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对于“一个‘这个’”的理解——与朱克玲同志商榷

朱克玲同志的《对于黑格尔“一个‘这个”的理解》一文,对恩格斯的一句名言:“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作了探索性的研究,读了颇受启发。该文不同意“一个‘这个’”包含有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看法,而认为只是“为了强调典型人物应有鲜明的个性”;又认为“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所论述的‘这一个’来解释恩格斯这句名言中的‘这个’”,是“不恰当的”。这在我们看来是值得商榷的。下面就几个主要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一朱文认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第一章     

对于黑格尔“一个‘这个’”的理解

典型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常常引用恩格斯的这句名言:“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然而就这句话本身的理解却各有不同,特别是对“一个‘这个’”的理解不一,有的同志认为“一个‘这个’”就是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典型的代名词,有的认为恩格斯在此引用黑格尔的“一个‘这个’”是为了强调典型人物应有鲜明的个性。我赞成第二种说法。恩格斯写信的背景及原信的意思恩格斯这句名言是针对敏娜·考茨基在《旧人和新人》中对主要人物缺乏鲜明的个性描写这一缺点而发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欧洲一些国家正处于革命的准备阶段,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     

关于典型问题断想

关于艺术典型,恩格斯有一著名论点:“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过去亦有译成“这一个”的。 长期来,人们都把恩格斯这段话看成“典型”的定义。但是,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典型’,     

按劳分配是无产阶级的权利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时指出:“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和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现在,深入研究这一问题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斯大林的定义是前进还是后退——和孙冶方同志商榷

读了《经济研究》1979年第八期孙冶方同志的《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一文,很有启发,但有些说法还不能同意,提出来和孙冶方同志商榷。一、关于斯大林同志的生产关系定义中的“交换”问题。斯大林同志关于生产关系的定义中有没有“交换”?孙冶方同志说:“斯大林定义中没有‘交换’”,“斯大林同志因为一般人都把‘交换’理解为‘商品交换’,他怕引起误解,所以就把‘交换’这一项目取消”。斯大林的定义中     

论生活方式变迁的方向

一 生活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曾多次使用过生活方式的概念。列宁、斯大林也曾使用过生活方式的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研究社会生活先后提出了“社会形式”、“社会机体”的概念,把社会理解为“二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5页)。提出了社会机体发展分层次的理论,指出:“‘机械发明’它引起‘生活方式上的改变’,并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革,因此引起社尝关系的改革,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与发展

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毛泽东倡导，邓小平重新确立和发展的。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中国共产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从主观愿望出发、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他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对实事求是作了经典的论述。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津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     

文学典型浅议

<正> 文学的根本特征是通过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凡是文学作品,就都具有艺术形象;但这并非说所有的艺术形象都如恩格斯所说的“每个人都是典型”。而只有那些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本质规律的某些本质方面,并成功地运用典型化方法创造出来的个性鲜明而又具有共性的形象,才堪称之为艺术典型。这里,所谓共性,就是一定的社会性和倾向性;个性则是一定的社会性和倾向性的集中鲜明的具体表现。恩格斯说:“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致敏·考茨基》)恩格斯的这段关于     

驾驭市场经济要有点冒险精神——学习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体会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初南巡谈话中指出:“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点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谈话,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涵义。这里所说的“‘冒’的精神”与“闯的精神”是相通的。它既包含了敢于“冒尖”、敢为天下先的意义,也昭示了敢于冒险、不畏风险去开拓进取的精神。邓小平同志     

再谈形而上学的涵义问题——兼答徐庆凯同志

(一) 徐庆凯同志的《关于形而上学的两个问题》(见《学术研究》1981年第2期)文中说:“恩格斯只是沿用了黑格尔早已赋予‘形而上学’的涵义(即反辩证法的同义词)。恩格斯对‘形而上学’并没有提出过一种前所未有的特殊新涵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是无可争辩的了”。我们的再讨论就从这个所谓“无可争辩”的问题谈起。《辞海》关于“形而上学”条目的释文认为:“从黑格尔开始,把形而上学用作反辩证法的同义词”。笔者在前文中正是针对这一点指出,这种说法不对,是一种误解。在黑格尔那里,形而上学从来不是反辩证法的同义词。何以见得?在前文中已经引证过一些材料,这里再提出一些新的论证。     

论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提到,巴尔扎克“在深刻理解现实关系上总是极其出色的。”恩格斯则说:“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致哈克奈斯》)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或通信中都经常提及巴     

