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克哈特对启蒙史学的颠转

在布克哈特生活的19世纪，用商业和技术之类“促进物质发展的因素”来衡量文明进步，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启蒙史学原则。作为启蒙史学大师，布克哈特提出一种反启蒙的启蒙史学观。他不相信世界历史是一个从原始开端到走向文明理想的过程，也不相信有一种决定性力量在推动这个历史过程。启蒙史学基于“自然状态”与公民社会状态或文明状态的二元区分，从文明进步论出发去“重写”世界文明史，而布克哈特的启蒙史学却力图揭示：体现人类“自由精神”的“文化”完全有可能在商业技术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趋于消亡。     

学术史思维与时代性意识——论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源流、路径及意义

学界对中国“通俗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歧在于对史学“娱乐化”（作品）的理解与接受,辨证该问题需从中国“通俗史学”自身的发展史及其学术功用之实践入手。从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渊源来看,其历程至迟于唐代已开始,这个历史过程可以20世纪初“新史学”的提出为界,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不同阶段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从“通俗史学”普及历史知识、延伸正统史学社会功能的角度看,中国“通俗史学”的发展有两条路径,一条以通俗历史读物等简化正统史学的形式为主,一条以讲史等娱乐性活动的形式为主。历史地看,两条路径下的史学“通俗化”发展均促进和实现了历史意识及史学意识的深化,延伸了史学本身在教化、教育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因此,当下的“通俗史学”研究应以时代意识来重新定位史学“娱乐性”作品。     

论“历史观决定论”

一、问题的提出“历史观决定论”不同于“历史决定论”。后者是一个历史观范畴,而前者则是一个史学观范畴。所以,我们的论题就不是从历史观的层顶上展开的,而只是从史学观的层面上展开的。同时,我们的目的也不是在历史观的层面上来讨论“历史决定论”是否合理,而是在史学观的层面上来分析“历史观决定论”是否荒谬。因为,“历史决定论”既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也是一种具体的历史观;同样,“历史观决定论”既是一个史学观的问题,也是一种特定的史学观。而且,从逻辑上看,“历史决定论”和“历史观决定论”二者之间也不存在有一种必…     

论傅斯年《诗经》研究的方法和贡献

傅斯年是现代卓越的史学大师。研治《诗经》承“史学就是史料学”之学术观念,从史学和语言学角度入手,以科学的方法,考证《诗经》产生的时代、地域及用诗情况等,提出了很多颇有见地的观点。他是近现代第一个提出“《诗》是文学”的学者。在《诗》学研究上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论“问题史学”的产生及其当代意义

在当代史学研究中,“问题史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受到各个学科的广泛认同,问题意识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当代史学研究的趋势表明“问题史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得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首先追溯了“问题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其次阐述了问题史学的内涵;第三,结合当代历史研究的趋势,说明“问题史学”作为一种方法论所具有的时代意义,以其为当代史学研究带来一些启示性作用。     

简论陈寅恪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中的地位

陈寅恪先生的研究领域,主要是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和佛学,但是,史学界却公认他是一位通家,尊其为一代史学大师。他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其原因是什么?本文试图从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史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刘知几对史学批评的反思

刘知几是中国古代的史学批评大师。他对于初唐以前的史书、史家、史制和史体等等,均作了系统的批评,其成就之大,世所公认。刘氏之所以对史学批评进行反思,是由于史学批评中存在的严重缺陷深深触动了他,诸如“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文饰其非”,“无其文而有其说”;①“各自弹射,递相疮痏”,“笑他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②等等。这种批评上的谬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后学。”③所以刘氏在进行史学批评的同时,也格外关注到史学批评的自我批判。     

《史通》理论体系的结构和逻辑

从刘知几的撰述动机和《史通》的内容结构两方面分析,《史通》存在一个相当博大严整的史学批评理论体系。“求鉴”,是体系的逻辑起点,由此派生出“求实录”和“扬名教”两大主干,分别去评骘史制、史家、史书、史评这样四类史学基本问题,在理论展开过程中,显示出“与夺”、“褒贬”、“鉴诫”、“讽刺”四种基本评论方式,以“理”为体系的逻辑终点。《史通》不仅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史学批评专著,而且也是整个古代中世纪史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对《史通》理论体系的探索,证明某些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古代“未发展富批评性史学”的论断是错误的。本文观点原出自作者博士论文,因屡被摘抄,特此完整阐示。     

