受者的主观动机、文化交往的客观条件以及不同文化的差异性是导致误读产生的主要原因。对误读的研究和关注是当代意识的产物，反映出对文化差异性的重视。误读的创造性意义在于，它往往是对被理解的文化主体的一种丰富和扩展，也是打破不同文化间无联系状态、导致认同和理解并产生新的文化内容的契机。     

误读的文化成因探析

误读是运用不同的社会文化阐释体系对文本进行的不符合文本实际的解读。误读是客观存在的一种文学接受现象,文化的差异性和主体文化结构导致了误读的产生。     

浅析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误读现象

文化对外传播中,由于文化传播者和文化受体各自文化的差异性而引起传播障碍和接受障碍,从而导致文化误读现象的产生。本文试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阐释文化误读现象的定义与分类,分析其存在的不可避免性和合理性及理解与解决文化误读现象的有效途径,希望能对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误读现象有较清晰的认识。     

文化传播障碍与文化误读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由于文化传播者和文化受体各自文化的差异性而引起传播障碍和接受障碍,从而导致中国文化误读现象的产生。产生文化误读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中西价值观不同,中西伦理道德观不同等四个方面。清除文化误读现象则宜从选择合适的文化文本等四个方面着手。     

中国休闲文化中的“闲”字考辨

目前,不少休闲学研究论著在解释中国休闲文化中的"闲"字及相关词语时,普遍存在着望文生义或误读现象。通过对几个与"闲"相关词语(如"闲居""闲闲""娴")的释义进行考证辨析,可以弄清不同语境下"闲"的应有之义。同时,从"闲"字的古今文字演变的角度,分析导致当代人产生误读的原因,指出中国"休闲"文化中的"闲"对应于古"閒"字,有助于学界正确理解中国文化中"闲"的意义,深化中国休闲学理论研究。     

重译中的误读和误译——基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研究

以阐释学的"前理解"和"偏见"理论、接受美学家对阅读和读者"期待视野"的相关论点为依据,针对文学名著在重译过程中的误读和误译作深入比较研究,批评了以往‘误译即错误的翻译,的简单论调.以<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不同的译本为例,后来的重译本中也存在不少的误读与误译.误译分为语言学(微观)误译和文化(宏观)误译.语言学误译可能是由于拼写错误等导致的.文化误译又细分为有意误译和无意误译.拼写错误等无意误译都应该尽量避免.然而有意误译是可以原谅和接受的,是基于归化或异化的需要,是创造性叛逆.总之,误读、误译与重译相伴相生,是译者主体性的彰显.     

文学翻译与文化误读

异质文化间的文学翻译都会在某种程度上产生“误读”。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产生的原因有多种。对“文化误读”进行研究,对加强文化交流、促进异质文化之间的对话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助于揭示不同文化各自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它能帮助我们认识在跨文化、文学对话中,外国文学是怎样通过本土文化的“过滤”而传播和产生影响的。     

张艺谋电影研究中的误读辨析

不同文化之间,由于审美主体的不同,很难避免误读的出现。无论古今中外,文学史几乎就是一部误读史。误读大致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审美主体由于不理解产生的误读(misunderstanding),包含着“正误”与“反误”;一个是审美主体的创造性误读(misreading)。这两方面的误读均出现在张艺谋电影的研究中,它既丰富了张艺谋研究,又不可避免地遮避了某些深刻思想的传播。     

成语的读音问题——不明通假字、古今字现象而误读

成语中存在通假字、古今字现象,如果不能理解这些现象,就会影响对成语的准确释读。不明通假字现象而出现误读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将"通用"视为"通假"导致误读;一是不读本字读借字导致的误读。而对于古今字中的古字是按本义读本音还是按变义读变音,如果不知裁断也会导致误读。     

节点或面:张艺谋翻拍《血迷宫》的跨文化误读简

“创造性误读”指的是一种文化试图理解另一种文化并转为己用时,最终会对所借鉴文化产生误解或误用。前一种文化在这种互动中会产生出新鲜的东西,但这种新鲜的东西与原文化含义可能不同,甚至相反;从文化交流与增长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重要且非常普遍的过程。创造性的跨文化误读是跨文化电影翻拍的标志,其中对“他者”的理解更非简单的“翻译”。2009年,张艺谋把科恩兄弟的惊悚片《血迷宫》（1984）,翻拍成中国电影《三枪拍案惊奇》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由此可以展示跨文化误读产生的丰富性特征。     