《〈诗·召南·殷其靁〉新解》商榷

《文学评论》一九八○年第六期发表了鲍昌同志的《〈诗·召南·殷其靁〉新解》。文章说:“此诗究竟写的是什么?《小序》云:‘《殷其露》,劝以义也。召南大夫远行从政,不遑宁处。其家室能闵其勤劳,劝以义也。’其意是说,本诗写的是召南大夫为了王事远行在外,奔波劳累,不得休息,他的妻室‘闵其勤劳’,遂写此诗‘劝以义’。这一说法与《毛传》概同;《郑笺》,孔颖达《正义》因袭之。至朱熹《集传》,更进而断定说:‘妇人以其君子从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诗。’到了清代以严谨之朴学治《诗》者如陈奂,马瑞辰等人,亦未提出异义。然而,他们的理解实在是错误的。”接着鲍昌同志对本诗“逐字逐句”进行了“考释”,然后,得出结论说;“《殷其靁》这首诗,决不是召南大夫之妻向其夫‘劝义’之诗;正相反,它是一首周代普通人民     

《文心雕龙》“总论”辨析——和牟世金同志商榷

一 牟世金同志在其《〈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一年二期)一文中说,《文心雕龙》的总论,提出了“两个最基本的主张:‘原道’、‘宗经’。”以前有人曾指出:“《文心雕龙》基本观点是‘宗经”。或者说:“归根到底,只是‘宗经’一义”。我觉得,这后一种提法,是比较确切的。牟世金同志的“两个最基本的主张”的看法,和他对“原道“、“宗经”的不正确理解有关。     

试说《诗·小雅》与《易·卦爻辞》之间的关联

<正> 《诗》与《易》之间有某些关联,这一点,多少年来我已经受到过不少的启示了。尚秉和先生在其《滋溪老人传》中说,“始吾以《易》象失传,故易说多晦;乃浏览《毛诗》新旧各说,其晦黯与《易》同。”闻一多先生在其《说鱼》中说:“隐(言隐)和喻一样,而目的相反。‘喻’训‘晓’,是借一事物来把本来说不明白的说得明白点;‘隐’训‘藏’,是借另一事物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的不明白点”。他又说,“隐在《六经》中相当于《易》的‘象’和诗的‘兴’”;“……占卜家的语言中少不了象。诗人的语言中尤其     

一点异议

贵刊七九年第一期登载的吴江同志《社会主义与消灭级阶》一文,读后很受启发,但是文章中有一段话,“……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换成现在我们所说的话,就是‘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加四个现代化’)”似乎不妥。     

恩格斯的国家消亡理论错了吗?——和廖盖隆同志商榷

廖盖隆同志在《理论信息报》(1988、3、14)著文认为,恩格斯在其1884年所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了“同马克思及自己类似观点相违背的笼统认为‘国家的消失’(或消亡)的著名论断”,认为这是恩格斯在国家问题上的失误。对廖老的这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作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     

那样理解符合“一分为二”的原意吗

毛泽东同志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对这一论断的理解很不一致。周启伦、李铁城二同志在《“一分为二”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吗》一文中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把对立统一规律阐述为“对立面的相互渗透规律”,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把对立统一表述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仅仅是列宁所说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     

试论恩格斯的历史合力思想

社会历史合力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坚持的观点。马克思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他运用社会历史合力的观点考察、分析和总结了1848年的法国革命,写出了闻名于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成为运用社会历史合力观点考察社会历史运动的“光辉范例”。恩格斯在他晚年时期尤其重视社会历史合力的作用。在恩格斯的言论和书信中反复地表述社会历史合力的观点。最有代表性的     

再论苗族诗歌中的分支开亲

我的《简论苗族诗歌中的分支开亲》发表后,有的同志认为,黔东南苗族诗歌中所说的分支开亲在历史上确曾发生过,是古代一次具有进步意义的婚制调整或变革,合于彼时彼地的实际,符合人类社会家庭和婚姻发展的规律;也有同志持不同看法,认为苗族古代“没有所谓‘分支开亲’的事”,因为“人类自杜绝血缘家庭实行族外婚以来,苗族的氏族也和其他民族的氏族一样,从没有走过‘族内婚’的回头路。”并认为分支开亲违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中所提出的论断。为此,就苗族诗歌中的分支开亲进一步加以探讨。     

价值论

一、价值不是“核算的工具”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似乎大家都知道的,但一谈到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作用时,人们的意见分歧马上就表现出来了。正如孙冶方在“论价值”一文的一个脚注中所说:“经济学家为了辨别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起作用的差别,创造了不知多少‘级别’的作用,如‘调节者作用’、‘调节作用’、‘影响作用’、‘重大作用’、‘一定作用’以及上面所说的‘工具作用’等等”(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第113页)。其实,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上述议论,都是从斯大林的经典著作中搬来的。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价值规律的作用,并不限于商品流通范围内,同时也扩展到生产方面。诚然,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中,并没有调节的意义,可是它总还影响生产,……因此,在我们的企业中,这样一些问题,如经济核算和赢利问题、成本问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