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

以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变革世界与变革自己的过程为具体的历史内容."成己"与"成物"的过程同时表现为"意义世界"的生成过程.这里的"意义"是就广义而言,它既涉及对存在(包括人自身之"在")的理解,也以对世界的价值规定为内涵.以变革对象的历史过程以及本然对象与人化存在的历史分化为前提,人不仅化本然对象为人化实在,从而创造现实形态的意义世界并存在于其中,而且也一再追问自身的存在意义并指向内在的意义世界,意义世界则相应地表现为现念形态(精神之境)与现实形态(人化实在)的统一.成己与成物的过程申所形成的知识与智慧,既内化为人性能力.又渗入于普遍的规范系统,后二者(人性能力与规范系统)又进一步从不同的方面制约着变革世界与成就自我的过程.     

理性与非理性——以人性能力为视域

人既以成己与成物为价值目标,也以之为基本的存在方式。成己与成物所指向的是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认识自我与改变自我,其所以可能的内在根据则是人性能力。作为成己与成物所以可能的前提,人性能力的具体形态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加以理解。以真善美为指向,人性能力涉及认识、道德、审美等领域。与可以认识什么(what can I know)相联系的是认识能力,后者体现于知什么(know that)、知如何(know how)等;与应当做什么(what ought I to do)相关联的是道德实践的能力,后者具体展开于道德选择、评价等过程;相应于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的,则是审美能力,后者体现于美的创造和判断。就成己与成物的过程而言,人性能力同时也展现为不同作用方式及与此相关的多样形态。     

意义与实在

以世界的敞开与变革为前提,对象的自在性逐渐被扬弃,本然之在开始获得现实性的品格;与之相联系的是从"天之天"(本然之在)到"人之天"(人化之在)的转换,后者以价值意义的生成为其深沉的内涵.通过赋予"天之天"以现实的品格与价值的形态,本然世界体同时展现为意义世界.在知、行活动的历史展开中,这一过程既表现为以心、物、理的彼此互动为内涵,又以"自在"之维与"为我"之维的统一为指向.     

心学的多重向度及其理论意蕴

王阳明的心学包含多重方面:在形而上之维,心学提出了"意之所在便是物",其中蕴含通过人自身与对象的相互作用以形成意义世界的理论取向。这一进路既不同于对超验存在的思辨观照,也有别于对外在世界的抽象构造,其主要特点在于联系人自身的存在以理解现实世界。心学的视域不仅体现于心与物之关系,而且展开于本体与工夫之辩。一方面,本体从本然走向明觉,离不开后天的工夫,另一方面,工夫不能从无开始,其展开过程需要从内在根据出发,后者即表现为本体。和本体与工夫的讨论相联系的,是王阳明对"事"的注重。从总的方面看,王阳明对"事"的理解包含二重性:一方面,他表现出以心说"事"的趋向,另一方面,他又将"事"看作是人的现实活动,并以参与多样之"事"为成就自我的前提。王阳明所理解的自我,不同于封闭的存在,而是承担着社会责任并具有开放性,与之相关,王阳明提出了"万物一体"说,其中包含"仁道高于权利"以及人性平等的观念,后者构成了对正义作扩展性理解的前提。     

默会认识与实践智慧——论沉思默会在实践智慧中的地位与作用

实践智慧作为一种内在于人的观念形态,主要体现于知、行统一的过程中,表现在以成已成物为目标的价值追求之中.在解释世界和变革世界、认识自我和成就自我的过程中,如何认识世界和自身,如何“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实现“转识成智”,沟通知识与存在,达致理想的实现？默会认识作为认识世界的知识和把握世界的方法,在其中具有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沉思默会不仅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方式,是形成明晰之知或名言之知的基础,同时它也是主体把握世界存在和自身之在的内在根据,是形成实践智慧的重要环节.     

