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保守主义的意义生成和意义变迁

诞生于西方“启蒙运动”时期的保守主义是相对于自由主义而言的“保守的自由主义”,所以,保守主义的原始意义既不以进步与否为衡量标准,也不以开放与否为评判准绳,而是参照于自由主义又对立于激进主义,并以反思现代化为本质特征而彰显其审美现代性。作为一个学术术语,保守主义一词在被引入中国而指涉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保守思潮时,往往被误用,其意义也随之发生变迁,并历经从消极意义向中性意义的转变。纯粹的西方意义上的保守主义的概念并不完全适用于论究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保守主义,至于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守成主义一类的试图契合中国论域的新概念其实也存在这一问题而有待完善。     

试论当代中国的“中道理性”之道——从萧功秦和姚中秋的相关论说谈起

“中道”是相对文化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而言的。政治上“激进”与“保守”的参照系是既定政治秩序,文化上“激进”与“保守”的参照系则是特定文化传统。当代中国的既定政治秩序是反传统的、基于“党国一体”政治架构的国家主义,本身集文化激进主义倾向与政治保守主义倾向于一身。以此为参照,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既有的自由主义思潮是一种文化和政治激进主义,极左派（包括新左派和老左派）和“刚性新儒家”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倾向。萧功秦的“中道理性”论是一种“政治中道论”,试图超越极左派和自由主义的政治激进主义倾向和政治保守主义倾向;姚中秋所谓的“寻找中道”是一种“文化中道论”,试图主要超越（现代）自由主义的文化激进主义和“刚性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相较而言,前者具有较大的政治可行性,但却悬置了我们在文化上的努力方向;后者具有较大的文化可欲性,但却在根本上缺乏政治实践关照,具有政治激进主义倾向。当代中国的“中道理性”之道,应当遵循“萧－姚律令”,既要具有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亦要具有政治实践关照,并切实基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开展关于“中国理想图景”的理论探究。     

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述略

一、文化保守主义的内涵“保守” ,习惯上是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使用的 ,指在政治倾向方面不求变革 ,希望维持现状。有的学者认为 ,文化保守主义 ,就是指当代中国知识界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对待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发展的一种态度。其根本特征是以继承、弘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 ,要求以民族文化传统为本位 ,熔铸西方文化。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也可以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或激进主义者。有学者认为 ,文化保守主义则是充分褒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优长 ,…     

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论析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现是中西文化“双重危机”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映,是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它不是未经反省的假设,而是作为一种与复古思潮、西化思潮既对立、又依存的自觉理论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尹昌衡:一个保守主义者的革命与归隐

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近代中国两股重要的社会思潮,分别代表了变革中国的两种政治取向。保守相对于激进而言,非“保守派”或“旧派”之意。清季民初,中国未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保守主义如同空中楼阁,难以在现实中找到立足点。反之,激进主义不断扩大政治舞台,以致保守者的命运不得不同革命联系在一起,革命有时竟成为保守主义者的安身立命之处。政治与文化思想保守的尹昌衡,从“忠清”到“反清”,最后被迫“归隐”的人生经历,恰是一位保守主义者在不断激进的革命潮流中难以立足的写照。     

世纪末的怀旧情绪──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再思考

文化保守主义是人类历史进入现代化阶段以后的重要现象。按照艾恺和其他西方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的说法,它是对于非保守和非传统的现代化所发生的一种全球性反应。文化保守主义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现象,以新儒家为代表,其时间之持久、影响之深广,为世界现代史上所罕见。在中国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中,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几度兴衰,轮回不绝,其与文化激进主义相对峙颉颃而彼此消长,构成了一幅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独特景观。这种思潮在中国一改过去的沉寂,“自９０年代开始,文化上新保守主义精神不作宣告地悄然形成了。……显然,这…     

对保守与激进的辩证思考

我们要谈论或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保守与激进",首先必须对两种保守义义和两种激进主义进行区分,两种保守主义,即思想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两种激进主义,即思想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     

激进中的合理与偏差——浅析陈序经对辜鸿铭的批判

陈序经在<评辜鸿铭的复古主张>一文中,以全盘西化论为理论基础,即广义的文化观、文化整体论、文化进步说对辜鸿铭的尊孔复古、中国道德观等所谓中国文化精髓进行了批判.透过陈序经以极端的全盘西化论对辜鸿铭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评论,有助于进一步了解陈序经文化社会思想及其局限性.     

论张之洞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

关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起源于何时,学术界有较大的分歧。张之洞对“中体西用”思想的完整表达,不仅使得“中体西用”这一提法上升为官方意识、成为社会主流思想,也使得这一中西文化结合的模式完成了从洋务派的重在“开新”,到戊戌时期首推“卫道”的转变。虽然维新派也提倡“中体西用”,但其主旨在于中西文化的会通,这与张之洞意在以西学补救中学之缺的保守思路形成巨大反差。可以说,张之洞对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文化卫道与政治抉择——以徐复观、钱穆为例的讨论

在西潮的冲击下所形成的保守主义思潮中,以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为己任的文化保守主义构成了“文化卫道”景观。当保守主义透入到现代性政治的抉择时,则形成拒斥现代性政治的政治保守主义,文化卫道就此与政治抉择形成一种张力关系。徐复观从文化保守主义出发,走向了政治上的现代性道路;钱穆的文化保守主义落到现实政治层面,衍生出政治保守主义。前者是局部意义的保守主义者,后者是彻底的保守主义者。仅就这个角度来看,钱穆确实不属于“现代新儒家”的阵营。     

