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录”到“求真”:近现代史学理论的转型

语言是思想、理论的载体。因此,语言中某些核心概念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出思想或理论之主要内容及其背后的认识取向与思维模式的转变。据此,中国古代史学"实录"思想向近现代史学"求真"概念的转变,表面上虽是语言的变化,实质上则是在认识取向上从"实录"之实用性向"求真"之知识性的转变,在思维模式上从"实录"之分散性向"求真"之系统性的转变,在语言表达上"实录"是一种叙述的理解,而"求真"则开始转向逻辑的论证与推理。这些转变,在一定意义上就反映了近现代史学理论转型的基本内容。在近现代学术背景下,这种转型既是必然的趋势,也是认识上不断深化的过程,更是扬弃传统史学思想与借鉴西方史学理论两者相互融合的过程。     

班固之“实录”论

班固撰《汉书》,为司马迁立了专传《司马迁传》,评司马迁《史记》为“实录”,这为“实录”论立了丰碑。此论包含事、文、义三方面的准则要求:一是“事核”、“事理”,即要求记事真实,善序事理;二是“文直”,“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即传人记事,要求文质相称;三是“不虚美,不隐恶”,即要求传人记事必须达义,美恶如实,不虚不隐,公示于世。班固之“实录”论,承上启下,不只是评司马迁《史记》,还有确立中国史学本体理论的重要的历史意义。     

论古代小说批评对史学“实录”意识的接受

中国古代小说具有崇实黜虚的民族特征，表现在对史学“实录”意识的接受。从文学接受角度看，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在接受史学“实录”意识的历程中呈现出一定的时代特征。这种现象的发生，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     

从“填补史”到“普遍史”——勒纳的女性史学分期理论

1975年,现代美国女性历史研究的缔造者之一格尔达·勒纳发表的《置女性于历史之中:定义与挑战》一文,使她成为对女性史学分期理论首次进行系统阐述的学者。对勒纳分期理论的重新审视,不仅可以厘清西方女性史学研究的发展脉络,而且有助于理解如何将女性历史的研究引向"普遍史"。     

先秦两汉空间观与权力的空间化——从“空”、“宇”、“天”的语义演变到“天下”观念的构建

考察"空"、"宇"、"天"等与传统中国空间观念密切相关的汉字在先秦时期的造字本义和语义演变以及先秦两汉关于"天"及"天下"的观念建构,可以发现,先秦两汉空间观的发生与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具象实践到抽象理论再到权力表征的发展转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秩序逐渐被纳入空间认知中,空间秩序、空间关系逐渐成为权力的表征,尤其自秦汉始,权力的空间化不仅体现为帝制中国的疆域扩张,亦表现为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空间秩序,并深刻影响了艺术创作尤其是传统文学、绘画艺术的基本内容、表现方式乃至审美批评。     

论启蒙时期苏格兰史学派的“推测史学”

欧洲启蒙时期,苏格兰史学派像大陆启蒙学者一样,把全部历史纳入研究范围,遇到一些不得而知或者不能确知的历史内容,就通过推测来解决问题,是为推测史学。它的产生有其合理性,其学术机制是:以自然科学超越神学、以演绎弥补经验不足、把共通的人性与特殊的环境相结合。它是启蒙学者对历史进行有哲学意味的探索,其表现方式是依据已有的历史知识对未知的历史领域进行推测,它不仅是对神学史观的超越,并且是后世科学史学的最初尝试。     

从檄文看政治观念的变迁——以先秦、两汉为论阈

天命和德是我国古代的核心政治观念,通过对檄文进行整体性研究,能够清晰揭示天命观念的人文化、公共化转向和德观念逐步成熟的演化过程,进而把握德扬天抑的政治观念变迁脉络。     

从互文到互文性——中国古代阐释观念之演进

互文是古代汉语中一种参互见义的修辞手法,互文性是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本理论的重要术语。二者虽然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范畴,但它们对于文本的阐释策略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古代阐释观念从“互文”到“互文性”的演进,反映了人们的阐释视野日渐开阔,并进一步认识到文本意义的本源不仅仅在于自身,还取决于他者对自身的映射。这种阐释观念的演进是历史文明发展的必然,也是人类在文本意义产生问题上对于自我中心的突破。       

