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主体性启蒙与女性的自我追求——20世纪80年代女性文学创作侧论

在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语境中,女性文学创作始终不渝遵循的人道启蒙以及重建个人自主性的努力,与女性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并不完全一致;新启蒙主义关于"人"的主体性的知识表达与建立女性主体的目标并非天然契合.新时期文学对女性问题的关注,既体现了启蒙思想模式的渗透,同时也昭示出在启蒙主义"人"的视野中确立女性自我的难度.     

共同体、哲学与民主：沃尔泽的政治思想

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是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论著等身,论题广泛,涉及清教徒革命、政治义务、正义战争、分配正义等道德与政治哲学的所有重要领域。他的思想以对西方文明的深刻反思以及对政治观念与原则的细致分析享誉国际。他采用了一种介于语境主义与普遍主义之间的方法进行论述;深刻认识到自由主义并非共同体的对立面,而是对现代社会的特定情形做出回应时构建的一种共同体观念;哲学知识的统治在本质上是反民主的;民主与真理无关。     

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间——文艺学学科反思与重构研究聚焦

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近年来国内文学理论界兴起一股反本质主义的文论研究走向。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争论,引发了学界对传统研究模式的深入反思和讨论,其中呈现出几种颇具代表性的研究范式:如陶东风的"建构主义"、南帆的"关系主义"、王一川的"本土主义"、杨春时的"超越主义"、童庆炳的"对话主义"等。上述五家都是在反本质主义思潮影响下对文学理论研究做出的具体调整,他们一致要求打破传统本质化、普遍化的言说方式,对僵化的思维模式进行突破,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发,建构起新的文学阐释模式。这种对文艺学进行反思与重构的路径丰富多样、各具特色,共同汇集成一种时代潮流,成为新世纪理论界一种普遍化的学术倾向。对他们进行梳理无疑对于后来的文艺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谋杀启蒙:施特劳斯笔下的雅可比之“相”

施特劳斯之所以看重雅可比,主要在于雅可比对启蒙哲学的尖锐批判。雅可比认为,启蒙不过是一种理智上的僭政,其教条程度毫不逊色于大公教会,堪称"耶稣会派和哲学上的教权"。正是雅可比对启蒙哲学的致命批判,使施特劳斯看清了现代理性主义的本相。艾尔特曼的指控并非出于对思想自由的哲学热情,而是出于启蒙教士的政治狂热,他对施特劳斯的指控跟苏格拉底所受的指控异曲同工。     

重申启蒙——走出从启蒙到集权的“辩证法”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左派总是站在启蒙一边,为启蒙摇旗呐喊。然而,在当今时代,启蒙与左派之间的天然纽带正在断裂。在一些左派看来,启蒙不仅是理智上有缺陷的思想纲领,而且是政治上危险的行动纲领,不是被当作自由之路,而是被当作通向奥斯维辛和古拉格之路。针对当今左派中盛行的反启蒙和反现代性思潮,一些思想家提出要重申启蒙。哈贝马斯认为,启蒙虽然有局限性,但仍不失为一个包含着规范理想和解放潜能的未完成计划;布隆纳进而认为,启蒙不仅不是主体形而上学暴政和集权主义渊薮,而且是无情批判现实和主张积极行动的进步主义政治学。应该承认,在当今时代对启蒙的辩护是有意义的,但更有意义的是,通过对启蒙的批判寻找到更好的启蒙概念。     

多重的苏菲主义:对"多丽丝·莱辛与伊德里斯·沙赫的苏菲主义哲学"——与苏枕商榷

多丽丝·莱辛作品中的苏菲主义思想是莱辛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但在不同的语境中苏菲主义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本文涉及到苏菲主义的内涵,哲学与宗教的区别;讨论了伊德里斯·沙赫与苏菲主义的关系,西方新苏菲主义与伊斯兰教的苏菲主义的区别;最后,驳斥了苏枕的"苏菲主义推崇众人皆信教,它完全排斥理性、否定国家形式"的说法.莱辛接受的苏菲主义是西方语境下的苏菲主义,它既是一种知识又是一种看问题的方法.     

论青年毛泽东以道德改造社会的思想

青年毛泽东继承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又接受了近代启蒙思想和西方伦理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以道德改造社会的思想.这一思想是以他的"大本大源"理论为基础,并以重视教育、组织团体、利用报刊进行文化宣传等为具体的方式.为达到通过道德改造社会的目的,他又提出了以"三达德"为主要内容的国民素质理想模式.青年毛泽东以道德改造社会的思想是他早期思想中最有光彩的部分之一,同时也体现了他早期思想中道德主义和唯意志论的倾向.     

