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发展观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总结

中国特色社会发展观就是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发展方式上体现出的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特征的和谐发展，其成熟标志就是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发展观形成和发展的经验是：要从坚持社会主义一般原则看中国的发展；要从在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看中国的发展；要从在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出发看中国的发展。     

论邓小平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的重要意义

选择社会发展道路是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主题,本文通过对近代中国在社会发展道路上所做出的艰辛探索进行梳理,系统地阐述了邓小平理论是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进行反思和调整的结果,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解决了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模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目标实现设计了现实有效的实践机制;社会主义本质论,解决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动力机制问题。邓小平在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及时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进行了调整,使中国适应并融入了世界发展大潮。如何更好地融入全球化浪潮则是中国未来社会发展道路中要解决的关键。     

中国社区建设的理论架构探讨

社区发展走的是从社区迈向社会的道路，这是人类在现代化道路上所作出的第一次选择；而社区建设走的则是从社会返回社区的道路，这是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所作出的第二次选择。社区建设的总体理论是社会社区化或社会人文化。所谓社会社区化，其含义有两个方面：一是它揭示了社会发展向社区发展转移的必然趋势，复兴在现代化过程中被遗忘的落后社区；二是它反映了用社区共有原理或社区人文精神来建设大社会的客观要求，使整个大社会变成一个人关系和谐、充满亲情、友谊和人情的温馨社区。     

“生活型社会”: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呈现

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中国新发展阶段实施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是，以内需为主“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扩大消费政策。针对一些学者提出中国新发展阶段要向“消费社会”转型的观点，指出西方消费社会模式具有两面性，发展到当代体现的是资本垄断逻辑，奉行的是“经济人”假说，遵从的是“物本”文化。中国式现代化开启的道路为在西方“消费社会”模式之外创新“生活型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模式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理论遵循。“生活型社会”将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良性运行从发展理念向实践形态转化提供操作平台，预示着人类社会发展将从“物”的最大化追求向人的生活幸福美好最大化的文明形态转型，并为人类文明进步和美好生活的实现激发出新的社会动能。在“生活型社会”政策导向上强调，实施扩大消费政策要明确同西方消费社会模式划清界限；重新审视和再建构“蛋糕”理论；防止无度资本追求把中等收入群体视为狩猎对象；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和奉行包容性发展，从而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发展任务提供理论支持。     

“为社会的经济冶”:社会经济的西方传统及其中国路径

本文首先从历史维度检视了社会经济在西方社会的发展脉络及其历史传统，试图揭示其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对中国推行社会经济有所助益；进一步反思了当下中国的社会经济研究和实践概况，尝试从促进社会公平、社区共同体重建以及注重参与、共治和共享发展等方面阐释社会经济在中国社会建设中的可为空间和可能路径。在理论借鉴和观点阐述中，波兰尼的社会经济思想从本体论层面具有深刻启示，突出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导向；在方法论层面，依然需要结合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结构，以探求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经济发展路径。     

中国共产党国情意识的演进脉络与经验启示

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从认清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到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从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到把握历史主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立足国情进行实践奋斗、理论探索和自身建设，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建设和发展道路，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展现出鲜明的国情意识。中国共产党的国情意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以科学认识国情、高度重视国情、积极改造国情为目标导向，以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变化为分析重点，以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为基本途径，体现了承认国情现实制约性与重视改造国情能动性的有机统一。新时代必须继续坚持国情意识，使这一科学的思维方式成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思想武器。     

中国道路文化的特征及其研究意义

鉴于自古以来中国道路建设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中国道路文化研究相对滞后，分析了道路文化的含义、特征、研究范围和意义。分析认为，道路是人工建设的工程，它与政治、经济、生态、环境等联系密切，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道路的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辐射连通的开放特征、利在社会的公益特征，呈现出文化上的广泛联系和多元价值取向；它是文明的纽带、历史的见证和文化的载体；道路文化研究在中国道路建设和交通事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作用。     

社会结构视域下的中国道路发展经验

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逻辑。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包含社会基本结构、社会功能结构及社会关系结构三个维度。用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分析框架观照中国道路,可以发现,中国道路也有三条基本经验,即,遵循社会基本结构的发展规律,顺应社会关系结构的新变化以及把握社会功能结构的发展要求。     