荀悦易学思想初探

荀悦是汉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 ,同时也是易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其易学思想大体表现在自然观、历史发展观和社会政治观等几个方面。承于《易传》的天地人一体观和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方式 ,荀悦致力于沟通天人 ,既强调人事的重要性 ,又将天道视为人事的合理性依据。荀悦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 ,并把“通古今”当作著史的重要宗旨。这是对《周易》变通思想的继承和发挥。本于《易传》和易学的太和、中正及中和等理论观念 ,荀悦热切追求社会和谐乃至天人整体和谐 ,并将仁德之治及尚贤、养贤等看作实现这一理想的重要手段。他呼吁经今古文学结束相互争执 ,共求学术之真。这对易学的发展同样大有裨益。中国古代史学与易学有着一种密切的渊源关系 ,因而作为史学家的荀悦在易学史上有所贡献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论陈寅恪的学术个性

陈寅恪为中国20世纪罕见的具有鲜明学术个性的文化巨人和学术大师。学术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是其毕生所坚持的奋斗目标;历史文化的辨析与阐发为其终生的努力方向;以语言为工具、以材料为基础是其一贯的治学态度;种族差异和中国文化本位是其基本的文化观念;打通意识和史诗互证是其常用的研究方法;“了解之同情”和“古典”、“今典”的疏解是其主要的阐释原则和方法。     

董仲舒:早期中古文明的导师

本文将董仲舒及其学说置于文明理性发展的广阔背景来考察 ,认为 :董仲舒构筑了神秘化儒学新体系 ,并以之为动力 ,推进了儒学的政治化、教育化、法律化 ,将古代文明引向道德伦理理性的新时代。董仲舒是中国文明由古代向中世纪转型时代的导师     

中国文艺思想的"梦思维"——古典文论阅读札记

梦,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类精神现象,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理论出现后,"梦意识"在现代思想领域引起了巨大反响,推动了西方现代文艺美学的发生和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唤醒了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梦思维"的兴趣和关注.所谓中国的"梦思维",既是对中国传统文献、特别是文论中一系列有关梦的认识与理论观念的辨析,也是打通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在有关梦意识方面隔膜的一种努力,试图在不同文化理论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马叙伦与民国初年北京大学的新旧之争

马叙伦与北京大学早期历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民国初年,马叙伦不仅在治学的领域和方法属于旧学一路,而且学术思想上仍带有明显的国粹主义取向。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新旧之争中,马叙伦以"旧派"学者的形象出现。他的这一倾向不仅受到支持新派的学生的挑战,而且面临来自新派同事的压力。不过,马叙伦的"旧派"形象主要是就其治学情况而言,在政治思想及人际交往方面他则偏于趋新势力。正因为如此,马叙伦在五四运动后不仅没有消极避世,反而在几个重要历史时期均占据教育界要津。     

晚清文化政策之调整:从"崇儒重道"到"中体西用"

晚清文化政策随着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嬗变,由单一的"崇儒重道"向杂陈的"中体西用"转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时代发展要求,在客观上促进了传统文化的近代化,但其始终以"崇儒重道"为核心,具有浓厚的封建性.     

长城与中国文化地理

中国古代历史上各个朝代兴筑的长城,都具有区分文化地理的意义,即将农业为主的文化与游牧为主的文化人为地割裂开来。农业民族建立的政权这样做了,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同样也有这样的举措。而且还出现了“塘泊”、“金界壕”等不同特色的长城。随着长城的南移和北移,中国的文化地理也相应地出现了变化,各种文化的交流也呈现南来北往的反复过程。中国古代民族融合过程中各种独特的现象的出现也与这种文化地理的变迁有关。     

“以形写神”说与“天人合一”观

“天人合一”思想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从整体把握宇宙万物,实现人与自然相通相和的精神境界,为古代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的思维模式,是一种成熟的宇宙意识和诗意的人生理想。顾恺之绘画理论和绘画实践的“以形写神”说是从“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出发,将“形”与“神”的范畴加以综合,以人、自然、神灵三者的融合为表征,体合宇宙精神,达到“通天人之际”神人以合的精神境界,从而实现画家的理想人格。     

“中庸之道”:中西伦理学互鉴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范畴不只是一种规则否定性,即强调区别不足和过度,而且恰是旨在求取行动中的“真”,内在地指向着柏拉图“知识就是德性”的理智德性命题。中国古代儒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则与西方的这种古典德性伦理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精神实质上十分相似,对于只强调“合法”的现代法性伦理(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义务论)均具有治疗性意义。     

中日汉字文化的互动历程

东亚文化圈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存在共同的文化传播工具——汉字,因而又称为“汉字文化圈”,中国是汉字文化圈的“直属圈”,日本是汉字文化圈的“自治圈”。在古代,源自中国的汉字广为影响日本,日本也逐步实现文字的“和风化”。近代日本在译介西洋语汇时,大量创制汉字词,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择取中国古典词翻译西洋术语;(二)利用汉语词素和汉语造词法,创制汉字新词,以翻译为洋术语。这些日制新词在清末民初大量输往中国。故中日汉字文化呈现历时性的互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