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事司法的社会化问题

司法社会化是在政治社会化影响下进行的司法改革运动.司法社会化作为政治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环节,旨在通过法律文化的传播以及通过对司法在开放性和亲和性向度上的改造,使司法摆脱由于疏离于社会而导致信任危机的困窘局面,重新赢得人们的信赖.在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过程中,偏重刑事司法的专业化而忽视刑事司法的社会化,从而导致了刑事司法与社会公众感情上的疏离,其解决路径是适度调和刑事司法改革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的矛盾和冲突,在获得社会公众普遍支持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刑事司法的改革.     

药品犯罪刑事司法治理模式的实践检视

通过对药品犯罪司法惩治现状的梳理,发现既往犯罪治理的重点在销售端,对生产行为与帮助行为的查处有限;司法认定中偏重缺陷药品的形式评价,而对药品危险性的实质评价不足;量刑环节报应色彩较重,弱化了刑罚预防功能。在《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以后,这种传统治理模式难以适应缺陷药品性质评价复杂化、缺陷药品证据认定标准复杂化、犯罪故意司法认定复杂化的挑战。为此,应当拓宽缺陷药品的证明方式,通过司法推定的反驳机制,合理限制主观明知的司法扩张,限缩妨害药品管理罪中具体危险的判断规则,加强对缺陷药品的源头治理,强化刑罚的特殊预防效果。     

毒品犯罪刑事政策探析

毒品犯罪集中体现了毒品问题在刑法规范、司法实践、社会评价等诸多层面的碰撞与反思,从毒品犯罪的历史、现实、未来的多重考察可以发现:超越对毒品犯罪的一般技术性、规范性、社会性认识,逐步引入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分析,尤其在禁毒国策的框架中思考毒品犯罪及其刑事政策发展,将能够对毒品犯罪的规范认定、社会共识取得更深刻的理解.自建国以来,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经历了从线性到多元的历时性发展过程:建国初期的禁绝毒品刑事政策、无毒国时期的禁毒刑事政策、新时期的多元化综合治理刑事政策.当代中国惩治毒品犯罪的定罪刑事政策以考量严密犯罪圈为主要思路:对毒品犯罪的任何可能环节都考量设置罪名、量刑刑事政策以考量刑罚的最高压区为主要思路:对毒品犯罪始终保持最严重的刑种与刑度.从更具有长效意义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最好的禁毒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毒品犯罪刑事政策.     

被害人问题:刑事司法的局限与可能

被害人问题为当下刑事法学界的重要议题,因对其利益的忽视而致现代刑事法治面临严重正当性危机.尊重被害人、考虑他们的需要成为刑事法学及各国实践的重点.反观国内,许多被害人问题研究着眼于谋求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地位的提升,而忽视了因无法改变的犯罪与刑罚的本质认识、司法的目的与其作为认识活动的性质等方面所决定了其在被害人问题解决上的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刑事司法固然在被害人问题解决上难当主力,但是在不损及被告人权利与诉讼目的前提下进行局部改良亦有保障被害人权利的可能.所以,应对被害人问题的现实作法是强调刑事司法与其他社会政策的互动与协调.     

影响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的因素分析

刑事司法应当积极追求社会公众的认同,以保障刑事司法社会控制功能效果的最大化。在实现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的过程中,刑事司法的权威、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的信赖程度和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问题,都会对刑事司法能否获得公众认同以及认同的程度产生重大影响。     

以刑事替代责任遏制食品安全犯罪之我见

刑事替代责任是指被告人虽然没有罪过,但由于其具有一定的地位或职位,要对其他人的危害行为负刑事责任。在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犯罪日益猖獗之际,在《刑法》针对食品安全犯罪引入刑事替代责任,具有现实意义和刑事政策基础,并且在理论上也具有相当的可行性。     