价值领域及其多重意蕴

人的存在包含价值之维，后者展开于道德实践、精神发展，以及更广意义的社会生活。在道德领域，如何为善去恶构成了主要的论题。道德意义上的善恶，既关乎普遍的规范，也与人的行为、品格相涉。规范之善，表现为与社会法则以及人的内在价值的一致；品格或德性之善，指向以上规范的内化；行为之善，以形式层面合乎普遍规范和实质层面体现人的合理需要为根据。从精神的层面看，人的追求又展开于不同方面。人类早期的巫术，到后来的宗教，都具有精神之维。在终极的意义上，存在的精神之维总是指向人的精神需求，这种需求构成了人的存在的重要价值内涵。与道德以为善去恶为关切之点有所不同，精神层面的以上需要与圣凡之别有着更为直接的关联。精神层面的需求主要从观念层面体现了存在的价值维度。人的存在的价值之维不仅体现于精神的规定，且展开于更广的领域。从后一方面看，如何保证社会的有序运行，构成了不可忽视的价值问题。较之精神领域的凡圣之辨，社会领域的关切之点更多地指向正当与否，并以社会的和谐有序、生活的合乎人性为旨趣。     

本体论视域中的语言

随着语言问题的中心化 ,语言本身往往被赋予本体的性质 ,后者内含着多重理论意蕴。就语言与存在的关系而言 ,它既是把握存在的方式 ,又展现为改变世界的力量 ;“说”与“在”、解释世界与变革世界本质上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以敞开与变革世界为指向 ,语言与人的联系呈现于多重方面。作为人把握世界及“在”世的方式 ,语言则既以人自身的存在为根据 ,又内在于人的存在过程。以独语、对话为形式 ,语言不仅在个体之维影响着自我的存在过程及精神世界的形成 ,而且在类的层面上构成了主体间交往和共在、实践过程及生活世界的建构所以可能的前提。     

个体之域与公共领域——以成己与成物过程为视域

个体之域或私人之域涉及与个人相关的各个方面,后者既非直接呈现或展开于社会之中,也不能完全为社会所控制和支配.与之相对的公共之域,则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相互作用之上,具有开放性、外在性、公开性等特点.就成已(成就自我)与成物(广义的变革世界)过程而言,个体之域的确认,蕴含着对人的独特个性的关注.作为具体的存在,人总是参与不同的实践生活,并在社会实践的多方面展开中,形成了多重的存在形态(包括"身份"和角色),公共领域的社会成员与个体领域中的个人,也可以视为广义上的不同"身份"或角色.作为同一存在的不同形态,这些不同的角色或身份具有本体论上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同时也使身份之后的存在领域难以相互分离.而是更多地呈现为彼此的互动.     

“意义世界”的意义——读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

“意义”是古老而常新的哲学话题，杨国荣先生的《成己与成物一一意义世界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本书为“具体的形上学”三书之一）一书，对“意义世界”做了深入的分析和反思，在会通古今中西的视域下，提供了关于意义问题的崭新哲学维度。全书展现了“具体的形上学”以“人的具体、现实的存在”为基本关怀的哲学进路，同时，还展现了核心话题的时代特质、     

从动物到AI——对意义理解诸形态的现象学考察

从现象学的视角看,动物、人类以及以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在意义理解方面存在区别。动物通过形成类型来理解其环境,这是前语言的意义形态。语言的出现让人类拥有了概念和语境等高级意义形态,通过概念和语境的相互成就,创造了意义更为丰富的世界。GPT拥有建基于数学模型的独特意义理解机制。但由于无法直接连接到作为意义之源的外部世界,目前GPT只能与人类现有的说话方式对齐,尚不能凭借其独特的意义机制独自进行意义的创造与更新。     

《论语》的“乐学论”解读

要真正理解和把握《论语》的“乐学论”,首先需要弄清楚孔子所言“学”何谓、如何“学”、为何“学”这三个问题。本文通过深入探讨这三个问题得出以下结论：“学”是“成己”,是乐在心,故谓之“独乐”;“时习之”是“成己”并“成物”,是乐主发散在外,故谓之“众乐”;为己学而“乐”,是“成己”而后“成物”之乐,故谓之“至乐”。     

