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信任的产生与效果及其模型构建

政府信任的式微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现象,它是西方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国内学者对此关注和探讨的还不多,因此,它是理论研究者应该关注的政治学问题。对于政府信任的产生与效果,建构了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政府信任高低与否的根本原因在于公众对政府的认知与公共期望之间的落差大小。政府信任能够增强执政者的合法性,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机整合,提高政府的施政绩效。     

意识形态概念和政治功能研究

意识形态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作为具有流行性的思想体系它也是一种“完备性”的学说。由于它拥有这些特性,意识形态在政治统治过程中执行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如社会政治的整合,对政权的合法性支持与破坏,以及对社会成员的启蒙与教育等,这些都对一个政治统治的维持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值得重视和认真研究。     

政府信任的概念、影响因素、变化机制与作用

政府信任是指民众在与政府组织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对政府组织能否承担公共责任、实现公共利益与目标的主观感知和判断,这种主观感知和判断影响民众对政府的情绪和民众对政府的行为反应。在心理学的视角下,这种个体对政府的主观感知和判断可以称为政府信任感。政府的绩效、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社会文化、媒体以及人口统计学变量都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从个体的的层面出发,民众的政府信任感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具有风险性的政府信任行为的结果使得民众不断更新对政府的信任感。政府信任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需要各级政府部门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不断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论政党信任：内涵、结构及功能

政党信任是社会公众对政党在执政或参政、议政过程中体现的能力、素质、品性的主观评价、心理反应和价值判断,主要表现为对政党目标的信心,对政党理念的认同,对政党行为的认可。政党信任从客体结构、表现层次、区域范围和历史形态四个维度构成不同的结构体系,并具有合法性功能、秩序维护功能、政策执行功能和社会资本功能。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不断强化党的社会整合功能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剧烈转型的历史时期 ,利益主体复杂多元 ,社会阶层分化重组 ,新的矛盾累积发展 ,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新的社会群体政治利益要求不断增长 ,强制性的行政控制手段作用降低。如何增强党执政的现实合法性 ,如何最大限度地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与拥护 ,如何协调和整合社会各方利益关系 ,如何促进社会和谐、防止和消除社会冲突与对抗 ,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如何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这是党在长期执政中必须清醒认识和科学应对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实质 ,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和不断强化党的社会整合功能     

合法性问题与社团组织的发展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人们只有通过建立自己的社团组织,才更有可能实现他们的权利救济和利益保护.而2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使中国政府开始逐渐放弃以穿透社会各个角落为特征的全能主义式的社会控制,社会整合的模式发生改变.这样,除了政府,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开始有了一定的生存空间,这也意味着公民社会的真正形成和发展有了实践上的可能.但是,在中国,尽管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模式在发生变化,民间社团组织的发展前景仍取决于国家对社团组织的合法性控制.     

政治信任:合法性与合规范性

马克斯·韦伯提出三种合法性统治,这三种合法性统治都建立起了稳定性的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信任关系。韦伯提出的法理型统治说明了现代权威的信任关系的特点,哈贝马斯则认为政治信任或政治权威仅有合法性是远远不够的,合法性的深层本质在于其政治运作得到规范有效性的支持,而要得到规范有效性的支持,则必须使得政治起着保护普遍大众利益的作用。     

政府行为、政治信任与主观幸福感

个人主观幸福感不仅受到心理、社会以及经济因素的影响,还直接受制于政治运作,包括公共物品供给的质量、政治信任程度以及政府的廉政建设状况.在当下中国,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是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最稳定因素.而民众对宏观经济态势、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例如社会治安、医疗卫生等的满意度并不直接影响公民的主观幸福感,只有当对这些公共物品质量的评价转化为政治信任之后才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效应.腐败的横行会直接削弱每个个体的幸福感知,政府行为对于提升个人幸福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政府信用与政治合法性

政府信用是国内外社会各主体对一国政府守约重诺的信任 ,它是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政府信用是政治合法性的根基 ,两者是正相关关系。政府信用状况决定政治合法性程度 ,而政治合法性程度是决定政府维持或更迭的最重要因素。本文试从政治学的角度阐述政府信用对政治合法性的根基作用     

论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巩固与增强

合法性建设是一个政权政治统治存续的核心问题,巩固与增强政治合法性基础则成为政治统治秩序建设的重点.当前巩固与增强政治合法性的方式有很多,其中经济增长和社会与政治权利建设是主要途径.当代中国以经济增长维持合法性基础,但已出现诸多问题,所以通过社会权利与政治权利建设增强合法性基础已经成为重要的方式.     