学术史思维与时代性意识——论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源流、路径及意义

学界对中国“通俗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歧在于对史学“娱乐化”（作品）的理解与接受,辨证该问题需从中国“通俗史学”自身的发展史及其学术功用之实践入手。从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渊源来看,其历程至迟于唐代已开始,这个历史过程可以20世纪初“新史学”的提出为界,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不同阶段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从“通俗史学”普及历史知识、延伸正统史学社会功能的角度看,中国“通俗史学”的发展有两条路径,一条以通俗历史读物等简化正统史学的形式为主,一条以讲史等娱乐性活动的形式为主。历史地看,两条路径下的史学“通俗化”发展均促进和实现了历史意识及史学意识的深化,延伸了史学本身在教化、教育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因此,当下的“通俗史学”研究应以时代意识来重新定位史学“娱乐性”作品。     

从“曲终奏雅”到“发端警策”——论献、考制度对赋体嬗变之影响

在赋论史上,有两则文献颇有意味,一是《汉书·司马相如传》所言“曲终奏雅”,一是《唐摭言》卷八所载李程省试《日五色赋》中状元故事的“发端警策”,二者即“曲终”与“发端”的区别,因皆非单纯的文人创作,故而与文制发展紧密相联.从创作论看中国古代文体的形成,辞赋经典文本的树立,常与限制性写作的规范相联系.质言之,汉代献赋之功用限制与“曲终奏雅”文本形成相关联,而唐宋考赋之技艺限制则决定了“发端警策”文本特征的形成.例如献赋与考赋采取经义之方式的不同,就可印证其“曲终”与“发端”的文本差异,其中取辞与取题之不同,融织经义与点破经题之不同,以及隐用寄讽与直用称颂的不同,其义彰显.必须指出的是,献赋与考赋虽均归文制范畴,然其限制性创作对赋体的影响,则往往溢出文制,而表现出更为普遍的意义.     

从梁启超论史家“四长”看史学的客观性

梁启超一生兼政治与学术于一身,其在学术方面最大成就莫过于史学。梁氏在其著作中曾流露出建立史学史学科的愿望,并力求史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其对“史家四长”的重新论起成为学界共识。今天,历史学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巨大冲击,史学家具备了梁氏笔下的基本素质后,能否写出“好史”来,在后现代面前已显得底气不足。     

汉字从“同”得声之字试析

在汉字近56个从“同”得声的形声字中,就本文材料所能证明的同源词有35个,而这些理据式同源词按其所 含有的共同意义可分为两大组:一、表大义、盛义;二、指事物直通、中空、外圆的特征和动作直的特点及由此引申出 的通达之义。这两组以“同”为右文的同源字的产生在沈兼士先生提出的有关“右文”的六种分化式中属于本义与 借音混合分化式。根据杨光荣先生关于同源词产生及词义构造的理论,基于同源词词义=核义素 类义素及同源 词的产生是核义与类义的运作结果这样两点认识,分析这两组同源词的产生及词义构成,我们获得了这两组同源 词宏观及微观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发现,宋代王圣美的“右文说”若不轻言“凡”字,这种说法在一定范围内当是一 条真理。     

从“正名”到“名教”：中国史学批评价值标准的确立与演进

《春秋》之“义”首在“正名”,其宗旨主要是确立是非真伪善恶的标准,后世以此为基础,将其发展为“名教”,指以正名分、定尊卑为主要内容的礼法原则。在史学批评上,“名教”先由袁宏提倡,中经刘知几,后至章学诚而得以完善。袁宏主张历史撰述应贯彻“名教’原则;刘知几在肯定“名教”存在合理性的基础上,指出“名教”是史书载录、评判人物应该恪守的标准,史书的编纂、解读应无伤于“名教”,应“激扬名教”;章学诚则将“名李吏”作为评判史书和编撰地方志的标准。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言”、“事”关系的分合与流变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的"言"、"事"关系始终处于复杂的变化状态。《尚书》虽以记言为主,但记言的背后皆有本事,未尝离事而空言。《尚书》总结历史经验、宣讲道义以资经世致用的《书》教之旨奠定了书史的精神传统。《春秋》创立编年史法,但有叙事而无记言。《尚书》中以记言形式表现的《书》教之旨在《春秋》中通过"春秋笔法"表现出来。针对《春秋》叙事的过于简略,《左传》对其进行了补充。《左传》叙事"言事结合"、"以事为主",史传文学中的三类"言"体基本定型,比例趋于合理。《国语》《战国策》又出现了以"记言"为主的倾向,表现了史家在"言"、"事"取舍中的徘徊。"言"、"事"关系在《史记》中又有新的变化。《史记》以人物纪传为叙事方式,记言文字分化为四种形态。而一以贯之的书史精神在《史记》中除了"寓褒贬论断于叙事",还由记言中的"太史公日"来承载。《史记》《汉书》以后,以叙事为主的纪传体成为书史正统,但"言"与"事"的比重权衡及其消长演变一直伴随着史传文学的发展过程。     