文化的时间叙事——对殖民主义文化话语的一种解析

殖民主义文化话语通过文化的时间叙事把文化时间化,在文化的进化问题上采取历史线性进步观,认为自我是“源”,他者是“流”,有些文化在时间的上游,而有些文化在时间的下游,其目的就是要在西方人的时间与他者的时间之间拉开距离。于是,时间被意识形态化,西方与东方、自我与他者在时间上存在差异,时间关系被看成是排斥性的关系。文化的时间叙事讲述了一个文化优劣故事,反映的是文化政治问题,其实质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这样,文化的时间叙事就成为殖民主义入侵统治的重要方式。     

特殊的“他者”:中国文学母亲形象的文化意蕴

中国神话中具有“母性崇拜”倾向,在社会转型至父系社会时,“母性崇拜”倾向在儒家的伦理道德的孝道系统中发扬光大.孝道赋予了母亲在男性子嗣面前拥有权威的合理性.中国女性正是在“母亲”的角色中冲破了重重伦理压迫,在家庭伦理及由此波及到的社会政治“中心”区域为自己保留了一个“隐性权威”的身份.但实质上在父权制社会中,女人即使是母亲也脱不去“他者”的印记,母亲的权力不是女人张扬性别主体性的权力,而是父权权威话语的代言.中国文学母亲形象是中国文化特质的文学表征.     

从“视界融合”看翻译中“误读”的必然性

文章以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这一哲学解释原则为基础,从“视界差距、理解偏见、视界融合”等方面着手并结合个案分析,论证了“原文语言自身特点、外界干扰和译者主观因素必然导致“误读”的产生。     

民主、科学与哲学--罗蒂对杜威哲学的解读

罗蒂对杜威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利用和发展在美国哲学界一直是有争议的。杜威哲学的主要贡献不在于他在哲学认识论方面对科学方法的探索,而在于他对历史主义态度和自由民主思想的推崇。在杜威那里,民主仍然兼容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和科学。罗蒂的“民主不仅先于哲学,而且先于科学”主张表明了他对杜威哲学的批判和发展。在罗蒂那里,民主不仅先于传统的普遍形而上学和特定民族文化,而且先于跨越传统文化共同体(跨越国界的)的现代科学。罗蒂对杜威哲学的批判性解读是一种伟大的误读,实际上蕴含着把政治学或公共哲学当作第一哲学的含义,为解决现实社会争端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     

“花园幽径”在“拇指文学”中的应用浅析

近年来，以手机短信等新媒体为载体的“拇指文学”成为新的文化现象，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花园幽径”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其独特的语言特点正适应了“拇指文学”创造新奇和娱乐的要求。本文在分析“拇指文学”和“花园幽径”的内涵及特点的基础上，阐述了“花园幽径”现象应用于“拇指文学”的可行性，并给出了应用策略。     

包含抑或并立——人身危险性与主观恶性之辨析

人身危险性作为行为人的属性,其与作为社会危害性基本内容的主观恶性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术语。两者无论是在基本内涵和评价因素上,还是在功能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人身危险性与主观恶性是并立的关系,而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在定罪量刑时,决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在对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进行评价时,应该把主观恶性剔除,以避免重复评价。     

略论《老子》的“有”“无”观

《老子》哲学以“道”为核心,而“有”“无”则是“道”的核心问题。对《老子》“有”“无”的考察,大体可分为“道”为“无”和“道”统“有”“无”两种见解。作为一种合理的诠释方式,从断句、词性、义理等方面来考察“有”“无”,可以看出“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最核心的概念,也是万物的本原、本体,从本质上来说,“道”是“无”“有”的统一。“无”是指天地形成之初的无形状态,“有”为实有,是万物之母,万物同出于它,“有”与“无”同出而异名。     

培根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三解——兼论弗兰西斯·培根的宗教观对其知识观的影响

先揭示出"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培根名言的出典语境,并依此语境又把它解读为"知识就是能力"。同时,通过对培根时代科学不发达状况的分析,进一步论证了培根不可能在当时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这样具有超前意识的命题。即使把这个命题改读为"知识就是权力",也仍与培根本人的宗教观相冲突。相比之下,反而是把培根名言误读为"知识就是力量"最为合理。总之,三解培根名言旨在印证解释学关于"误读"有其正面意义的观点。     

作者的命运--论巴赫金美学中的作者问题

巴赫金前后期的作者观截然不同。从作者的位置、地位来看,由"超视"、中心转 向"平视"、非中心;从作者的涵义功能来看,作者由利用自己的价值立场与语言、文学性 形成紧张关系转向纯粹形式的创造。作者的命运在这种转变中,摆脱了"全知全能"上帝式 的阴影,但却又滑向死亡的边缘。这种结果源于巴赫金对于两种极端的主体观念的绝对主义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