竞争与共存:信任网络视阈下政府合法性探析

信任网络是实际存在的一种社会关系,它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纽带。政府合法性是实现有效治理的保证,其本质是民众对政府以信任为基础的遵从。政府与社会信任网络之间存在竞争。政府信义降低,用于公共利益的资本减少,而强制力的使用增加,只能导致政府的可依赖性和合法性衰微,从而其他非制度化信任网络兴起。政府嵌入社会关系,包括培育信义、积累资本、平等融入社会信任网络,是赢得民众支持和实现政府合法性最为理想的途径。     

“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理论检视

受索绪尔符号学的影响,巴特、列斐伏尔、鲍德里亚等消费社会理论家认为,消费社会中消费的涵义发生了转变,它超越了经济学意义对物品使用价值的占有,成为一种对意义关系的占有,即符号性消费。他们进而将对消费社会的符号学批判纳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畴之中,试图开创"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们提出的"符号消费"、"符号价值"、"符号的政治经济学"等范畴,颇具时代性,但试图将"符号的批判"替代马克思的商品逻辑批判,尤其试图消解使用价值的现实性,则是其理论舛误所在。     

政党权威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政党权威是中国现代政治发展中的重要内容.中国在实现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中,需要政党权威的保障与促进作用.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政党权威形成的过程及其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重点探讨了政党权威在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措施,并对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权威转型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对构建政治民主化和谐社会的法理思考

“和谐社会”这一现代政治学、社会学概念,不能简单地套用于法学范畴。与“和谐”相对应的法学范畴是“平衡”,它主要体现为公民的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平衡,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社会主体之间的权利平衡,以及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格局的相互谐调,互补互动。建构和谐社会是社会矛盾运动的过程。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化解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的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这一冲突的阶级性实质是权贵资产者阶层与工农弱势群体的矛盾与对立,而建构公民社会则是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和动力。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共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认同

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认同对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由于我国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和非共进性,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认同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对此,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增强合法性认同,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基于政府信任的合作式治理探析

目前,政府信任的式微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现象.西方学术界对于政府信任的研究已成为当前政府再造工程推动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合作式治理是一种基于公民与政府间互动关系的伙伴情谊的治理形式,它使政府成为民间的"合作伙伴",它为政府信任的巩固和提高建构了社会基础、价值信念基础、政府自身创新与改革的内在基础.     

论政治合法性的构成要素

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构成要素有：法律规范、意识形态、治理绩效和认同机制。法律规范既是建构合法性的对象和内容,又是评价合法性的标准和依据。意识形态能为合法性提供道义诠释和正当说明,将政治权力转换成权威和影响力,实现社会共同政治理想与价值信念的重建,但意识形态对合法性的支撑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意识形态＂祛魅＂的进程也在加速。治理绩效是统治集团获取民众认同和支持的重要手段,持久的治理绩效可以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但治理绩效不能取代其他因素,更不能等同于政治合法性。认同机制是统治集团与民众之间进行政治沟通和政治对话的一种制度设计,政治合法性的切实巩固和有效提升,有赖于认同机制的逐步完善和有效运行。     

论社会成员和谐观念的形成

社会成员的和谐观念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密切相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就是社会成员和谐观念的形成过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社会成员和谐观念的形成不是自发的,而是需要条件的。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成员和谐观念的形成奠定物质基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社会成员和谐观念的形成提供政治保障;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社会成员和谐观念的形成提供精神支撑。     

政治文明与党风廉政建设

党的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更加明确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能更广泛、更深入、更具体地指导和推动新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