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与胡适国学研究之比较

陈垣和胡适作为一代国学大师、著名史家,俩人开始迈向学林的经历和研究方向不同。但对清代乾嘉考据学都感兴趣,认同考据学,视其为治史之必要工具,治学上均重视材料的搜集、考证整理,没有确证,不下断语。在“整理国故”运动的背景之下,对国故学研究也有相似的认识。俩人坦诚切磋,辅仁相交     

论庄述祖的校勘学成就

庄述祖作为清代常州学派的核心人物,治学研求精密,于世儒忽不经意者,覃思独造,平生著述颇多,撰有《尚书今古文考证》《珍艺宧文钞》《诗钞》《弟子职集解》《历代载籍足征录》等数十种。对于他的学术成就,多见从今文经学角度考察的研究成果。其实,庄述祖对《诗经》《尚书》《夏小正》《白虎通》和《说文解字》等书着力校订,充分体现了庄氏身处乾嘉学术风潮兴盛之期,重视训诂考据的治学风格。     

扬州学派《论语》义理诠释特点论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文本,具有广阔的诠释空间,为义理诠释提供了可能性,而经典的传承发展又使义理诠释具备了必要性。乾嘉时期扬州学派学者在考据学盛行的背景下开始重视《论语》义理诠释,针对前人研究中的不足与讹误尝试重新诠释,成果较为丰富。其义理诠释的内容特点为探寻原意与阐发己意相结合,方法特点则为循家法之轨,无门户之见。他们在义理诠释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治学理念对当时学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略论郭庆藩《庄子集释》的学术成就

郭庆藩《庄子集释》10卷,是清代《庄子》考释的杰出著作。其主要成就在于：精密校订《庄子》本文,既能辨析古本异文正误,也揭示了某些前人未知的讹误；精心辑录散佚旧注,对陆德明《庄子音义》所录司马彪注多有补充；精确考释字词名物,在辨识通假字、训释疑难字及古代名物方面都有创见。在清代学术史上,诸子学是十分重要的学术分支。《庄子集释》能够代表清代《庄子》考证的最高学术水准,在清代诸子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略论明清时期的考据学思潮

明中叶学术界兴起的考证之学,迤逦发展至清代乾嘉时期而蔚为大国。这期间经历两个阶段:(1)从求博到求真。明代考证学以博奥夸耀于世,实事求是之意不足,而哗众取宠之心有余。入清以后,学者鄙弃明人治学的浮嚣之气,考证之学转向求真。(2)从求古到求是。清代乾嘉时期的学术,有吴派和皖派之分,吴派稍早于皖派,其学标榜“求古”,唯汉是从。皖派不以为然,治学主张“实事求是”。清代学术的思想理论性不如宋明之理学,但亦自有其特色。本文重点分析了戴震“以情情”的思想意义,以及“由词通其道”的治学方法,同时对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方法论作了分析与检讨。     

陈垣及其文献整理方法研究

陈垣先生发凡起例,对文献学进行了一系列的建基工作,在继承乾嘉考据学的传统,通过考证实践,将清代学术中各种零散的考据手段,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系统总结、缜密论证形成专学。其所归纳的义例和原则,至今仍在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发挥着典范作用。     

清初学术视野下的《山海经广注》研究

吴任臣为清初著名学者,治学广泛,著述等身,《山海经广注》是其早年撰写的一部关于训诂学、地理学方面的考据类著作。吴书的考证工作直接开启了清代乾嘉学者"《山海经》考据热"的学术传统,在明清时期《山海经》研究的学术谱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本文就该书之编撰体例、学术特点、流布情况及其影响进行探究,旨在揭露其在明清学术转型视野下所体现出的深层学术史意义。     

清代《孟子》考据学综论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考据学鼎盛期,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并形成“时代思潮”。清人考《孟》,涉及孟子本人与家世,孟子生卒年月与游历时地,孟子游事之君与弟子,《孟子》作者与篇章次序,《孟子》字词句章与思想主张,名物训诂与典章制度,可谓无所不考,卓然有成。成果丰硕,考证全面,研治深入,影响深远。     

论孙星衍的考据学思想及实践

孙星衍是清朝乾嘉时期的著名考据学者,文章对其学术宗旨和治学实践进行阐述和总结,这对于乾嘉考据学的研究尤其是中后期的学术走向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论王念孙对戴震学术的继承与发展——以《广雅疏证》为例的考察

清代乾嘉学术研究中,"戴段二王"的徽名已为近年的学界所关注,他们之间的师承关系,也为人所熟知。以《广雅疏证》为例可以梳理出高邮王氏对戴震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的继承和发展。由此以进,既可探明清代学术的深层关系,也可说明"扬州学派"的存在问题值得商榷。     

