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安顺之际的汝颍名士

东汉安、顺之际,一直匍匐于外戚、宦官黑暗统治高压下的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一种新的中青年知识群体正在全国范围内悄悄形成。从政治史看,他们是后来汉末清议运动的领袖和中坚;从社会史看,他们是魏晋士族社会的源头;从文化史看,他们则是“自然”思潮的倡导者。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汉末名士。尽管其活     

游学与汉末政治

古代士人素有游学之传统,东汉时游学尤盛且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东汉游学形成了"处士山积,学者川流"的盛况。其政治色彩表现为两端:一是游学成为干谒手段,游学重在(交)游不在(求)学,士人为能出人头地,多以游学的名义结交名士、朝臣,以邀名利,此乃东汉中后期仕路日益滞塞和士人心态急功近利、日趋浮躁所致;二是游学助长了汉末处士横议式的清议之风及党同伐异式的结党之风,一方面是以游学的太学生为主体、以批评朝政为中心内容的处士横议,一方面是师生之间、同门之间的关系从荣辱与共到越来越带有政治结党性质,隐然成为与朝廷分庭抗礼、与宦官集团势不两立的政治集团,汉末的党锢之祸遂不可避免。     

从《古诗十九首》看东汉末年文人心态

自从《古诗十九首》问世后，一直受到历代文人的喜爱及评论家的高度赞扬，以它特有的感伤情调打动了千百万后人的心弦，而它所揭示的正是东汉末年大部分文人的典型心态。《十九首》的总基调是感伤而低沉的，这是由于东汉文人倍受打击而且不敢直抒胸臆。直接影响东汉末年文人处境的是两件大事，一是“清议”，一是“党铜”。东汉文人大部分是太学生，他们是东汉王朝为了选拔官员而直接培养的有学问的官吏候选人。由于朝廷大权被外成和宦官们交替掌握着，太学生们正常的仕进之路被堵死了，于是他们与进步官僚组成了反宦官、外威统治的清议派。…     

论东汉灵帝时期的宦官

东汉中后期宦官干政的现象愈演愈烈,至灵帝在位时期,宦官的权势达到顶峰。灵帝时期的宦官集团在与朝臣的斗争中兴起,亦在与朝臣的斗争中覆亡。灵帝在位初期,宦官与灵帝之间有着权力转移的过程。宦官集团在灵帝的支持下全面干政。在灵帝的有意扶持下,形成皇帝、宦官与朝臣间的特殊三角关系。灵帝时期的宦官集团对东汉后期政治有一定影响。     

东汉中后期改良思潮及改良活动浅议

东汉中后期产生的改良思潮及改良活动是当时严酷的社会矛盾斗争的产物,汇集了不同阶级、阶层的力量,具有广泛的社会性。改良内容涉及到选举、吏政、安民、抚戎等诸多方面,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活动始终围绕着抵制和打击外戚、宦官专权这一主线展开。东汉末年“党人”的抗争是其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在性质上属改良救亡活动。尽管这场改良活动以悲剧结局落下帷幕,但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深远。     

汉末三国中使考

汉末灵帝时宦官充任的中使甚嚣尘上,但在献帝时突然消失,这是因为灵帝崩后袁绍诛尽宦官,而献帝是个无权的君主,汉末未再出现中使。曹魏因耻于其祖辈曾为宦官,也一直敌视和限制宦官。蜀国以汉的承绪者自居,在汉末士人普遍仇视宦官的背景下,虽然后期出了一个宦官黄皓,但并未重新形成宦官系统,所以魏蜀都没出现中使。吴国的心态比较放松,加之吴主孙权的权力比较集中和稳定,所以中使在吴国复活,并得到完善和发展。     

东汉政局变动中的颍川豪族

颍川豪族群体是东汉政权得以建立的三大支柱之一;颍川士大夫豪族是东汉桓灵之际党人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宦官、清议运动的主导力量。在汉魏之际颍川豪族群体是反对董卓的重要力量;以辛氏、郭氏为代表的颍川豪族与冀州豪族的争执对袁绍政权的败亡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荀或、荀攸为代表的颍川豪族在曹操政权谋士群体中居于核心地位,为曹操统一北方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成为魏晋士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末三国中使考

汉末灵帝时宦官充任的中使甚嚣尘上,但在献帝时突然消失,这是因为灵帝崩后袁绍诛尽宦官,而献帝是个无权的君主,汉末未再出现中使.曹魏因耻于其祖辈曾为宦官,也一直敌视和限制宦官.蜀国以汉的承绪者自居,在汉末士人普遍仇视宦官的背景下,虽然后期出了一个宦官黄皓,但并未重新形成宦官系统,所以魏蜀都没出现中使.吴国的心态比较放松,加之吴主孙权的权力比较集中和稳定,所以中使在吴国复活,并得到完善和发展.     

论张衡人生哲学的特色——兼论儒道互补

张衡一生的主要活动时期在东汉和帝至顺帝末年,这是东汉帝国由盛转衰的时期。从和帝重用宦官郑众诛灭外戚邓氏起,东汉王朝出现了宦官、外戚相互倾轧、交替掌权的局面。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都在日益激化,虽然这种矛盾     

东汉震灾与王符的“荒政”批判——基于“短时段事件”的政治文化时空形态考察

王符所著《潜夫论》深淳整穆,时人誉为汉末清议政论文之翘楚.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极言汉政得失.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以时空两个维度作为历史分析的视角,以此理论分析史料,明确王符震灾亲历者的历史身份.从王符独到的平民视角中的灾情描述可以分析出东汉政权的震后“荒政”:从频黜“三公”这一政治现象,探讨“天人感应”衍生的“灾异说”政治思想内核的表象和“内外廷”之争的顶层政治权力分配的实质;从帝王和臣子对“罪己”、选拔“贤良方正”、“有道”士人进入统治阶层的“荒政”策略的分析,概括当时汉末统治阶层矛盾凸显的现实,分析其对汉末政治结构的破坏作用,为寻找并论证汉末政治社会衰变的重要节点提供历史证据.     