刑事司法中的弱势保护理念刍议

任何司法领域都需要遵循一定的价值,这决定着改革的其他价值设定和改革的目标、步骤和方法。保障弱势人权就是刑事司法的基本价值,这决定着刑事司法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实现公平、效率、正义的目标。与国际人权公约相适应的同时,要求刑事司法本身的合法化和程序化,并实现中国刑事法制的现代化。     

维护自由:刑事司法机制的价值本位

维护自由是刑事司法机制的价值本位。刑事司法机制对自由价值的追求,是通过对犯罪行为的追究和对法秩序的保障来实现的。刑事司法机制以相对自由观为正当性基础,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自由向积极自由过渡的发展历程。刑事司法机制中的自由涉及人身自由、言论自由以及财产自由。在刑事司法机制中实现自由价值最终依赖于程序的法定性、手段的节制性以及权利的可救济性。     

英国网络犯罪刑事立法的发展及其镜鉴

英国是网络信息化建设的先发国家,也是较早运用刑罚制裁网络犯罪的国家。英国网络犯罪的刑事立法专门针对依赖型网络犯罪,而对利用型网络犯罪则交由传统刑法规制,这是其最鲜明的立法特色。《计算机滥用法》是英国制裁网络犯罪的基本法律,《警察和司法法》《严重犯罪法》等法律是修正性法律。英国网络犯罪刑事立法在罪名创设、罪状构造、刑罚配置等方面均有值得镜鉴的成功经验,但也存在不少需要反思的地方。对照英国网络犯罪刑事立法的经验和教训,我国网络犯罪刑事立法应当继续坚持重在规制纯正网络犯罪的立法方向,重新设定计算机基本罪名的关系,并注意与相关国际公约的规定相协调。     

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考察与启示

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经历了漫长的演变,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理论与法律背景,是诸多因素综合的产物。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具有行政从属性特点,将违反行政法义务作为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运用刑法与行政法共同应对环境犯罪。环境法益被赋予有限独立性,与人类法益共同成为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预防性理念备受青睐,抽象危险犯在德国环境刑法中得到普遍运用,刑法介入提前。德国环境刑事政策对我国的启示是,应摒弃绝对化的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兼顾人类法益与环境法益,建立"并行"的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同时,应改变以结果犯为主的立法模式,适当设置危险犯,以有效防止环境犯罪的发生。     

论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原则

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客观上造成了我国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现状,主权国家内如何进行司法协助成为我们必须研究的课题.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能否有效、持续、稳定地展开,有赖于中国内地与港澳之间进行真诚的合作,并形成相关的制度.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化的过程中需要确立主权唯一、法域平等、便捷高效三个基本原则.上述三个原则相互协调和统一之时,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制度体系方能有效和良性运转.     

商业贿赂犯罪疑难问题的司法适用

《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谋取不正当利益”作出明确规定,但由于实践中“谋取不正当利益”形式的多样性,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仍然过于原则,导致在具体案例适用中理解的差异,本文针对“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规定提出细化适用的思考,即受贿人在接受行贿人财物后提供了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规定的帮助,但行贿人没有提出要求的,不能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同时,司法解释对医生构成商业贿赂犯罪在“为销售方谋取利益”方面的规定,与现行立法存在矛盾,降低了该罪的构成门槛,扩大了适用范围,值得商榷。     

刑事调解:让被害人可见的工具,刑事司法公正的有机组成

刑事调解是刑事司法体系整体性的进步要素,也是保护公众利益的利器。对于被害人而言,刑事调解的意义尤为重大。之前被害人几乎生活在法律真空中,在关乎诉讼主体的程序设置框架中处于劣势地位。尽管重新发现和恢复被害人身份的运动更多地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发生,但它之后逐渐向大多数欧洲国家扩展。被害人通过刑事调解制度变得可见起来。应该最大限度扩展刑事调解制度的适用范围,这应该以限制国家公权力,扩展个人意思自由理念为支撑。     

