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汉时期乌江流域的人口流迁与民族交融

秦汉时期,中国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首次被纳入中央王朝的势力范围.随着中原王朝的疆域延展,大批秦人、汉人等中原族群通过任官、随军、屯田、流放等方式纷纷移居乌江流域地区生产和生活.这不仅打破了当地长期以来的民族封闭,而且强化了中央王朝对乌江流域等西南边疆的政治统治,有效促成了乌江流域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论两宋时期乌江流域的民族势力与国家治理

两宋时期,因中央王朝国力弱小,不能对西南边地的乌江流域进行大规模经营,各种民族势力于是乘机做大,形成对一定地域范围具有控制能力的政治团体。同时,鉴于北方边患频繁,赵宋统治者抱定"北有大乱,不暇远略"的方针,对乌江流域地区主要采取驻军置堡、灵活羁縻等惯用性治理传统,外加适时招徕、以夷制夷等阴柔性治理策略。大宋朝廷通过这些治策之间的相互配合,不仅削弱了乌江流域的各种政治力量和消解了当地的民族势力,而且深化了乌江流域的政治统治和维系了边疆一统的政治格局。     

论元朝时期乌江流域的人口入迁与民族交融

元朝时期,中国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因其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特殊的地理区位,长期成为无数外来移民入迁定居之地。在元朝政府强制遣送和政策吸纳等综合性行政策略的共同推进之下,大批中原人口通过各种途径陆续移迁到乌江流域地区生产和生活。这不仅强化了中央王朝对乌江流域等西南边疆的政治统治,而且更有效促成了乌江流域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隋唐五代时期乌江流域的人口迁徙与民族交流

纵观漫长的隋唐五代时期,乌江流域的移民依其迁徙原因主要可分为自然移民、政治移民和军事移民,致使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和行伍军卒迁入当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移民的不断深入,隋唐五代时期乌江流域各族人民的交往逐渐体现在经济开发、政治朝贡和文化渗透之中。由于文化变迁特定规律的作用,隋唐五代时期乌江流域各少数民族仍然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民族文化特色十分鲜明。     

浅析蒙元时期的天主教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后,宣布信仰自由,允许各种宗教存在。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为了巩固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统治,继续实行开明的宗教政策,为各种宗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元朝政府一方面尊重各种宗教,另一方面也对其加强管理,设立崇福寺管理天主教,元朝政府与罗马教廷也互派使节进行了初步的接触,天主教传教士孟高维诺就是以罗马教廷正式使节的名义来华的第一人。     

蒙元时期的穆斯林与伊斯兰教法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时期,生活在多元文化社会背景下的穆斯林如何调适与社会、国君之间的关系,这是其生存、发展的首要问题.本文以伊斯兰教法为切入点,探讨蒙元时期穆斯林与主流社会的良性互动和伊斯兰教法与国法(国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明清时期乌江流域民族关系影响因素研究

明清时期,地处祖国西南地区的乌江流域地区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民族关系,历代封建统治者通过在这一地区施行羁縻制度、土司制度,逐步把乌江流域纳入到统一中国行政管理系统中。在该地区建立形成的贡赋与互市等经济制度和行为、文化教育以及移民等因素不仅促进了当地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增进了乌江流域各族人民彼此之间以及与中原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进一步密切了不同地区人们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也对增强乌江流域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     

乌江流域土司时期文人诗歌价值探论

乌江流域土司时期文人诗歌展示了独特的民风民俗、雄奇秀美的山川风光和社会历史的重大变迁,具有突出的认识价值;体现出鲜明的自然美和强烈的人性美,具有突出的审美价值;饱含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充沛的家庭使命感,具有强烈的教化价值.     

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历代科举人才的地理分布

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是我国历代学校教育较为落后、科举人才较为匮乏的地区之一。该地区科举人才的分布呈现出整体落后、区域差距、阶段起伏、科举家族涌现等特点。宋、明、清三代,科举人才的地理分布形成“点线面”的格局,其成因有六:一是政治因素;二是经济因素;三是教育因素;四是考试政策因素;五是文化因素;六是交通因素。民族地区科举人才的生成,不仅受制于多种政治因素,而且也受制于当时当地的经济、教育、考试政策、文化和交通等因素。     

