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汉简“鲍鱼”考

战国秦汉历史中,可以看到一种特殊的水产品“鲍鱼”进入社会饮食消费生活。秦始皇人生悲剧最后一幕的演出,有“鲍鱼”以为道具。居延汉简令人惊异地出现有“鲍鱼”文字的简例。河西汉简发现的“鲍鱼”简文,应当是名物研究值得思考的学术主题。考察“鲍鱼”名义,应是指经过腌制处理的渔产收获。河西的“鲍鱼”,亦不能完全排除以海产品加工,来自海滨的可能。思考这种可能性时关注西北区域文化与遥远的海洋的联系,也可以增进我们对于当时海洋探索与海洋开发的认识。     

汉代“以孝治天下”及其现代价值

汉代实行“以孝治天下”。在实践中，汉代政府采取了以下三方面的社会政策，以“孝”作为官吏选拔的途径与评价标准之一；用社会政策和制度培育敬老爱老的社会风尚；“以礼入法”，对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和对孝的行为进行硬约束。汉代的措施给我们当今培养敬老爱老的风尚提供了有益借鉴。     

河西屯戍汉简诗歌文献探析

出土于疏勒河和额济纳河流域的河西屯戍汉简,部分简文与文学关系密切,部分简文本身就是文学作品。经梳理目前公布的河西屯戍汉简资料,发现其中有12首诗歌。这些诗歌虽然多为残篇,但保留了汉代西北边塞诗歌的原初形态,真实反映了汉代的边塞风光、边境的社会生活和边关军民丰富的情感世界,丰富了汉代底层文人的诗歌文献,拓宽了汉代诗歌的题材范围,为探索汉代诗体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可信的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汉代“不忠入律”研究

汉代作为伦理制度化的重要时期，将“不忠入律”，严惩官吏的不忠行为，对后世影响深远。由汉代不忠罪之类别，对不忠罪条文和法制实效结合、比对入手，分析汉代“不忠入律”的发展、演变过程，可探讨汉代“不忠入律”的特征以及伦理制度化、制度伦理化的历史流变。     

收藏里的“教养”

对于收藏者来说，他所拥有的不仅仅是一件器物，或汉代的陶罐，或唐代的三彩；他拥有的是一部分汉代或唐代的文化。这才是收藏者弓1以为傲的。不管你是抱着什么目的搞收藏，伴随着收藏，你的历史文化知识一定会在提高。我见过的古玩商，中国历史年表背得利落着呢。明代的十七帝是“洪建永洪宣；正景天；成弘正嘉隆；万泰天崇”。清十二帝是“天天顺，康雍乾，嘉道成，同光宣”。     

从“罪己诏”看汉代皇帝的政治自省意识

形成于汉代的“罪己诏”制度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独特现象，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面对自然灾害和异象或者动乱的国家局面，汉代皇帝通常会颁诏自省，承认自己的过错，并主动纠错或鼓励百官上书言事、举贤纳良。这种现象集中出现于汉代，主要因为汉代朴素的政治风气、不发达的君权统治和古人的“天人感应”思想。这一制度深刻影响了汉王朝的兴衰以及...     

于阗与北宋王朝的贸易路线初探

在宋代，以西夏占领河西走廊作为一个转折性标志，导致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由盛而衰，贸易线路发生巨大改变。西夏占领河西走廊之前，于阗与北宋的贸易路线基本上沿袭了汉代的丝绸之路，经河西走廊，进入内地。西夏占领河西走廊之后，于阗及西域各国商队与宋朝进行陆上贸易改由“青海路”，取道青唐（今青海西宁）等吐蕃统治地区入陕西的路线，抵达北宋京师。     

再评司马相如“人”与“行”

早在汉代就同司马迁享有“西汉文章两司马”美誉的司马相如，因其在汉赋上的成就被后人尊为“辞宗”、“赋圣”。然对其人品很多人都持否定或怀疑态度，甚至视其为“骗色”、“骗财”的无行文人。因此本文力图从历史事实出发，再评司马相如其人、其事，以期对司马相如人品高低做出较为公正的评价。     

“元气”论与曹丕“文气”说

先秦“元气”论认为，“气”是宇宙演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源和动力，“气”也能解释人的生命现象。而到汉代“元气”论被发扬光大了，在“元气”论中，哲学与自然科学进一步交融渗透，“元气”论被借鉴和引进到汉代天文学、医学、音乐学之中，“元气”论被王允引入文学理论也就构成了他的禀气论，曹丕将“元气”论和禀气论融入文学批评，构建了他的“文气”说。     

论王充“命”论思想形成的社会原因

关于王充“命”论思想形成的原因,前人已有研究,但很少从社会特别是汉代选官制度这个角度加以研究。作者试图从汉代迷信的社会环境和特权阶层控制的仕进制度等方面,粗略探讨王充“命”论思想以及“命”与“行”分途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社会原因。     

