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歌谣谚语的思想性及其艺术价值

司马迁不朽的史学巨著《史记》,之所以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是和作者卓越的语言技巧分不开的,而广泛引用民间歌谣谚语,也是构成《史记》生动语言的一个重要因素。 查《史记》全书,引用歌谣谚语达一     

刘向《列女传》对《国语》女性叙事的承袭和超越

《列女传》采用人物传记体式，围绕传主的言行来叙述一个或多个故事以揭示传主品性。《国语》是《列女传》重要的取资来源。《列女传》对《国语》女性叙事的继承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照录《国语》、《国语》的节略、以《国语》为基础杂糅其它文献。《列女传》对《国语》女性叙事的超越表现为:以系统、综合的群像形态出现，改变了《国语》女性形象的散见式分布。      

论《搜神记》诗歌谣谚应用艺术价值

本文主要对《搜神记》中诗歌谚语歌谣的应用情况渊源及对后世的影响作一探讨     

被作为神学附庸的中国古代儿歌——古代儿歌研究之一

一儿歌,我国古代文献中一般称作童谣。《国语·晋语》载卜偃引“童谣”,韦昭注:“童,童子;徒歌曰谣。”《汉书·五行志(下之上)》引周宣王时童谣作“女童谣”,颜师古注:“女童谣,间里童女为歌谣也。”从韦昭、颜师古的注释可以看出,古代文献中的童谣,就是指男女儿童口头所唱的歌谣,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儿歌。明杨慎对童谣的解释较为具体: 《尔雅》曰:“徒歌曰谣”。《说文》     

试论《国语》所反映的先秦用乐及乐论

《国语》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语体史书,载录了许多西周和春秋时人用乐、论乐的资料。从这些材料能够看出音乐在先秦社会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地位。音乐在先秦社会中的功能主要包括乐占、乐教和宴飨用乐。《国语》论乐文字展现了先秦乐论的三个重要特征:开始注意音乐的娱乐功能,强调乐是政治兴衰的表征,中和是先秦音乐审美和音乐伦理的核心范畴。《国语》所载时人用乐和论乐,既有一定的神秘意味,又有较强的理性色彩和政治功用性。     

民间传说中的古代文学评论资料

在学界所称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中,收录了大量关于古代作家及作品的民间传说,这些资料对于反映古代文学作家及作品在民间的状况,丰富和深化古代文学研究与评论,都很有意义。     

《史记》与汉代语言及关中方言

《史记》作者运用经过加工，提炼的当代《即西汉》活的语言进行创作，主要表一现在司马迁对口语、谚语、歌谣和各地方言词语的采用上。本文主要对《史记》里的汉代关中方言词作了较详细的考究，揭示了它的演变情形。     

《越谚》词语的结构、注音与释义

《越谚》是晚清绍兴学者范寅编辑的方言研究方面的著作,全书析为语言、名物和音义三卷,辑录了越地方言的词语、谚语、俚语、歌谣等,是我们了解当时越方言、越文化弥足珍贵的语料。该文从词汇的角度探讨《越谚》的词语结构、注音与释义。     

试论先秦文献基本词汇的判定和义类描写——以《国语》基本词为例

先秦文献《国语》中存在着大量的基本词汇,判定包括《国语》在内的先秦文献基本词汇应该以稳固性为主要标准,这包括历时和共时两种稳固性,其他标准只能是辅助标准;各家对先秦汉语基本词汇分类的不同说法,比较科学的做法是借鉴《尔雅》义类对《国语》基本词汇进行分类,由此《国语》基本词分为两大义类:一是《国语》和《尔雅》共有的基本词义类;二是《国语》有而《尔雅》无的基本词义类,其下又包括不同的义类等级以及其中具体的词.     

略论刘知几对《国语》的接受与研究——《国语》学史研究之四

刘知几史学思想和理论主要反映于《史通》中。《史通》包括众多关于《国语》的论述。刘知几对《国语》的接受和研究构成了《国语》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刘知几对《国语》的作者、《国语》和《左传》的关系、《国语》对《史记》的影响、《国语》作为国别体的典范之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翔实明晰的阐述。刘知几认为《国语》作者是左丘明,产生于左氏解经的需要。他已开始将《国语》从汉儒经学传播体系中摆脱出来。     

论汉代谣谚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我国古代谣谚文化发展至汉代已较为兴盛,并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汉代谣谚作品数量多、类别多,时政谣谚、经济谣谚、哲理谣谚皆有。其二,汉代谣谚的艺术表现力强,形式不拘,风格多样。其三,汉代谣谚既可与史互鉴,又可补史不足,既是汉代民众普遍情感的反映,又是汉代多样风俗风情的体现;汉代谣谚奠定了后世谣谚艺术的基础,且对当时及后世的文人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皆体现了汉代谣谚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北朝歌诗的内涵、创作与保留

