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之“实录”论

班固撰《汉书》,为司马迁立了专传《司马迁传》,评司马迁《史记》为“实录”,这为“实录”论立了丰碑。此论包含事、文、义三方面的准则要求:一是“事核”、“事理”,即要求记事真实,善序事理;二是“文直”,“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即传人记事,要求文质相称;三是“不虚美,不隐恶”,即要求传人记事必须达义,美恶如实,不虚不隐,公示于世。班固之“实录”论,承上启下,不只是评司马迁《史记》,还有确立中国史学本体理论的重要的历史意义。     

《汉书》“旁贯五经”与汉代史学精神的转变

班固"旁贯五经"而著史,其浓重的宗经思想贯穿于《汉书》的宗旨、体例以及取材等各个方面:班固据五经经义而确立著史宗旨与各篇立意,按《春秋》"以传释经"之义例来规范纪传体体例,准经义而命名篇目并为之作序,以五经为准则去取史料、删改《史记》,仿"《春秋》书法"以记事,引经文与各家经说以入史,用五经经义而论赞人物。凡此诸义例不仅在著史宗旨、批判精神以及历史叙事等方面改变了汉代史学的精神,而且还促使班固史学之求善与求真既吻合又分离,与司马迁强调史学之求善与求真的吻合有所不同,汉代史学精神由此而转变。     

“实录”:《史记》的神髓

《史记》一书,体大思精,史文并茂,前无古人。它是对先秦史家“实录”精神的继承与光大,是“实录”精神的伟大结撰。“实录”是其神髓,正是这种“实录”精神,使这部巨著卓然特立而为“史家之绝唱”。最先指出《史记》是一部“实录”的,是扬雄,而作精到阐释的则是班固。他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我以为班固这个评价,抓住了《史记》内容上最本质的特征,言简意赅,发人深思。     

论《史记》创造典型的特点——《史记》论稿之一

被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不仅是一部卓越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杰出的传记文学作品。司马迁打破了先秦历史散文以编年体记事,以国别体记言的传统形式,以历史人物为中心,通过记载数以百计的历史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形象地反映出从传说中的轩辕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     

董仲舒“《春秋》笔法”论纲

“《春秋》无达辞”是董仲舒对“《春秋》笔法”的精炼概括和总结,具有三种含义：其一,有“常辞”无“通辞”,针对《春秋》记事用语不统一而设,是董氏完整的《春秋》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其二,“微言”、“微辞”,即圣人没有明确说出来的话,指《春秋》记事不记言,却能以事明理,在事实的陈述中含褒善贬恶之义;其三,“微旨”、“大义”,指经圣人笔削而事别关恶之细,行防纤芥之萌,寓意精妙,使人深思反道,比贯连类,以得其意,从而防微杜渐。     

扬雄的历史哲学与人物评论

扬雄虽无史学专著传于后世,但他曾经续修《史记》,历史知识相当丰富。扬雄的历史观和政治观深受儒道思想影响。他十分注重“时”的观念,并从哲学高度深刻论证了社会历史和政治制度是一个不断因革、损益的发展变化过程。他还提出了“立事”、“品藻”、“实录”的史书体例及著述原则,倡导“立政中和”、“为政思”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扬雄关于当代人物的简要评论,直接对班固《汉书》产生了重要影响。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言”、“事”关系的分合与流变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的"言"、"事"关系始终处于复杂的变化状态。《尚书》虽以记言为主,但记言的背后皆有本事,未尝离事而空言。《尚书》总结历史经验、宣讲道义以资经世致用的《书》教之旨奠定了书史的精神传统。《春秋》创立编年史法,但有叙事而无记言。《尚书》中以记言形式表现的《书》教之旨在《春秋》中通过"春秋笔法"表现出来。针对《春秋》叙事的过于简略,《左传》对其进行了补充。《左传》叙事"言事结合"、"以事为主",史传文学中的三类"言"体基本定型,比例趋于合理。《国语》《战国策》又出现了以"记言"为主的倾向,表现了史家在"言"、"事"取舍中的徘徊。"言"、"事"关系在《史记》中又有新的变化。《史记》以人物纪传为叙事方式,记言文字分化为四种形态。而一以贯之的书史精神在《史记》中除了"寓褒贬论断于叙事",还由记言中的"太史公日"来承载。《史记》《汉书》以后,以叙事为主的纪传体成为书史正统,但"言"与"事"的比重权衡及其消长演变一直伴随着史传文学的发展过程。     