蒙元时期新疆、中亚驿道新论

蒙元时期,新疆、中亚驿道的兴衰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军事活动密切相关。帝国早期,漠北通往中亚的驿道经过阿尔泰山。失里吉叛乱后,此道受阻,忽必烈开始在畏兀儿地区修筑驿站。后来,该地驿道安全受到海都叛军集团的严重威胁,忽必烈转而扩建塔里木盆地南缘驿道。蒙古诸汗国约和后,新疆、中亚各驿道相继复兴,直到1347年开始走向衰落。新疆、中亚道路的畅通几乎贯穿整个蒙元时期。诸汗国不和时,欧亚大陆物质文化交流的发展并没有受到阻碍。     

明代乌江流域的移民活动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有明一代,中国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因人口密度相对较小而成为封建王朝移迁中土人口的目标之选。在明廷带有强制性质的大军留镇、引民屯种等规模性移民活动的带动之下,各种民间自发的商贾、饥民等外来中土移民于是大量陆续进驻此地。他们通过与世居少数民族的不断交流碰撞,共同推动了乌江流域地区的生产技术和经济文化改造,大力促成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与互动,并深刻影响了当地民族关系的发展和走向。     

清代乌江流域的移民活动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有清一代,由于内地人口突增,人多地少现象严重,而地处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则因地广人稀且资源丰富,大量内地汉族移民于是陆续进入该地,或从军,或垦荒,或开矿,或经商,其中大部分人最终定居下来。他们既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又为边境增加了大量的劳动人手。他们不仅为开发乌江流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而且对乌江流域地区的民族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沅水流域的人口变迁

沅水流域的人口在明代发生了巨大变迁。明初,在卫所驻军、移民垦荒等因素作用下,大量外来人口迁入,虽有部分人口外迁,但总人口规模逐渐恢复。明中叶后,河谷平原的土地开发与商品流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外地人口的迁入,促进了流域人口的继续增长。受地理环境的不同制约,流域内部各地的人口变迁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从而影响了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     

元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景物描写的特点

文章主要考察了元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景物描写的鲜明个性突出的地域性特征,热烈的爱国、报国之志以及深刻的参惮悟道的情结.认为了解这些特点,对于我们切实认识少数民族诗人,深入学习元代文学具有重要意义.     

蒙元的金银开采与管理政策演变

从蒙古灭金前后、统一中国北方以及入主中原这三个时间段对元朝金银矿冶的分布与开采进行了时段性研究以及区域性的探讨;蒙古灭金前的金银开采,以开采统治下的西夏与花剌子模等地区的金银矿藏为主,而灭金后则旨在恢复和继承金朝的金银矿产资源;1234年至1278年前后,蒙元帝国在统治的下中原汉地初步建立了金银矿冶管理制度,恢复开采疆域内的金银矿藏,然而此时蒙元的金银开采仍主要依靠云南地区;元统一中国后,统一政权的建立使得国家完善了对中国南北方疆域内金银矿冶的恢复、开发与徵课,并使元朝的金银开采基本上恢复了前朝的水平。     

元代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的时空分布

藏传佛教在形成后,开始了向外的传播,青海是藏传佛教传播的重要地域,在元王朝的大力推崇下,藏传佛教在青海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不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地域上,青海藏传佛教的发展都具有不平衡性,本文依据统计资料,分析了元代青海藏传佛教寺院分布的时空特点及其产生原因。     

元诗文献新证

一度曾比较普遍地认为,元代已至近世,诗人与诗的问题,主要是资料收集得是否充分,所依据的版本是否完整。通过《全元诗》的编集,我们的体会是:元诗文献研究,并不只是体现在收集、汇录、整理,也就是说,其研究成果并不只反映出一个数量问题,其研究成果并不只是单纯的保存文献。对文献的辨析考证,是其立足点。正因为缺失了这个环节,使得以往的元诗研究的进展步幅不大。新的元诗研究从文献的辨析考证起步,才拉开了与前人研究的距离。     

元明曲学家杂剧分类解读

元明曲学家对杂剧的分类经历了从以人物类型为主到以内容为标准的过程。夏庭芝的《青楼集》中有关杂剧分类的文字真实反映了当时元杂剧的演出情况：首先，当时演出最多、最受欢迎的杂剧是驾头、闺怨、花旦、软末泥、绿林五类。其次，《青楼集》的分类折射出元杂剧表演的发展，杂剧脚色的日益完备，分工的趋向细致。一方面，小旦逐渐成为受爱重的角色，显示出元杂剧外脚的发展。另一方面，花旦成为旦本中颇受欢迎的门类，逐步从正旦中分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