当代视觉文化缘起及本质探析

本文以一种历史的目光,从根本的形而上层面考察当代视觉文化与人类世界的内在深层关联,从而理解视觉文化之本质:当代视觉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是人类的一种必然的命运,其根本动力是人类通过视看将时间空间化从而降服时间、超越自身生存有限性的精神意向.这种植根于人性深处的视觉精神在遭遇后现代空间性体验氛围后推动视觉媒介技术发展,造就了当代蔚为壮观的视觉文化景观.人类将世界转化成视觉图像加以把握,从本质上说是人直观自身本质力量的一种对象化活动形态的体现.图像世界的存在和发展可以归结为一种世界对象化价值运动,其根本意义在于伦理价值,即确证人的力量、满足人对于主体的梦想.     

体道与成人——《庄子》视域中的真人与真知

《庄子》区分了体道之知与极物之知:后者限于经验领域,前者则指向形上的智慧;通过二者之分,《庄子》彰显了道的智慧对人之“在”的意义。体道之知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具体地展开为“真知”与“真人”之辩;真知在融入于意识与精神世界的过程中化为人的具体存在,人的存在境域又在不同的层面上构成了面向对象、敞开世界的本体论前提。以如何得道为指向,《庄子》一方面提出了坐忘与心斋之说,由此强调了解构、消除、净化既成精神世界对于把握道的意义;另一方面又突出了“以神遇”的直觉方式。对《庄子》而言,以道为内容的“真知”不同于经验层面的知识:经验之知所指向的是外部对象,“真知”则旨在提升人自身的存在形态(广义的成人),后者蕴含着认识与涵养、认识方式与存在方式的交融。     

“心外无物”:从存在论到意义建构

王阳明除以物喻事或理之外,其心学作为完整的世界观,依然存在如何处理自在之物的问题。理解"心外无物"命题的关键在于从存在论转化到意义论,其确切的含义是,任何事物离开人心的关照,意义得不到确认,与人的价值关系无法确立。如肯定物的独立存在,并肯定心为物之意义的条件或根源,则所谓心中之物,泛指不同意识活动中的事物。某物进入人的感知或知觉,或者人对之有情绪反应,甚至将其纳入固有的认知图式,都是纳物入心不同程度的表现。从心外之物到心中之物,是对心为万物意义显现的条件的一般把握,再借现象学的视角,对人自身所呈现的心物关系进行分析,儒家伦理即始于此种把握,而心中之物在不同的心灵之间传递,便是塑造文明的力量。     

人文知识的公共性效度及其伦理价值证成逻辑——卡西尔符号本体思维的文化哲学使命

在欧洲哲学人文理性之确定性寻绎的进程中,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所确立的人类文化哲学范式的贡献功不可没。其文化哲学真理观的思想旨趣在于,直面文化多元性、多样性之复杂现实,秉承符号本体思维,睿智地破译文化逻各斯的密码。在反思、批判康德的批判精神的过程中,卡西尔经历了从认识论立场到人类学立场的理论前提的转变,并直接将人的世界的理论确立为文化哲学的新的出发点。其符号本体思维的文化哲学肩负的一个重要使命在于努力探索世界之真实和人性之真实之间的人文价值真理。在知识经验形态内,其文化哲学建构对于社会历史思考的启发性意义在于从社会进化的微观层面上明确了符号思维本位的人类文化哲学的道德价值旨归,实际上这是一种有关文明社会进化机制的隐性的纯良道德实践的相对性终极解释。     

存在之通:庄子“道通为一”的哲学阐明

通,作为贯穿庄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以"道通为一"为其深沉内涵,在存在的图景上展示了庄子对统一的存在形态的关注。由此,揭示出庄子之通所具有的含义之一:存在之通,它蕴含着两重内容:一为本然世界中的浑而未分之通,一为现实世界中的分而齐之之通。就世界之在而言,庄子把它划分为未始有物的本然世界与分化的现实世界,并以浑而未分的本然世界为理想的形态。与之相应,庄子区分了社会领域的不同存在形态:至德之世、动乱之世,并赋予前者以理想的性质,旨在突出人之在应与万物通而为一,这既在价值观上体现了人之在应当以通为其品格,又以形而上领域未始有封的本然之在为其根据。同时,存在的秩序之维从有序性、条理性彰显出存在之通,并展示着其与存在的统一之维的相关性。     