清华简《系年》与《史记》称引“左氏《春秋》”考

《史记》称引“《春秋》”有记事古史、孔子《春秋》、公羊《春秋》和左氏《春秋》等不同情况,其中“左氏《春秋》”的全称当为“左氏《春秋国语》”,是一部具体描述西周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古史著作,既非等同于今见《国语》,亦非等同于今见《左传》,而为两书所取材,亦为《史记》所援用。清华简《系年》为这一推断提供了启发和佐证。     

向《史记》人物传记学习“文史结合”的经验——附论历史剧创作中“史”与“剧”的关系问题

《史记》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历史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历史著作,不仅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史记》的“本纪”、“世家”和“列传”中的一些人物传记,至今还对人们产生一种文学艺术的力量。学习《史记》人物传记“文史结合”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对于当前又再度活跃起来的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创作,还有一定的意义。     

司马迁笔下的刘邦 “实录无隐”与“散见”初探

1.司马迁,史称“良史之才”。《史记》,杨雄誉为“实录”。班固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及至梁,伟大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家刘勰归结《史记》的写作特点为“实录无隐”之后,历代便形成定论。“实录无隐”不仅成为“藉传以传史”的里程碑,也给人们如实地再现历史人物形象、人物性格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但是,写史要实现“实录无隐之旨”是不易的,生     

援子入史的误读与误判——刘知幾《史通》“小说”辨

编年体与纪传体是刘知幾《史通》中史学系统的正史之体, 正史之余则为非正史, 即用以编撰正史的史料。小说发展至刘知幾时, 仍体现以记言、记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特点, 被刘知幾援子入史, 纳入史料范畴。故刘知幾《史通》并无论述小说之本意, 刘知幾小说观念未超越以《隋志》为代表的唐人小说观念。《杂述》篇“偏记小说”10类是刘知幾对其泛史料观念的分类体现, 而并非是小说分类。     

试论孟子说《春秋》——关于《诗》与《春秋》的关系及《春秋》的三重内涵

从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叙述不仅可以看到《诗》与《春秋》在时间上的前后承接,更重要地还可以看到它们在政治上所发挥的功能具有相似性.《春秋》取代《诗》而出现,意味着史已经从诗中分离独立出来.由《诗》到《春秋》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先秦史学的一种发展,而也正是因为先秦史学自身的不断发展以及史书所具有的鉴戒特点,孔子方能干《诗》亡之后以《春秋》担当王道教化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孟子对《春秋》事、文、义三个方面的叙述,可以发现先秦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就已经奠定了大致的基础.而细究史所蕴含的这三个方面,因“事”而著“文”,由“文”而见“义”,传统史学似乎有以“义”为终归的倾向；然而“义”信必有待于“事”真,而“事”之不存,则“义”将焉附？“义”只有立于坚实的“事”的基础上,才能避免无限制的主观发挥与牵强附会.而《春秋》具体特殊的“事”与抽象普遍的“义”最终统一于“文”的载体,事、文、义之间各自存在着一种张力,三者密不可分.     

试论《史记》与《新五代史》的文章

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座巍峨的丰碑,后世史家对它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真正学有成效,差不多可以和《史记》相抗衡的,除班固的《汉书》外,只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所以从南宋以来,文史学家就经常将欧史与《史记》相提并论,予以称赞。如罗大经说:欧阳修“作《五代史记》,便与司马子长并驾”.陈师锡说:欧史“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吴德旋说;“事外远致,《史记》处处有之,能继之者,《五代史》也。”赵翼也说:“盖薛(居正)则仿宋、齐、梁、陈书之例.欧则仿《史记》之例也。薛史于各国僭大号者立《僭伪传》,其不僭号而自传子孙者立《世袭传》.欧史则概列为世家,亦仿《史记》也。”又说:“欧     

