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卫河流域水灾对乡村居民的影响

清代,卫河流域水灾频发。严重的水灾给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造成诸多影响。一方面,水灾造成物价暴涨、食物短缺,以至出现人口买卖和饥人相食的惨象,冲击着人类伦理道德的底线;另一方面,面对易涝的生产环境,当地百姓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措施避害增收,发展农业生产,从而改变了种植结构及农作制度,并逐渐形成了鲜明的地区农业特色和地方习俗。这种人与自然的互动过程,反映了环境对人类的制约以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     

交通变迁与明清时期侯马镇的兴起

山西侯马是典型的交通导向型城市,其设市虽始于1958年,但其兴起可追溯到明代。明清时期,侯马镇的兴起与交通变迁密切相关,同时,这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侯马最终得以与曲沃县分家设市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侯马”之名的出现始于明洪武八年(1375年),最初为驿路改道后设置的驿站“侯马驿”,在驿站的基础上又设立了侯马镇,并于明代中后期因驿路带来的交通优势、驿站设置产生的巨大消费市场、人口的大量增加与曲沃重商风气的兴盛,形成了以“货物集散”为主要功能的“侯马集”。到了清代,侯马集的商业交易规模逐渐扩大,成为省内重要的商业市镇之一,侯马镇行政管理制度遂随之规范,光绪年间清廷遂在此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侯马镇巡检”,以加强对驿站和集市的管理。     

赤水河流域川盐入黔的历史变迁及其开发

历史上的川盐入黔,沿袭唐宋,明清以后逐渐完善,形成了以赤水河流域仁岸为主体的川盐入黔的四大口岸。川盐入黔与赤水河流域的盐运文化历史,反映了作为边缘化的贵州不断纳入中央治理范围的历史轨迹。川盐入黔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是当今赤水河流域开发的重要文化资源。     

明清时期泰山神祗地位变迁探究

泰山信仰即以泰山神（民间化后称为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为主的宗教神灵信仰。泰山神信仰源于远古的山岳崇拜,在明代以前,泰山神不仅因多次得到帝王的敕封、致祭而纳入国家祭祀体系,也因“泰山治鬼”之职而成为民间各香社崇祀的主体,泰山行祠亦已遍布域内各府、州、县,其在泰山乃至域内众神中的独尊地位是其他神灵所无法比拟的;而碧霞元君不仅兴起较晚,其民间杂祠甚至淫祀的属性亦不时成为世人抨击的对象,地位远在泰山神之下。但明代中后期之后,两者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碧霞元君犬有凌驾于泰山神之上之势,究其原因则与泰山神回归官方祀典、封禅活动的终结及碧霞元君神职广大等诸多因素有关。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区域的晏公信仰

水神信仰作为古老的自然崇拜形式,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晏公原为江西地方性水神,明朝初年,晏公信仰逐渐由江西扩展到全国。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区域是晏公信仰较为盛行的区域,漕粮运输和水上航行的现实需要是导致晏公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漕军、船工、水手则是信仰晏公的主要群体。晏公信仰呈现出信仰群体特定性、信仰区域差异性、信仰目的功利性等特征,对明清国家漕粮运输活动、沿岸民众社会生活以及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明清鄂西南土家族地区民族的分布与变迁

在明代及清初,鄂西南土家族地区民族分布存在土蛮集中分布的土司区和汉蛮杂居区两大区域;土司区内民族构成中土蛮占绝大多数,汉蛮杂居区内汉人、土蛮间比例几乎相等。清代改土归流后,部分土蛮人口外迁,同时又接纳大量的汉、苗等族流民,形成土蛮大分散小聚居分布,汉、苗等兄弟民族插花般镶嵌分布的格局;民族构成转变为以汉族人居多、以土蛮为少数民族主体的构成格局。明清时期导致该地区民族分布与构成及其变化的因素有自然和人文两方面,自然因素提供变化的可能,人为因素决定变化的方向。当前该地区的发展还得多从人文方面着手。     

近十年来国内明清运河及漕运史研究综述（2003-2012）

作为明清封建王朝重要的交通和经济命脉,明清运河及漕运史的研究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近十年来有关明清运河及漕运史的研究可谓成果丰硕,研究视野和领域有所拓宽,研究视角和方法也在不断创新,呈现出由研究运河及漕运的宏观、整体情况向具体区域或单个城市转移的趋势,但区域研究不平衡的现象仍很突出。     

论明清时期河道变迁对武汉城市发展的影响

武汉位于长江、汉水汇合处,历史悠久,城市发展深受长江、汉水河道变迁的影响。运用历史学、城市学、地理学、水文学、地质学等学科的理论进行分析,可以说明明清时期河道变迁对武汉的城市设施、经济中心的转移、市镇格局的变化、城市空间和相关治理活动的影响。武汉经济中心的发展和转移与江汉河道变迁密不可分;武汉城市选址和发展是以因江汉会流所演化的河道地质条件为基础的;武汉的城市规划必须总结历史经验和遵循河道变迁的自然规律。     

晋商与明清鲁西运河区域商贸盛况探析

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繁盛的漕运及宽松的漕运土宜政策,促进了运河区域的商品流通及贸易繁荣。得天时之机、地利之便、人和之利,晋商纷纷来到鲁西运河区域从事经商贸易活动,或坐贾经营,或转运批发,成为活跃的商贸群体,势力强劲,实力雄厚,甚至垄断了某些行业的经营。晋商在鲁西运河区域的商贸活动,在客观上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江南江北乃至全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便利的交通、宽松的政策以及遵诚重信、以义取利所营造出的良好经商环境在促进商品贸易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明清冼夫人崇拜与地方经济变迁