存在之通:庄子"道通为一"的哲学阐明

通,作为贯穿庄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以"道通为一"为其深沉内涵,在存在的图景上展示了庄子对统一的存在形态的关注。由此,揭示出庄子之通所具有的含义之一存在之通,它蕴含着两重内容一为本然世界中的浑而未分之通,一为现实世界中的分而齐之之通。就世界之在而言,庄子把它划分为未始有物的本然世界与分化的现实世界,并以浑而未分的本然世界为理想的形态。与之相应,庄子区分了社会领域的不同存在形态至德之世、动乱之世,并赋予前者以理想的性质,旨在突出人之在应与万物通而为一,这既在价值观上体现了人之在应当以通为其品格,又以形而上领域未始有封的本然之在为其根据。同时,存在的秩序之维从有序性、条理性彰显出存在之通,并展示着其与存在的统一之维的相关性。     

实践理性:基于广义视域的考察

作为理性在实践领域的体现,实践理性以如何使存在合乎人的理想及人的合理需要为关切之点。在形式的层面,实践理性主要表现为正当性原则,其内涵在于合乎一定的价值原则或实践规范。在实质的层面,实践理性则表现为向善原则,其要义在于行动或实践过程合乎行动主体或实践主体的合理需要,这种需要的满足同时意味着价值(善)在实质意义上的实现。行动与实践过程同时涉及手段与方式。就行动和实践过程中的手段、方式而言,实践理性又具体展开为有效原则,其内在的要求在于合乎实然(事实)与必然(存在的法则)。正当原则与向善原则主要从价值的形式之维与实质之维体现了理性与实践的关系,有效原则更多地从手段、方式、程序上展示了理性的实践形态。在以上视域中,行动和实践的理性品格,主要便表现为行动和实践过程本身合乎社会规范、体现合理需要、依乎存在法则。以求其善为总的指向,正当原则、向善原则、有效原则彼此相关,从形式与实质的统一、正当与善的交融、目的与方式的互动等方面展示了实践理性的具体内涵,并实际地统摄、引导着实践过程。     

境界与自我

以个体的存在为视域 ,更应对境界予以必要的关注。境界既表现为个体的综合统一和自我整合 ,又展开为自我的意义世界和意义视域 ,二者统一于个体的存在过程 :一方面 ,在自我的整合中 ,总是渗入了意义的视域 ,后者构成了自我整合的内容 ,并表征着整合所达到程度 ;另一方面 ,意义视域及意义世界又展开、体现于个体存在的各个侧面和实践过程中 ,并在个体的全部存在过程中得到确证。通过生活实践的结合 ,境界所含的自由之维 ,也获得了更具体的内涵和现实的根据     

存在论、根据律与体用论的形而上学

存在论的形而上学是一种对存在者整体固定了的解释,试图从最高的和最普遍的根据去把握存在者,这种把握决定了何物能够作为世内存在者显现,即从“存在”（是,being）决定了何物之实存（exist）。这种对存在者之存在的把握只是存在之理解的一条路径,因而只是形而上学的一种可能。在中国哲学中,物并未基于“相—是”得到把握,“用”成为中国哲学对物之同一的把握方式,从而也就是作为根据的物之“如何”。从“用”把握到的存在者之规定性,即物之“体”,而这种把握在指向物的同时,更指向了对存在者之整体及其根据的把握,因而通过体用论展开的对物之“如何”的追问表明自身为以“天德”或者“天理”为根据展开的形而上学体系。体用论的形而上学不仅是一种建构性的体系,更是一种可能的对物之理解和把握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