论先秦历史散文的发展与演变

先秦历史散文的代表著作主要有《尚书》《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尚书》主要记言,奠定了我国记言体历史散文的基本范式;文章体式多样,标志着文体的区别已开始形成。《春秋》专门记事,构建了历史著作叙事的基本规范。叙事注重艺术性,表现出次序井然,条理清晰,语言精炼准确的特点。《国语》亦以记言为主,但其所记已不再是《尚书》式的＂古之号令＂,而主要是历史人物针对当时的具体事件所生发的议论,并且不乏精彩的叙事篇章。其叙事之文,大都具有记叙散文的基本要素,具有生动曲折的情节并富有戏剧色彩。《左传》直接继承《春秋》,其最大进步就在于叙事完整,并且创造性地运用了一系列叙事方法,具有高超的叙事艺术。所记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与《尚书》《国语》相比艺术水平亦有了更大进步。《战国策》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历史散文,其最大的进步,不仅在于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记叙历史的新格局,注重刻画人物形象,而且记言之文也表现出结构严谨,说理充分,长于铺陈,好用夸饰之语,喜用对偶、排比等修辞手段等特点。     

清代《史记》阐释中"实录"文学意义的转换

"实录"是历代以来对《史记》史学意义上最重要的概括.清代研究者发挥了历代对《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史学认知,认为《史记》以人传事的叙述模式,要达到"实录"的目的,必然要对人物做到生动、传神的"摹写""摹画",进行艺术化处理.清人把《史记》人物摹写的栩栩如生,生动传神,每个人物都跃然纸上、呼之欲出,称之为"实录".这些认识扩展了对"实录"的探索,丰富发展了"实录"的内涵,准确深入地把握了《史记》写人的艺术特色.     

“史”字本义新解

甲骨文的“史”字写作“飞”,或“矿”。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史字本义的解释是:“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根据这段话,可以理解为“史”字的本义乃是“记事”,它原本是动词。记事自然要公正,即忠于史实,如“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是我国自古以来史家的优良传统。可是后世的许多学者不同意许慎关于“中,正也”的解释。清朝学者江永在《周礼疑义举要》(卷五)说:“凡官署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之‘中’皆簿书,犹今之案卷     

《左传》中“行人辞令”的语言特色

历来人们对《左传》的语言评价很高.贺循曰:“《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①刘熙载曰:“烦而不整,俗而不典,书不实录,赏罚不中,文不胜质,史家谓之五难.评《左氏》者,借是说以反观之,亦可知其众美兼擅矣.”②《左传》无论记言叙事,都表现了卓越的艺术成就,本文只就《左传》的“行人辞令”略陈管见.     

论司马迁传记文学的实录精神

《史记》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而且也是一部杰出的优秀古典文学作品。鲁迅曾赞扬《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高度评价了它在史学和文学两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实录”精神是《史记》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指出:“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就是说,司马迁     

《史记》《历史》比较论

中西史学,分途发展。中国自春秋以来,以司马迁为旗帜,史学酝酿发展,两千余年,蔚为一博大精深的学问。而西方世界则以希罗多得为先锋,承继希腊传统,迄至今日,史学绚丽辉煌。司马迁与希罗多德,《史记》与《历史》,看上去,两者风格迥然相异,无可比较,然而他们同属历史学家,一东一西,相互辉映,司马迁的《史记》被中国史家奉为“正始之祖”,希罗多德由于撰成《历史》,被西方史家尊为“历史之父”。我们可以说,中西方史籍浩若烟海,其中恐怕就是《史记》和《历史》对于东西方史学乃至整个文化影响最大。将两者互作比较,究其短长,将有益于新史学。     

在历史学视角及体例的转折点上——一张舜徽先生《中华人民通史》研究

九曲黄河,源远流长,象征着中华民族曲折而悠长的历史,记载这个历史过程的史著汗牛充栋,但能够立范未来的却没有几部,而张舜徽先生的《中华人民通史》却是一部继往开来的历史巨著。从简单汇编言论文诰成册的《尚书》,到按年月顺序排比史实的《左传》,再到司马迁创制纪传体、独领史学风骚两千年的《史记》,史学的编纂体例处在不断地创新之中。但自从《史记》体例确立之后,史学编纂便一直未发生大的变化。至于袁枢的纪事本末体,不过是编年体或纪传体本纪部分的变化形态,班固的断代史不过是《史记》“具体而微”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