荀悦《汉纪》史论的学术特征论析

东汉末年的学术思潮,在秦汉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荀悦《汉纪》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编年体史书。其中,《汉纪》的史论以多种形式出现,集中体现了荀悦的学术思想,同时也反映了东汉末年学术思潮的时代特征。即儒学开始衰落;强烈的政治批判思想倾向;易学从重象数向重义理转变;诸子之学兴起。     

《经传释词》语料断限辨正

《经传释词》的语料断限，王引之自己说是至西汉。人们一般都沿用此说。我们考察后发现，《经传释词》运用了大量东汉的语料，尤其是《汉书》中的语料，对《汉书》中的语料，不仅运用的量大，而且运用的方式多样。由此可见，《经传释词》的语料断限应该是至东汉。这与清代其他一些学者的做法是一致的。王引之所说的“西汉”，可能是“两汉”之误。     

从“阳儒阴法”到“礼法之治”的中间环节:汉末社会批判思潮

从汉代"阳儒阴法"到魏晋"礼法之治",有两个变化:其一,"法"之地位的提高。从问题的提出到外化为政治实践,再上升到理性层面的认可,其中间环节正是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其二,"礼"之地位的突显。即在"儒"对"法"、"名"思想的涵摄中,礼因兼具"儒"的教化性、"法"的规范性和"名"的可检验性,因此成为融汇儒、法、名三家的思想资源,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也正是这一融汇过程的中间环节。     

论蔡邕的儒家用世精神

蔡邕并非一流的经学家,在经学大家辈出的汉代,他的经学成就难与郑玄等人比肩。然而,他的积极用世精神独步当时,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儒家学者。他的忠孝思想、正名思想、谶纬思想中闪烁着儒家的用世精神,其政治主张亦以用世精神作为指导。这一特点使得蔡邕作为具有经世致用精神的儒家学者,在东汉末年引领学坛。     

由“罪己诏”论西汉道统与政统之关系

西汉“罪己诏”的产生,既是禹、汤以来君王罪己传统的延续,也是西汉国家建构中道统和政统博弈的结果。儒家学说地位的隆升,使得圣王、圣人之说成为评判政治的理论依据以及衡量政治行为的标准。在决策政治事务时,西汉皇帝的个人看法常与儒生相绌,此时多用“罪己诏”来调和彼此的矛盾,正体现出道统与政统的相互适应和不断调整。     

试论"当涂高"之谶的作者与造作时代--兼与钟肇鹏先生商榷

"代汉者当涂高"是广泛传布于汉魏时期的一条谶言.钟肇鹏<谶纬论略>认为本条谶言是曹魏代汉时所造作.考诸有关文献便知其说非是.实际上本条谶言早在西汉末年就已经产生了.西汉末年的公孙述与东汉末年的袁术称帝时都曾经利用过这条谶言.曹魏代汉时确实也曾利用过这条谶言,但只是利用,而并非编造.     

三国时期的薄葬与厚葬

东汉末年由黄巾起义引致的社会大动乱,导致东汉王朝名存实亡,中国进入一个战争频繁、长期分裂的时代。政治的长期动荡,造成社会的极不稳定,使人们在思想和生活等方面出现了很多的转变。而这一时期的丧葬习俗,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本文拟对三国时期的丧葬习俗进行探析,以对这些变化的情况、特征及形成原因作出一些分析。     

范晔《后汉书》文学思想论

被誉为前四史之一的范晔《后汉书》不仅是一部辉煌的历史巨著,还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范晔为东汉时期众多的文学之士立传,还在诸传中著录了他们的作品及文体数量。文章对范晔《后汉书》的著录体例及作品、作家品评进行了研究,阐述了范晔不仅重视作品的社会功用,也注意到了文学的情采的思想特征.     

秦汉时期太湖与东南地区学术发展趋向研究

秦汉时期的太湖与东南学术整体上属于边缘性的学术 ,但却富有特色。东南学者传承《楚辞》 ,并开创汉大赋传统 ,形成汉代的辞赋之学。东南地区的楚化是汉代 ,尤其是西汉的主流。在儒学神学化的大背景下 ,东南的学者并未随波逐流 ,王充著《论衡》予以尖锐批判 ,表现出理性主义精神。在史学流域 ,班马大师均出西北 ,东南的学者这次奋起捍卫地方文化精神 ,《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两部地方史书的完成 ,标志着东南吴越文化传统的回归。同时 ,它也是东南文化与正统文化相协调的产物     

东汉初年和末年人口数量

东汉初年和东汉末年的人口数量,史书没有记载,但这又是研究东汉人口史的重要问题。东汉初年和东汉末年,是社会剧烈动荡和人口锐减的时期。具体而言,造成东汉初年人口锐减的原因主要有战争死亡、严刑苛法死亡、灾荒和饥馑死亡、疾疫死亡等。东汉初年的人口数量只有西汉末年的约30%,即约有户367万、口1800万。东汉末年,人口再次大幅度减少,原因主要有黄巾大起义、董卓之乱、李郭汜之乱、军阀混战等战争因素引起的人口大量死亡,多次发生疾疫导致的人口大量减少。东汉末年的人口数量大约只有东汉永和五年的32%,即约有户310万、口1572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