“启蒙”与“现代性”的历史命运

时下,学界的“新左派”,以西方后现代理论为思想资源,对中国新老两代启蒙者和自由主义进行了学理性讨伐,否定８０年代“新启蒙”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认为应该坚持反现代性的现代思想。这场讨论本身标示着中国学术思想界的日益独立与分化,但是“新左派”对启蒙主义的讨伐,在三个方面丧失了中国历史的具体语境：后现代理论所导致的认识上的盲见;对中国启蒙者的命运缺乏具体的思想考察;在实践上回避了中国特有的问题。因此,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中,否定和批判“启蒙”并非明智之举     

中国文学现代性起源的争议及其实质——论王德威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化领域,中国的"现代"的意涵究竟是什么?这一历史经验如何影响文学书写以及如何创造文学现代性?我们应如何理解历史内容和文学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考察王德威关于晚清文学中存在中国现代性最早萌芽的论断,可以看出:他的关于现代性"推陈出新"只是表面的理解;他对于启蒙和个人主义的否定使他漠视现代民主精神及其在文学中的体现;他对福柯系谱学理论的应用,使得他将内爆视为革新;而从根本上来说,由于他的政治和文化的保守主义立场,使得他援引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致力于一种非历史化的"想象史学"。     

启蒙主义的超越——五四后期陈独秀文化观的流变

五四后期,陈独秀逐渐疏离了他曾热烈信奉的启蒙主义,放弃了“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和“以科学代宗教”的科学主义的主张,转而倡导整体主义的人生观和以耶补儒的文化观。陈氏的思想转变是文化冲突和时代矛盾的折射,它既体现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西方启蒙主义文化模式的限度,也表露了新文化运动之价值重建的困局。陈氏对启蒙主义的疏离和超越,成为其改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契机。     

启蒙历史困境中的“生命政治学”——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解读

《我的团长我的团》是一部过于注重表演张力,包含太多复杂意蕴的电视剧。因其精英色彩十足,而在通俗言情剧横行的电视剧市场里成为了一个莫名的"异类"。其夸张的表演、话剧般的场面调度、曲高和寡的思想追求,都与追求简单清晰的电视剧风格形成了严重错位。如果从一种启蒙主义的角度来看,《团长》中的"团长"龙文章无疑是一个有着启蒙色彩的关键人物。他在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的意义上,对一群"赤裸生命"的"炮灰团"实施着启蒙宣谕,从而激发了他们的"潜能",这是一种主体的生成方式。另一方面,从一种民族主义的视野来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结构中,这群"不值得活的生命"又是值得我们铭记的,这体现了启蒙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困境。     

后殖民视野中的民族解放——萨义德论巴以问题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个民族之间的问题是萨义德批评理论的基石,萨义德将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巴勒斯坦民族独立运动熔铸成后殖民主义理论。"一国两族"是萨义德设想巴以问题的长远目标,在其早期和中期还有"一个世俗-民主国家"和"两国并存"的不同变体。其具体途径是"文化抵抗",由东方叙述、驶入西方、共同解放三个论题构成,实属一种民主斗争的策略。萨义德对民族问题的思考,尽管忽视了武装斗争、经济实情和人民力量三个要素,但他的巴勒斯坦叙事不失为深刻而富有启迪的理论探索。     

走向“情感”的文化政治——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的“情感教育”论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修正早期的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回归文学的审美属性,将文学的功能定位在"情感教育"上,而这并非标榜唯美的文学立场,其中正体现了深刻的现实关怀。梁启超将文学视作对现代国民进行人格教育的有力手段,从而为"开拓新政治"奠定民众和人才的基础。他发扬孔子开创的"诗教"传统,强调借助文学培养国民"趣味化"的人生观,并将传统文学作为教育现代国民的重要资源,着重指出文学在重构转型期国民的文化认同、铸造民族精神当中所能发挥的特殊价值。梁启超的"情感教育"论与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启蒙主义的文学功能观显出差异,构成对话。     

