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蒙元时期乌江流域的民族分布与政府经略

中国西南的乌江流域地区,因长期远离中土且资源丰硕,历来是彝、苗、布依、土家、仡佬、侗等少数民族杂居之地。自元朝实现国家一统以来,封建朝廷对乌江流域的统治与经营较之前朝更为广泛深入。蒙元统治者不仅通过置设行省机构、推行土官制度等举措,极力强化当地的政治集权控制,而且还通过建立站赤驿道、开展军民屯田等方略,有力推动着当地的经济社会繁荣。     

论秦汉时期乌江流域的人口流迁与民族交融

秦汉时期,中国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首次被纳入中央王朝的势力范围.随着中原王朝的疆域延展,大批秦人、汉人等中原族群通过任官、随军、屯田、流放等方式纷纷移居乌江流域地区生产和生活.这不仅打破了当地长期以来的民族封闭,而且强化了中央王朝对乌江流域等西南边疆的政治统治,有效促成了乌江流域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论元朝时期乌江流域的人口入迁与民族交融

元朝时期,中国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因其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特殊的地理区位,长期成为无数外来移民入迁定居之地。在元朝政府强制遣送和政策吸纳等综合性行政策略的共同推进之下,大批中原人口通过各种途径陆续移迁到乌江流域地区生产和生活。这不仅强化了中央王朝对乌江流域等西南边疆的政治统治,而且更有效促成了乌江流域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明朝对乌江流域的治理方略与民族政策调整

明朝为促成乌江流域等西南边地的全面统治,总的指导策略是遣亲信率重兵守之,主要通过平疆固土、改置机构、驻军屯垦、筑路通驿等改进性运作模式,极力强化当地的严格控制与治理。至于面对各民族之间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客观现实,明朝政府则主要采用的是土官独治、土流参治、改土归流等调整性的民族政策,努力地维系着当地复杂的民族关系。     

两宋时期西南地区的民族冲突与社会控制

两宋时期,在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西南地区的民族冲突频繁发生.从冲突主体看,包括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冲突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两大类型;从冲突形式看,包括经济冲突与文化冲突两大类型.为了实现稳定后方的战略目标,两宋政府在西南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控制措施,包括硬性控制和软性控制两大类型.但是,由于民族冲突是建立在文化差异与经济利益争夺基础上的社会冲突,因此,这些控制措施并未能从根本上杜绝此类冲突的发生.然而,正是这一系列的民族冲突事件,成为该地区民族融合的前奏.     

两宋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村

两宋时期的国家政权对于乡村治理体系的政治理念、制度设计以及具体措施,出台了许多新举措,其整体建制与总体沿革趋势不仅凸显出变革特点,而且情况日趋细密和复杂。其中,＂村＂的发展演变可视为其中的典型反映,＂村＂经历了一个逐渐褪去实有建制意义与实际职能的色彩,向地域标识意义的角色转化的过程。     

隋唐五代时期乌江流域的人口迁徙与民族交流

纵观漫长的隋唐五代时期,乌江流域的移民依其迁徙原因主要可分为自然移民、政治移民和军事移民,致使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和行伍军卒迁入当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移民的不断深入,隋唐五代时期乌江流域各族人民的交往逐渐体现在经济开发、政治朝贡和文化渗透之中。由于文化变迁特定规律的作用,隋唐五代时期乌江流域各少数民族仍然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民族文化特色十分鲜明。     

明清时期乌江流域民族关系影响因素研究

明清时期,地处祖国西南地区的乌江流域地区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民族关系,历代封建统治者通过在这一地区施行羁縻制度、土司制度,逐步把乌江流域纳入到统一中国行政管理系统中。在该地区建立形成的贡赋与互市等经济制度和行为、文化教育以及移民等因素不仅促进了当地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增进了乌江流域各族人民彼此之间以及与中原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进一步密切了不同地区人们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也对增强乌江流域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     

乌江流域土司时期文人诗歌价值探论

乌江流域土司时期文人诗歌展示了独特的民风民俗、雄奇秀美的山川风光和社会历史的重大变迁,具有突出的认识价值;体现出鲜明的自然美和强烈的人性美,具有突出的审美价值;饱含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充沛的家庭使命感,具有强烈的教化价值.     

明代乌江流域的移民活动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有明一代,中国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因人口密度相对较小而成为封建王朝移迁中土人口的目标之选。在明廷带有强制性质的大军留镇、引民屯种等规模性移民活动的带动之下,各种民间自发的商贾、饥民等外来中土移民于是大量陆续进驻此地。他们通过与世居少数民族的不断交流碰撞,共同推动了乌江流域地区的生产技术和经济文化改造,大力促成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与互动,并深刻影响了当地民族关系的发展和走向。     

清代乌江流域的移民活动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有清一代,由于内地人口突增,人多地少现象严重,而地处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则因地广人稀且资源丰富,大量内地汉族移民于是陆续进入该地,或从军,或垦荒,或开矿,或经商,其中大部分人最终定居下来。他们既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又为边境增加了大量的劳动人手。他们不仅为开发乌江流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而且对乌江流域地区的民族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论北宋时期过度集权及其影响

宋初,接受中晚唐五代历史教训,加强了中央集权,这是必要的和有积极意义的。但由于历史的惯性,当时这种加强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在宋朝政权巩固以后,特别是宋辽议和以后,本应逐步纠正矫枉过正即过度集权的问题,但宋朝统治者未能与时俱进,及时调整政策,相反,却继续加强集权,从而给国家管理造成种种弊端。这种过度集权表现为朝廷大臣不能独当一面,将从中御,上下级官员隶属关系混乱,地方政权软弱无力等。过度集权弱化和模糊了管理层次,使管理僵化、脱离实际,不但在当时造成恶果,而且对整个宋代造成恶劣影响。对此宋人已有较深刻的分析和认识。     

两宋江淮地区经济开发史研究综述

两宋江淮地区经济开发研究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到目前为止,有关该地区的研究成果斐然。这些成果按照发表的时间不同可分成3个阶段,其中20世纪4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是江淮地区研究的起步阶段,多以史学大家的个别研究为主。"文革"后到上世纪末是两宋江淮地区研究的稳步发展阶段,多以农业经济研究为主。进入21世纪后,江淮地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时期,考古资料的使用进入该研究领域。     

乌江流域土家族巫歌文化浅析

土家族巫歌是土家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共同创作和传承的带有巫术性质的民间歌谣。乌江流域土家族巫歌不仅是一种最原始音乐的象征,而且对土家族文化具有一定的习惯法功能,其中所包含的敬神祭祖的传统习惯法规则、和谐自然的生态意识和诚实守信的公平观念是值得传承和发扬的,但也要摒弃民族宗法的陈规陋习等不良风俗习惯。     

宋代幕府的发展述论

以民族矛盾为主线,宋代幕府大致呈现了"两点三段"波浪式的发展。以宋金、宋蒙对峙局面的形成为点,宋代幕府依次经历了顺应时局渐次恢复、起起落落发展不定、稳定发展与国共存亡诸时期,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其类型和特征。     

河南大学宋代研究特色述略

自建校至今,河南大学的许多学者投身于宋代研究,研究范围涉及宋代的历史、文学、艺术、教育、哲学、法律等领域,从而形成了河南大学学术研究的一大特色.从历史的角度,对河南大学学者在宋代研究各个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梳理和回顾,并分析其整体实力、学风、研究特色,对推动宋代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