论中国封建“义门”同居大家庭的产生

“义门”同居大家庭为封建宗族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期的累世同居共财之风，始于汉代，但封建王朝旌表累世同居大家庭为“义门”，奉为社会典范，则始于南朝宋齐。受南北朝社会政治背景的影响，早期“义门”的门第，以寒素之家为其主体。     

从“懿筐”到“桑笼”:汉人审美情趣的变化与求新

汉人对桑女采桑活动的描绘,在诗歌和绘画的层面上已经呈现出一种超越于一般生活的唯美意义的艺术追求与艺术创作。“桑笼”虽小,但其小巧而精美的造型与刻画,从一个侧面表现和反映了两汉时期独特的审美情趣。这种审美情趣的生成,显示出汉人在继承前代审美传统基础上的变化与求新。其生活基础是汉代家族生活和庄园经济,而其艺术基础,则是与之相适应的汉代“庄园艺术”。是汉代“庄园艺术”之乖巧、灵动与精美的艺术特点与艺术追求,给予了这种审美情趣以新鲜的活力和生存的根基。     

老人安全度夏要讲究“吃”

炎热的夏季里，一些老年人会出现“苦夏”症状。而讲究“吃”的学问，可以减少或避免“苦夏”症状。 具体来说，夏季饮食有“五项注意”：     

春季如何“清火”

眼下正值春季，人体内的热量较为旺盛，如不注意饮食清淡和规律生活，极易“引火上身”。那么，春季上火有哪些症状？这些症状应该如何消除呢？     

汉代的“疫病”及相关防控问题研究

疾病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整个历程,特别是具有传染性的“疫病”,对人类的健康、生命乃至统治秩序均构成了严重威胁与影响,远在汉代时期“疫病”就曾对百姓生命健康与统治秩序构成过严重的威胁,因此汉代对“疫病”给予高度重视,并采取各种手段进行积极防控与治疗,将“疫病”危害程度降到最低。汉代在“疫病”防控方面有可资借鉴之处。     

根植于庄园经济生活土壤之中的汉代文学

从文学产生与发展的基本规律上看,庄园经济生活是汉代文学赖以产生和得以发展的土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试图提出”根植于庄园经济生活土壤之中的汉代文学”这样的文学认知,并且认为：汉代文学更鲜明也更突出地表现着与庄园经济生活密切相连的特殊性,不论对汉代文学进行微观把握或宏观审视,都能够发现庄园经济生活对汉代文学的影响。以家庭（家族）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汉代庄园经济生活,形成了比它之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为复杂的社会矛盾。从汉代庄园经济生活出发而审视汉代文学,汉代文学正是汉代复杂而矛盾的社会现实的反映。汉代社会在道德传统、习俗风尚、思想信仰等方面的新与旧的碰撞与矛盾,都能够在汉代文学中找到形象而生动的文学表现。     

先秦“黄老”是改造了的老庄哲学，而非黄老之学

黄老最初出现于汉代,黄老之学亦形成于汉代。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第一次使用了黄老,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中第一次使用了道家,但这些都是汉朝的学术称谓,并非指先秦已有了“黄老”或“黄老之学”,先秦既无“黄老”,亦无“道家”。因此,主张先秦已有黄老或黄老之学,或者认为先秦黄老乃道家的观点,是不够准确的。所谓先秦黄老,实际仍是老庄哲学,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的社会外化。     

汉代社会上层婚姻中的“待年”女子

关于汉代女子的"婚年"或"婚龄",已经多有学者进行过讨论。其中社会上层婚姻中一种特殊的情形,即女童幼时即确定婚姻关系而"待年"者,早有学者关注,并以为即"后世童养媳之俗"。汉代社会上层婚姻中的"待年"女子有其特定的政治背景、生活境遇、心理特征和社会表现。这是婚姻史研究的对象,也是未成年人生活史研究的对象。讨论相关文化情境,对深化汉代社会生活史的探讨,是有积极意义的。     

“鬑鬑颇有须”辨析

本文不仅从词语的训诘角度对汉乐府民歌《陌上桑》中的“鬑鬑颇有须”这一诗句进行了辨析，而且对汉代社会人们的审美习俗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从野外风光描写看汉大赋的“大”和“丽”

汉大赋在汉代文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它最突出的特点莫过于“大”和“丽”，所谓“大”，具有篇幅大，题材广、气势雄阔、综合性强，修辞手法齐全等多种内涵，在野外风光的描写中主要体现在辽阔的空间感，幽远无边的意境和宏观综合性突出上。而“丽”，主要指布局和谐、疏密有致、辞藻华美、文气丰沛、注重气氛渲染和烘托、刻意追求琳琅满目的绚美之感。从野外风光的描写来看，具有场面布置阔大匀称，有传统的方正对称之美；行文有致，行文大气而充满激情，具一气呵成的自然之美。与后世山水诗对比，这两个特点的形成与汉代独特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的空前繁荣与稳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