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网络学术期刊发展现状及对策

网络学术期刊是学术期刊发展的趋势,但我国网络学术期刊还处在学术期刊出版网络化阶段.针对这种现状,分析了我国网络学术期刊存在的问题.最后,就我国网络学术期刊建设中的障碍以及互动性和即时性的不足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论网络环境下学术期刊的出版安全

网络的迅猛发展在给学术期刊带来工作便利的同时,也使其面临出版安全问题。网络环境下学术期刊出版安全面临两大威胁:一是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的隐蔽性和快捷性日益猖獗地对学术期刊施行盗版侵权;二是网络二次文献电子期刊和数据库的极度膨胀的挤压。为防范上述威胁,学术期刊从业者要加强职业道德自律,期刊编辑部要健全规章制度;要发挥学术期刊行业组织在保护学术期刊出版安全中的作用;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要加大对盗版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     

学术期刊网络化及其编辑对策探析

在信息、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影响下,学术期刊的网络化进程日益加速。作为学术期刊网络化潮流主要表现形态的学术期刊网络版和网络学术期刊都日益获得广泛的重视,并且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就要求编辑在学术期刊的内容定位、读者聚集、版面设计等方面采取应对的措施,以适应网络环境下学术期刊的编辑要求,全面提升学术期刊的核心竞争力和培养刊物自身品牌。     

网络环境下中国学术期刊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网络的迅速发展,以传统方式编辑出版的学术期刊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如何充分利用网络技术改变传统封闭的办刊模式,提高办刊质量和工作效率,是学术期刊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结合工作实践,重点分析了网络环境下学术期刊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以期为学术期刊的转型与发展提供参考。     

论网络环境下学术期刊质量的提高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网络环境引起了学术期刊编辑方式的变革,也为学术期刊质量的提高提供了媒介。从学术期刊稿件质量和编校质量角度,探讨在网络环境下如何提高学术期刊质量,并提出网络时代期刊编辑的应对策略。     

数字网络环境下学术期刊传播方式的变革及因应策略

数字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给学术期刊的出版模式、编辑方式以及学术评价方式带来了一系列的变革与创新,但同时由于网络期刊发展的不充分、不完备,也使网络学术期刊的传播存在这样或那样一些问题:依托权威数据库上网,学术期刊的主体性丧失;学术期刊网络版发展空间受到局限;内容创新受到制约,等等。要真正发挥数字网络传播的优势,促进学术期刊的更大发展,就必须进行编辑观念的网络化转向,真正实现由期刊上网向网络期刊的转化;创办自己的学术期刊网站,建构各种模式的学术期刊网络站群;优化学术评价机制,促进学术创新;加强编辑队伍建设,促进网络学术期刊的健康发展。     

学术期刊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探讨

网络成为学术期刊传播的重要渠道,但学术期刊进行网络传播的基本前提是解决期刊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问题.文章指出了学术期刊作品在不同情况下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归属,介绍了学术期刊作品在网上传播的几种主要方式,分析了当前学术期刊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签订著作权转让协议,才能有效地维护期刊社和作者的利益,促进学术期刊的良性发展.     

网络首发出版模式下的编辑媒介素养研究

网络首发是学术期刊出版流程的全链条再造,是中国数字出版领域的重要尝试与变革.本文对网络首发出版模式概念和发展现状进行分析阐述,指出我国当前对网络首发出版模式的认知程度仍在可持续挖掘的范畴内,认为当前的新型出版模式背景下,我国的学术期刊编辑应转变出版思路,加强媒介素养,强化网络编辑技能,加快网络首发出版模式的发展步伐,协助促进我国学术事业的快速发展,实现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化.     

论网络期刊对学术期刊办刊模式的影响

通过阐述因特网和网络期刊的信息传播特征,探讨了网络期刊在期刊流通形式、期刊办刊方式和期刊编辑过程等方面对学术期刊的影响,指出纸质期刊向网络期刊转型已经成为学术期刊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基于网络环境视角下的学术期刊编辑主体意识研究

网络环境下,期刊竞争日趋激烈。网络化进程,无论是对学术期刊本身,还是对其编辑自身,都孕育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当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学术期刊编辑作为学术期刊内容的生产者,只有改变其惯性思维,克服其职业惰性,弘扬其主体意识,发挥其主体作用,才能适应网络环境下办刊的现实要求。学术期刊编辑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是期刊的主体。学术期刊编辑的编辑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知识面很宽的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如何适应知识经济及网络化的发展要求,完善学术期刊编辑主体的能力结构,争创精品期刊,是当前我国期刊出版界面临的重大课题。只有强化学术期刊编辑的主体意识,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才能提高学术期刊的竞争力,从而使期刊在激烈的出版国际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促进我国学术期刊的繁荣、健康发展。     