至少从唐代开始,冼夫人就成为粤西和海南的主要神灵崇拜对象。随着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冼夫人崇拜在粤西和海南逐渐普及化,区域经济发展与庙会祭拜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庙会有效地整合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资源。     

明清时期徐州地区的运河漕运及其社会影响

徐州是明清时期运河流经的重要地区,为保障漕运而导致的运道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徐州商品经济的兴衰。漕运在明清小说和徐州地方戏曲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徐州地方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影响徐州城市选址和建设的若干因素中,漕运的影响可谓重中之重。漕运无疑是影响明清徐州城市兴衰变迁的重要因素。     

安宁河流域早期铜业开发研究

安宁河流域地处我国川滇铜矿带北部,其丰富的铜矿资源,刚好与蜀地严道铜山（今雅安荥经）对接,使得西南丝绸之路 北线“零关道”也成为一条铜矿带。“零关道”的这个特征,应不是巧合,而是铜矿资源本身能为两端迁徙的先民提供必要资源保 障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安宁河流域铜业开发的扩张,还促成了西南丝绸之路北线“零关道”与南线“五尺道”的连接,将西南边 疆地区跨越金沙江进一步融合,为汉代西南夷奠定一定文明一致性基础。两汉时期安宁河流域以邛都南山和零关道铜山为代 表的铜业开发,则为汉帝国开拓和巩固西南边疆,将之初步融入华夏文明,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金融保障。     

明清陕晋商帮地位变迁探微

明代,陕晋商帮同时崛起并长期位居全国十大商帮前列,清代,晋商与徽商分执商界牛耳,形成＂南徽北晋＂格局,而陕商退居第三直至沦为商界末流角色。陕晋商帮的地位变更代表着他们实力的消长,立足于两大商帮的发展轨迹,分析出导致这种地位变迁的因素有四个方面：第一,晋商的合伙制为主经营管理模式优于陕商的家族经营管理模式。第二,晋商选拔培养人才环节胜过陕商,秦地重儒轻商与晋省重商经商不同社会风尚造成两地经商人才的落差。第三,陕商与官府关系疏远,晋商注重与官府的公关活动,晋商得以在不同时期保商权拓展商路。第四,陕晋商帮遭受的战乱破坏程度和时间上有差异。     

明清时期上海城镇化进程中的民众文化心理变迁探究

上海地区早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历了一次早期城(市)镇化的过程。繁荣的市镇和商品经济已经培育出了市民阶层,同时,也养成了独特的市民文化。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变,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转换,以及文化结构的调整,文化的主体从乡民变成市民,文化心理发生了多方位、多层次的变化。了解早期城镇化进程中民众文化心理变迁的原因与轨迹,对于当下我们和谐应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有一定的启示。     

“通漕”与“变漕”——明清漕运法规变革研究

明清时期漕运关涉国家命脉,为保障漕运而制定的各项漕运法规也因此较为严格。明清易帜,漕运之制虽大多被相沿承袭,但有关法规如选补官丁、回空限例、运漕脚价、沿途攒运、船帮额数、扣追欠款等却发生了部分变化,总体呈现愈加细密、严厉的特点。这些应时之变,既是明清社会政治变革、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反映了立法与执法之间的矛盾。     

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的书院和科举

明清两朝,运河贯通给鲁西带来生机,经济文化得到迅速恢复,运河两岸书院遍布,科举兴盛,文风馥郁,硕卿联蹁.山东运河区域涌现出的众多才俊,以其不凡的宦绩和著述,极大地促进了这一区域学术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元明以来隆务河流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共享

元明以来,由于政治、军事等多种原因,蒙古族和中原等居民开始入居隆务河地区,并与当地原住民藏族接触,交流,并从文化上互相吸收,相互学习,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融合,并在长期的共居生活中,互相借鉴、吸引,从文化上形成整合与共享。     

明清大名古城形态特征研究

作为畿辅八府之首,明清大名古城一直是河北雄镇。在明清、中华民国时期历史资料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调研情况,将大名古城从明代开始的城市建设情况分为三个重要阶段进行考察,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整体探究古城的自然环境、选址特点、防御体系、街巷系统、街廓形态以及建筑特征。在实地调研与街巷复原的基础上,通过对大名古城形态分析,发现大名古城为典型的“方城十字街”模式,是我国明代北方筑城的典型案例。结果表明：1)西高东低的地势环境与气候条件决定了明清大名古城选址与布局;2)护城河环绕、十字大街模式、方格网布局形成仿生“龟城”模式;3)功能性建筑的分布使城南形成政治商业文化空间,城北形成小型集市空间,由此构成“前朝后市”的城市格局。     

大汶河流域生态服务价值评估研究

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是生态补偿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以此为基础确定的生态服务价值则是确定生态补偿额度的关键依据。本文运用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相关理论,以大汶河为例,将其流域生态服务价值分为直接市场价值、间接市场价值,并结合市场价值法、替代价格法、重置成本法等流域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方法和指标,通过对大汶河的生态服务价值的测算,得出其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约为101.9亿元,其中直接服务功能价值约为25.44亿元,间接服务功能价值约为76.49亿元。这一结论为以后大汶河流域生态补偿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