“恢复性司法”视角下“中国特色”的刑事调解

恢复性司法强调维护与重建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其在减轻诉讼压力、节约司法资源、维护社会和谐上的巨大功用得到西方各国的广泛认可,恢复性司法计划已在西方各国普遍实施.与西方先进的恢复性司法相比,我国刑事调解制度目前存在调解适用范围狭窄、忽视被害人个性化需要、片面追求报应正义等缺陷,已不符合国际刑事司法改革的潮流.鉴于我国刑事调解制度存在的缺陷及恢复性司法与我国传统调解文化的相通之处,将恢复性司法与中国传统调解文化相结合,构建中国特色刑事调解制度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由于我国目前恢复性司法适用的配套措施尚不健全,因此,一定时期内我国刑事调解制度应着重对恢复性司法理念层面的引入,与此同时逐步健全、完善相关制度,以期最终实现构建中国特色的刑事调解制度之目的.     

青少年犯罪问题治理中社区矫正较之司法矫正的优势分析

在当前我国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治理中,传统的司法矫正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而社区矫正针对青少年自身及其犯罪原因的特殊性,采用更为科学、更为人性化的矫正方式,能够对青少年犯罪问题发挥更为有效的治理功能,具有传统司法矫正模式不可比拟的优势。     

人权法视野下的刑事司法早期阶段法律援助:中国经验与发展前瞻

中国刑事法律援助向刑事司法早期阶段扩展的制度发展过程,既有回应人权司法保障一般标准的性质,也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刑事司法通过看守所法律援助工作站和值班律师等制度,为贫弱当事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服务,是确保其平等实现有效辩护和公正审判的关键。在此过程中,公检法司等实务部门还面临着资源短缺、协调不足等挑战,为此需要动员各利益相关方力量,把握当前司法改革机遇,结合制度倡导、区域经验分享、科技创新等途径积极完善刑事司法早期阶段法律援助。     

略论法治中国进程中的新型传媒与刑事司法——以民意为观测点

新型传媒从根本上改变和颠覆了信息的传播方式,它成为民众自由表达意见、思想的重要平台,可以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进而影响有权机关。但是新型传媒为民意提供的表达平台并非完全自由,新型传媒在此过程中会对于舆论的走向进行引导,对于民意的正确表达可能产生不良影响,正确认识新型传媒与刑事司法的关系,是有效应对新型传媒对刑事司法不良影响的前提。     

区际协作法律问题研究——论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原则

“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客观上造成了我国“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现状,主权国家内如何进行司法协助成为我们必须研究的课题。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能否有效、持续、稳定地展开,有赖于中国内地与港澳之间进行真诚的合作,并形成相关的制度：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化的过程中需要确立主权唯一、法域平等、便捷高效三个基本原则：上述三个原则相互协调和统一之时,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制度体系方能有效和良性运转。     

恢复性司法治理环境犯罪的澳大利亚经验与中国镜鉴

恢复性措施在澳大利亚的兴起和发展是对传统刑罚规制环境犯罪失灵的回应。2007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在加勒特诉威廉姆斯一案中开创了环境犯罪领域适用恢复性司法的先河,这对环境、罪犯、社区及整个司法体系都有着改革性意义。然而在实现环境犯罪新治理的同时,澳大利亚环境恢复性司法面临着量刑目的能否实现、量刑不一致违背公正价值及如何确保恢复性协议得以遵守等挑战。当前中国正在推进环境恢复性司法,建构该制度应当根植于既有的刑事司法基础,借鉴澳大利亚的有益经验,完善环境恢复性司法的法律供给,逐步扩展恢复性司法适用阶段,设计规范的恢复性司法程序,确保恢复性责任履行到位,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保驾护航。     

日本惩治有组织犯罪的最新法律对策

针对有组织犯罪的日益猖獗 ,日本最近颁布了惩治有组织犯罪的三项相关法规 :即《有组织犯罪对策法》、《通讯监听法》和《有关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此三法将惩治有组织犯罪的实体法、程序法以及证人保护制度融为一体 ,强化了刑事立法在打击控制有组织犯罪方面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