数字财产继承的立法保护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与普及,数字财产的价值日益凸显,而近年来国内外有关数字财产继承的纠纷更是频频发生。传统法律仅对实体财产的继承进行了立法保护,未对数字财产的继承进行规制,并由此引发了诸多网络服务供应商利用格式条款侵犯继承人权利的事件。因此,我国亟需在法律制度层面对数字财产的继承问题进行规制。     

关于网络发展的一些思考

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网络对社会发展表现出不可估量的影响。在网络经济发展势头迅猛的情况下,对网络价值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网络时代的价值取向具有一些新的特点。网络也是一把双刃剑,对其发展需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对网络发展进行规范和约束,使其按良好秩序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论网络环境下格式合同的规制

针对网络格式合同在内容及表现形式上存在的多方面问题．需要采用法律、行政、行业自律与消费者协会监督等多种方法予以规制。应当说法律手段是基础和根本，在此基础上多管齐下．才能达到预期目的。规制网络格式合同既是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需要，也是电子商务健康发展的需要。     

论大学生网络观教育

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已经不适应信息时代的新要求 ,青年大学生的网络观教育势在必行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用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占领网络阵地 ,使青年大学生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 ,提高抵御错误思潮和腐朽生活方式影响的能力     

网络广告屏蔽行为性质认定中利益衡量方法的适用改进

网络广告屏蔽在司法实践中一直被法院定性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导致了过于偏向网络广告发布方利益、忽视消费者和屏蔽软件提供方利益的裁判结果。这是因为对网络广告屏蔽行为加以定性的过程中，利益衡量方法的适用发生了偏差。产生偏差的原因在于，利益衡量基本标准缺失，利益衡量理念存在滞后，利益衡量因素考虑不够全面。因此，需要改进利益衡量方法的适用，以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为宗旨，设置更具体的衡量指标，平衡网络广告发布方、消费者和屏蔽软件提供方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在不影响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前提下，尽可能提升消费者的利益空间。      

网络民意的失控及其舆论传播影响分析

网络舆论提供了个体与大众之间平等对话的条件,但网站信息的同类搜集和网址链接,以及"虚拟社区"的集体民意同质性,往往导致信息的自主"协同过滤"(collaborative filtering).网民受众所能听到和看到的只能是自己的"回音"和"影子",这种狭隘的民意氛围又很可能导致"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现象的产生,"民意"很可能只是完全的自我情绪发泄和不可控的符号暴力.网络舆论环境极有可能导致"假民意"的流行,并为那些偏离常规的行为提供某种合法性和不可控性,出现"多数人暴政"的危险.对网络舆论必须进行有效的调控和引导.     

高校网络辅导员工作方法探析

近年来互联网在我国的迅猛发展对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当前形势下,网络辅导员需要充分发挥和利用网络优势,加强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的研究,积极探索网络时代高校辅导员开展工作的新方法和新思路,这对引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的实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网络自由及其限制

当下对网络自由的理解,存在着激进的或绝对化的网络自由观、简单的或单向度的网络自由观,以及理想的或彼岸式的网络自由观。在这三种网络自由观下,网络自由被单一化、片面化和极端化。为了保全网络自由概念的整全性,需要从网络空间、网络社会和网络价值三个向度对其进行理解。网络自由的空间向度、社会向度以及价值向度隐含着其与网络秩序的辨证性张力关系。网络空间向度体现了技术自由与技术控制之间的张力,网络价值向度体现了个人自由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张力,二者均需在社会向度上予以限制,而网络道德共识和网络法治则是其中两个纾解网络张力的主要路径。     

"网络习惯法"可能吗?——以链接和复制为考察对象

网络技术的发展对法制的变革和创新提出了新的需求。在网络上存在着＂作为通例之证明而被接受为法律者＂。未经授权的简单链接、特定页面链接、搜索引擎的＂快照复制＂和图片＂缩略图复制＂都可被论证为网络习惯法下的权利。网络习惯法的存在是人类对网络社会秩序的内在需求、是科技发展的必然需要,网络习惯法的灵活性增强了其在网络时代的适应性。有必要重视并承认网络上的＂自生自发秩序＂和＂活法＂,必要时将其接受为法律。     

“互联网+”视角下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

“互联网+医疗”是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技术与传统行业深度融合的行业新业态。健康医疗大数据是指所有与人口健康、医疗服务及公共卫生相关的数据集合,二者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在“互联网+医疗”时代,健康医疗大数据为医疗模式精准化、健康管理定量化及卫生管理科学化带来新机遇,但其自身发展也面临健康医疗领域治理机制转型和政策、技术制约等挑战。要正确认识健康医疗大数据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助力“十三五”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健康中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