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先秦诸子的繁盛与两汉诸子的衰落

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诸子之学在经历了先秦空前的繁盛之后,于两汉走向没落。诸子学之所以衰落于汉代,统治阶级的好尚与子学的盛极必衰是主要原因,再加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个方面上的刺激,最终导致了诸子之学不可挽回的没落之势。     

由“子之末”到“史之余”——论中国传统文言小说文类观的生成过程

从《汉志》“子之末”到《新唐志》“史之余”的小说文类观，实质上是一个发展线索清晰的旧词新用过程。随着魏晋南北朝和唐代史部的发展分流和史学理论的发展成熟，一部分史学价值低下的野史杂传类作品在正统史学价值原则观照下逐渐为史部所不容，从而为“小说”一词的旧词新用提供了契机，并直接形成了“史之余”小说观的具体指称对象。     

中国史学的西“体”中用——新式历史教科书和中国近代历史观之改变

中国史学传统源远流长,其标志之一就是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的史书体裁,自汉代以来,延续了两千余年,成为"正史"的主要形式。但当今中国的史学,却又几乎不见纪传体史书的踪影。本文从历史观的改变为观察角度,讨论和分析了西方章节体史书如何在清末传入中国并取代纪传体和其他传统史学体裁的现象。作者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清末中国和日本史学的互动有着比较紧密的关系。日本汉学家在当时所著的新式历史教科书,采用了章节体的体裁,又落实了进化论的近代历史观念,为甲午战后的中国士人所接受并模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章节体的史书,较能综合各种史实,用进化的视角记录和考察历史的演变。     

论汉语词义色彩变迁之动因——以“爪牙”、“复辟”、“锻炼”为例

对词义色彩的的探究应深入词义内部,对其组成结构做剖析式的描写并找出色彩义所依附的具体形式。在静态的储存状态下,词义内涵的属性值决定其外延范围;在动态的使用状态下,词的色彩义依附于词义典型成员的附加意义上,典型成员的变化可导致词内涵义侧重点的变化并带来其外延成员地位的再调整,进而带来词色彩义的变迁。此外,语言使用者对词义表现内容所持感情态度的变化也是促使色彩义变迁的动因之一。本文以现行有代表性的古代汉语教材为蓝本,择取"爪牙"、"复辟"、"锻炼"为目标词例,对以上说法做了尝试性的分析验证,以期对色彩义的变迁动因有更清晰的认识。     

论章学诚以“文”济史的治学之道

乾嘉时期 ,章学诚以“文”济史 ,提倡性情与功力合而为一的个性学术 ,倡导学术创新“成一家言” ,使其治学方向和治学方法与当时的考据派有了显著的不同 ;但另一方面 ,其史学家的思维特性渗透到文学观念中来 ,使得他的思想呈现出复杂的落后性。     

从“以道观之”到“以事观之”——论具体形上学展开的理论进路

形而上学探寻的问题包含世界的存在及其与人的存在的关系,而传统形上学以孤立、片面、静止的视野悬置人的存在空谈自在之物,会使得人与世界的关系流于思辨和抽象,无法对人生活的现实世界产生实际意义,由此杨国荣先生提出“具体的形上学”。具体形上学展开的理论进路可以从多种视域切入,其中“以道观之”和“以事观之”分别是《道论》和《人与世界：以“事”观之》中的主要理论视域,前者从对世界的整体把握考察存在与人的相互显现,后者以人的行为活动及其结果为指向考察人与世界的关系。从“以道观之”到“以事观之”的理论进路,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其一在视域的推进与深化上,其二在形上学的“具体性”指向上,其三在形上与形下的关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