吕思勉的考据学宗旨及原因

吕思勉是我国现代史学大师,他在历史考据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吕思勉逾千万言的著述中,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古史的考据文章。其中有的是专门的考据论文,大部分以读史札记的体裁写作,有的考据成果是有机融合在其著作中的。他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考据成就,跟他的学术求真的宗旨是分不开的,他认为学术的核心宗旨是求真,＂治史旨在求真＂。同时跟他广博的知识、清代学风的因袭、个人的嗜好都有关系。     

清代考据学与篆刻艺术的复兴

学界皆知,清代考据学曾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场复古主义思潮,其影响至深且广。然而学界一般仅停留在这个认识水准,至于如何至深且广,则很少有人去探索。有鉴于此,笔者本文拟对当时的篆刻艺术界进行微观研究,通过阐述和剖析篆刻艺术在清代的发展状况及其特点,藉以揭开和凸显考据学对篆刻艺术影响的全部具体细节,从而深化人们对考据学的认识和理解,推动清代文化史研究的发展。     

论晚清时期的方志学

晚清时期是中国社会激烈转折变动的时期 ,也是中国方志学由乾嘉之际初创至民国时期系统的方志学体系形成的过渡时期。晚清时期方志编修出现了一些超越前轨的现象 ,修志观念、志书的内容类目发生变化 ,科学性有所增强 ;方志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深化了某些方面的研究 ,并加强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晚清时期方志学的发展及其在中国方志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予认识与肯定     

关于清末子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子学是我国传统学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凭借着自身的坚韧生命,在时间的长河中连绵反复,不断自我重生。随着清朝乾嘉年间朴学的兴起,明朝与清初以儒家理学为中心的研究格局被突破,在校勘学与训诂学的带动下,产生了子学文本的考证与初步的诸子个人义理研究。子学在中国近代改良革新运动与民主革命思潮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关于清末子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主要通过界定清末子学的含义、分析清末子学研究的类型与特点、厘清清末子学研究的三个阶段来进行阐述。     

清代考据学的启蒙

本文从中晚明一批学者对理学的批判、重视小学研究、强调博学博证、提出初步的考据学术规范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述 ,阐明了清代考据学启蒙于中晚明的观点 ,并对清人为何不视晚明考据学为起源作出了合理的解释。     

论何焯的王士诗歌研究

王士禛作为清初诗坛圭臬,对其诗歌理论及创作规律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何焯是清初考据学开风气的学者,开乾隆以来考订之风,治学范围涵盖经史子集,学术成果主要保存在大量的批校本中,堪称评点大家,他对王士禛的诗歌理论与创作的研究主要保存在其所批校的《古诗选》及《渔洋精华录》中。何焯论王士禛诗重在揭示其诗作风格及其渊源所自,分析王士禛诗歌中集前人之大成的创作轨迹,从而对王士禛诗歌创作的阶段性特点形成比较完整的历时性认识。强调温柔敦厚是王士禛与何焯诗学思想的共同之处,体现了康熙盛世之治对文学创作的时代要求。     

钱坫金石学研究述要

钱坫是活跃在乾嘉金石圈的一位重要学者。他一生阅览金石无数，学术积累丰厚，结合考据学盛行的时代风气，对金石学有深刻的理论思考。钱坫主张摒弃前代溺于鉴赏把玩的金石研究习气，掘发金石学服务于经史研究的学术传统，致力于考辨文字源流，证验古代经济社会制度、区域地理沿革等切于实用的学术研究。钱坫的金石学研究方法反映出乾嘉小学的发展水平与理念追求，囿于时代情形，得失互见，具有学科发展的阶段性典型特征。     

清代苏诗研究的繁盛局面及其文化成因

清人注释苏诗特别重视辑佚与校勘、训诂与考订 ,诗注与诗评结合 ,针对性强 ,而选评苏诗则多直觉式的感悟 ,侧重于艺术分析 ,尤喜探讨苏诗的艺术渊源 ,清人论评苏诗所涉问题的深度与广度较之前人有较大的发展 ,尤其是对苏轼在用典、和陶诗、以文为诗及其诗史地位的评价颇有精妙之论。形成这种繁荣局面的原因在于 :首先 ,清人标举、学习宋诗 ,风气日渐浓厚 ;其次 ,清代考据学风的兴起与整理旧学的兴盛 ;再次 ,清代研究苏诗的学者学问淹博 ,对苏轼其人其诗推崇有加。     

清末三儒《素问》校义例言

中医经典中的训诂,最早的是在注释《内经》中出现的。围绕《内经》形成的一系列的注释,集中反应了我国古代医书里训诂发展的历史与成就。值得提出的是晚清时代,对《内经》的训估达到了历史的高潮,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今就胡澍俞樾、孙诒让对《素问》的校勘条例作一探讨,以明他们在清代《内经》校勘学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