试论梁漱溟对“真情”的推崇

提倡真情是梁漱溟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对真情的提倡表现在释孔、释佛、评价圣贤人物时。梁漱溟提倡真情既有他自身性格的原因,也有社会历史的原因。他所谓的"真情"是一种"善"的道德情感。提倡真情有积极的意义,但梁漱溟把情感和理智对立起来,反对、排斥理智,片面提倡真情,又有他的不足之处。     

现代中国文学与启蒙理念之逻辑关联反思

中西方关于"启蒙"的内涵,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西文语境中的"启蒙",其原初涵义为康德所说的"对于自身的反思",是一种"自身/自身"的对话结构;汉语语境中的"启蒙", 沿袭儒家的"教化"理路,由"圣人"向"不知者"传达其"所知",是一种"自身/他者"的对话结构.现代中国文学的启蒙运动表现为"逆向双轨"的模式,但却缺乏鲁迅那种"自审"式的觉醒.文学的新启蒙主义注重带有原创特征的"内发性"资源,呼唤真正具有精神追问的、有思想深度的、风格独特的、不可归类的"创造型"作家与作品.     

在场主义散文的理论渊源及其发展和影响

在场主义散文的兴起是近年来当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事件。在场主义散文理念的提出主要借鉴吸收了现代西方现象学和解构主义哲学家们对西方传统"在场形而上学"的批判及其在此基础上所建构的"在场"思想,在场主义散文理念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中的"尚质"文艺观的回应。在继承以往有关"在场"的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在场主义散文理念代表人物也有所批判和发展,并赋予了"文学在场"以一定的新的内涵。在场主义散文的文学在场观主要体现在其核心概念"四非"说和"五性"说上。在场主义散文的文学在场观,既体现了一种对传统的僵化的散文观的消解精神,也体现了一种坚守文学的意义、真理和社会意义的主体性和现代性精神。在场主义散文的兴起及其散文理念的提出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树立起了一个标杆,对扭转当下文坛的一些浮泛风气具有积极作用。     

数码启蒙主义三重解

数码启蒙主义继承了传统启蒙主义的理论勇气和社会使命感,同时又正视传统启蒙主义在20世纪中叶以来所面临的挑战,致力于捕获以计算机为标志的第五次信息革命不断深入所创造的新机遇,将数字化生存条件下公众价值定向、艺术教育理念和异类涵化原则统一起来。它肯定上述信息革命是人类智慧和进步的新契机,特别关注网络时代东方对西方、少者对老者、乡村对城市的思想影响;肯定数码技术在当前艺术教育中日益显著的作用,将启蒙理解为每个社会成员不断接受教育、更新自我的过程;肯定数码艺术是激浊扬清的重要手段,努力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跨学科艺术人才;肯定异类涵化的重要性,让人类有可能在将来适应数码生物崛起所带来的变化;主张未雨绸缪、尽早探讨如何对数码生物进行人为启蒙的问题,并致力于开创与建设人与数码生物互惠共生的新态势。     

艺术“突围”与文化“暴动”——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和“五四”文化启蒙关系再梳理

"五四"新文化运动企图通过对民主、科学、平等、自由等西方思想的输入和宣扬,从思想文化层面启蒙愚昧麻木落后的国民,但其理论宣传和创作实践的分离,却使得"五四"启蒙最终陷入了"启而尚蒙"的悲哀;20世纪80年代文学试图延续并完成"五四"没有完成的启蒙任务,但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却远离了现代启蒙精神,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的命运,并很快被20世纪90年代的物质主义所解构。然而,每一个时代都需要传统人文精神的启蒙与滋养,因此,启蒙并没有终结。     

人性的教牧--施莱尔马赫与启蒙的困境

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进入鼎盛时期。但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精神出现全面衰退,启蒙陷入困境。施莱尔马赫从时代的状况出发,将这一困境的根源归结于"理智和实际的人"跨越了启蒙的界限,要求消除宗教。为解决启蒙的困境,施莱尔马赫将人性和宇宙关联,以神性的宇宙观为前提,将人性的本质设定为"两种对立的力",并提出"人性的教牧"的思路。然而,由于抹去了西方古典传统中人性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走向普遍的人性完善最终只能是美好而无法实现的愿望。     

实在论的拓展

传统的形而上学实在论把自然物体作为研究对象,在本体论上提出了独立性论题,认识论上则引申出"无知原理"和"错误原理"。对非独立性实体的考察可以表明,传统实在论的本体论论题和认识论原理都是不适用的。因此,如果要建立一种实在论来说明我们的生活世界,我们只能接受一种弱意义上的实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