对马克思人类解放历史进程学说的再认识

只有全面理解马克思人类解放的精神实质，才能充分认识在当今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人类解放包含了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经济的社会解放、人自身的解放三大有机历史发展过程；取得了阶级的政治解放基本胜利的国家，必须把“经济的社会解放”的历史任务放在首位并长期坚持下去；邓小平开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事业，开辟了我国经济的社会解放的现实性道路。它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有步骤、分阶段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性的理论和纲领。     

基于循环经济的资源节约型社会发展的思考

工业革命以后的先期工业化国家走的是以消耗和破坏自然资源换取经济增长的恶性循环道路。中国在童视经济发展总量和速度的同时，必须注意减少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根据我国资源紧缺的基本国情，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必须选择一条与发达国家不同的资源组合方式，即非传统的现代化道路，而循环经济是推进资源节约型社会发展的最有效的发展模式。     

当代西方发展理论演变趋势

当代西方发展理论演变的主要趋势是：１．从注重物的发展到强调人的发展；２．发展观念不断更新，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到社会发展、综合发展；３．从强调欧洲中心到主张发展道路多样化；４．重视发展负效应的探索。     

“市民社会”、现代国家以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的演变的简略考察，指出独立于和外在于国家的所谓“市民社会”只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发时期的一种短暂的历史现象，是自由主义思想中理论上的抽象。现代国家发展的历程也就是它不断地扩大自身的职能范围，向“市民社会”渗透的过程。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要求人们探索一种能够同时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的活力与主动精神的“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本文论证了这一模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可能性，并且得出结论；这方面探索的成功将为人类的共同生活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探寻一个百年课题的科学答案

马克思晚年试图开辟出东方社会独特的发展道路，提出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一个多世纪以来，马、恩、列、斯、毛等几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课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使这一理论不断充实和发展。然而，最终邓小平以其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这一课题作出了较为完满的答案。     

农村发展：一种“分化-整合”的解读模式

以社会学理论为指导，从“分化-整合”的角度，就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问题进行解析，指出中国农村发展目前存在的问题的实质，在于社会各领域的分化过度而整合不足。因此，实现农村发展的根本途径在于推进农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有效整合。在经济整合上，加快消除二元社会结构鸿沟；在政治整合上，强化国家政治制度对民心的凝聚力和在民众中的威信；在文化整合上，积极构建统一、和谐的民族文化价值体系。而且整合的方式应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相适应，以谋求农村社会发展的持久、健康和稳定。     

对劳动人本政治观理论与实践的新探索

马克思的劳动人本理论揭示了政治生活起源于人的劳动生存利益的内在需要。政治与人类社会同生共存，是社会的政治主体利益的全局关系所支配的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社会政治(广义政治论)同阶级政治(狭义政治论)有联系叉有区别，把二者有机结合构成了马克思的完整的劳动人本政治学说，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崭新成果。社会主义是从阶级政治走向社会政治的过渡，其发展之艰辛、道路之曲折，都是空前的。劳动人本政治理论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发展而发展；即使出现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类的暂时中断，但人类走向社会政治的历史大方向是不可逆转的。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中国道路”的哲学思考

本文是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系列文章之一。文章从社会发展普遍规律与中国社会特殊道路的角度论述中国道路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社会主义诞生的必然性，据此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科学性。文章认为，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与规律实现的自觉性决定了社会道路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社会演进呈整体推进、跳跃波动、低层转型等特性。这些特性在近代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意义探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实验,它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在这一伟大实验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征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中国特色范式的现代化道路、开辟了主动型内生式特点的发展道路,文章从以上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它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历史意义以及世界意义。     

继承与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恩对未来社会之构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未来社会构想与我国基本国情和时代要求的有机结合,既是对未来社会构想的继承和坚持,又是对未来社会构想的超越和发展。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逐步确立了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在融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中彰显出“中国特色”。     

试论毛泽东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的贡献与失误——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40周年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是在我国社会处于重大转折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和我们党在探索有“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方面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与发展。遗憾的是，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扩大化以后，毛泽东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失误。导致毛泽东失误的原因主要有：理论原因——在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认识上的偏差；实践原因——阶级斗争扩大化；方法性原因——采取以“四大”为形式的所谓“大民主”。毛泽东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无论是贡献、经验，还是失误、教训，都应当成为我们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重要基础。     

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必须强化三大基础工程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新时期湖南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历史任务。推进湖南“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必须树立社会公正理念，完善社会公正体系；转变政府职能，科学配置政府职权；规范行政程序与政府权利。只有强化这三大基础，才能为两型社会发展提供动力和新的发展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