北朝歌诗包括乐府歌诗、文人乐府诗、谣谚等,大部分保留在《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杂歌谣辞"、"杂曲歌辞"、"郊庙歌辞"、"燕射歌辞"、"舞曲歌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等中,也有些存于正史及其他类书中。其作者除文人拟作之外,一部分出自当时乐工之手,一部分属民歌,作者已无可考。而且,不仅作者无法考订,就是出自北方的哪个民族也已十分模糊,其中既有汉族的又有北地各兄弟民族的,但传至今天,皆已变成汉语歌辞了,有的则经过译者及整理者的加工,已远不是原初的面貌了。     

论明代政治民谣的传播特性

政治民谣包括风谣与具有政治预测性的谶谣.明代社会问题凸显,这给民谣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借助这些民谣,可以侧面反应明代社会现实.明代政治民谣具有传播者的不确定性、传播内容的广泛性和传播效果的双面性特征.在社会舆论监督中,政治民谣起到一定作用,但也不能夸大这种作用,而且有些民谣内容本身的真实性也有待考察.     

高校开展咏唱爱国主义歌曲活动的意义和经验分析——以祖国七十大庆高校开展咏唱爱国主义歌曲活动为例

爱国主义歌曲作为对祖国抒发赞颂之情的歌曲,是“光荣颂”“欢乐颂”“祝福颂”的有机统一,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从精神价值而言,爱国主义歌曲具有社会公共性、历史恒久性、无比崇高性。高校开展咏唱爱国主义歌曲活动,能增进学生对祖国的自豪之情,提升其民族自信,激发其报国之志。高校开展咏唱爱国主义歌曲活动,即要精选优异的爱国主义歌曲音乐本体,又要注重发挥高校教师的带头作用,还要加强学校各级组织机构和辅导员队伍的引领作用。高校党政领导对这类歌咏活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站位、增强重视程度、加强条件支持。     

汉代诗学理论的《诗》学母体

汉代诗学理论是从《诗》学理论母体中脱胎成长起来的。《诗》学理论强调诗的功用性,纳情于礼乐、志性之中,主温柔敦厚、平和中正之美;而汉代诗学在外部功用失落,褪化之下,主体情感不断得以突张,最终迎来了主情文学的到来。      

二十世纪《诗经》出土文献述评

二十世纪《诗经》出土文献相对比较丰富，共有13处之多。这些出土文献在《诗经》的版本研究，训诂与音韵研究、早期儒家的引《诗》论《诗》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目前对《诗经》出土文献还尚处于个案研究阶段，课题重复、综合研究不足。应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交叉，从《诗经》的学术史、思想史、流传与分布、阶层等多方面进行综合研究。     

中国古代民歌受歧视的现象及起因

中国古代民歌留给后人的遗产甚少,载入正史的时间又晚,受民歌影响的文人还不在诗坛占据主导地位,且在文论论著者心目中缺乏位置。其原因在于受儒家学说中强调诗教的传统说法影响过深,将民歌视作政治交往工具的实际手段及排斥民歌中逾越统治阶级“中和”信条的思想倾向。站在中国古代民歌对立面的始作俑者便是孔子。     

趣味深长话雷歌

雷歌是流传在雷州半岛的地方民歌．在雷州半岛影响极其深远。其内容丰富多彩。是反映雷州风土人情最全面的艺术瑰宝,情趣盎然,精妙绝伦．如牧童歌中的童趣、颠倒歌中的意趣、讽刺歌中的辣趣、艺术手法中的妙趣等。     

名物与壮族客歌研究

客歌是壮族根据汉族故事重构的山歌。以名物为切入点,可将客歌的内部建构与外部文化紧密联系起来。名物之名,是建构壮族客歌的基本路径,其具体建构方式包括增益家畜、鸟类和鬼神叙事,置换故事中的地名、环境和人物身份,以及删减汉族版故事中诸多陌生的名物,等等。名物之实,意指壮族客歌丰富的文化意涵,其具体包括崇尚家畜、鸟类和“尚鬼”的万物有灵观念以及强烈的处所意识等等。以名物为视角对壮族客歌进行研究,揭示出壮族客歌建构的基本路径,有助于壮族人以自己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土家族民歌歌论

土家族民歌是由歌词与乐曲结合而构成的同一体民歌,他是文学与音乐交会的产物。土家族民歌的歌词属于语言艺术,它表情达意、被人感知;土家族民歌的乐曲以声音的外化形式,产生了美的抒情效果,直接作用于听觉,创造性的显现了土家族民歌的抒情内容。歌词与乐曲的结合塑造了音乐形象,丰富了土家族民歌,因而使土家族民歌的艺术魅力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