“史学危机”与史学改革开放的紧迫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扩大；人们特别是史学界对史学现状表现出愈来愈多的忧虑，提出“史学危机”问题，发出开创史学新局面的呼声．本文试图从分析“史学危机”的本质含义入手，接着探求其成因，从而凸显史学改革开放的紧迫性．一、“史学危机”的本质含义《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1期发表了张象的《应该从后面开始—一谈谈当代史研究教学的危机》一文，较早在文章标题中使用“危机”一词，在一些讨论会上，“史学危机”被人们经常谈论到，至1985年《文史知识》第12期发…     

对杨秀清不能全盘否定

关于杨秀清的评价问题,史学界一直有争论,加之“四人邦”大搞影射史学,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在深入揭批“四人邦”的罪行,肃清他们在史学战线的流毒的战斗中,史学界有必要开展争鸣,来共同探讨关于杨秀清的评价问题,拨开笼罩在这个历史人物头上的迷雾,还其本来面目,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吸取历史教训,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下面就“尊孔”、“倒退”、“封万岁”一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就教于史学界的同志们。     

关于马端临《文献通考》人民性的问题——与白寿彝先生商榷

白寿彝先生著《马端临的史学思想》一文(《学步集》),分《杜佑、郑樵史学传统的发展》、《马端临史论的科学因素》、《马端临史论的人民性》三大节阐述。因为《通考》是一部巨大的著作,不便在这一篇文章里进行全面性的讨论,兹且就《通考》人民性的一个问题,提出一些极不成熟的看法来和白先生商榷。白先生说:“马端临的史论”,“表达出一定的人民性”,“有高贵的民族正义感”,“在没人敢大声儿咳嗽的元代”,“敢于作对现实的抗议”。这种说法,我尚不便同意。     

试论中国当代史学理论的局限性

一严格说来,迄今为止,中国当代史学史上还没有产生一位真正具有自己风格和体系的史学理论家。历史学的附庸性在史学理论家身上表现的最为突出和醒目。史学理论家总是提不出一个象样的理论问题,总是在依靠训诂和注解经典过日子。对于这种现状,我们需要提出两个问题:第一,这种现状是否正常?即,中国历史学是否需要或应该产生具有独创风格和独立体系的史学理论和史学理论大师?如果     

建构"史学学"的重任--评赵兴彬著《史学学研究》

中国20多年史学理论与学科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人所共知,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譬如现有各种“史学概论”只是一种“拼盘”式教程,不是一门按“科学学”原则建构的理论性学科。作为“科学学”在史学领域的萌发,也曾有个别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史学学”命题,但未见“史学学”著作问世。不过,我们现在惊喜地发现,赵兴彬先生的《史学学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1月版)在“润物细无声”中问世了。它是建构“史学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研究成果,是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新开拓。我与兴彬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初就从事史学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他…     

晋代史学浅论

中国的史学,经过两汉司马迁、班固、荀悦等大师们的开拓,一直到唐代,才又进入一个新的“星汉灿烂”的兴盛时期。但是,在汉唐这两个黄金时代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无论在史学思想还是在史著体裁上都起着承上启下、分离综合,精筛升华作用的过渡阶段。其中,竞相争鸣、著家蜂起的晋代史学,更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重大影响。可惜的是,史学史的专家学者们对这个颇堪研究的时代未给以足够的重视,在大部分史学史论文、著作中,大都将它一笔带过。这造成了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薄弱环节,也使人们对中国史学的继承发展的源流     

“四人帮”历史模式的翻版——评某教授的所谓儒法的“根本区别”

在“四人帮”古为帮用影射史学的吹鼓手中,我校某教授是个颇不寻常的人物。他不仅亦步亦趋,处处跟着“四人帮”的调子唱,而且还经常搞点“发明创造”,挖空心思地炮制出一些新货色,给“四人帮”的反动史学体系补空堵漏,为他们利用史学大造反党舆论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所谓儒法两家的“根本区别”在于“法家是‘厚今     

印度史学的近况

资产阶级历史学者在1936年伦敦史学会议上曾指出印度史学上的危机:“帝国主义派”与“民族主义派”的旧史学路线已经走不通,而新的路线尚未摸索出来。本文作者捉出了若干意见,以图弥补这项缺陷。但他是站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立场,所提的都是些技技节节的问题,而对史学真正需要的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却没有推荐。作者对于“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的观点讨论得较详。所谓“半马克思主义”者,是拒绝马克思的部分基本原则而接受其他部分原则;而他们所拒绝的正是史学上最需要的阶级斗争理论,因之,他们找不出社会的发展规律而歧路徬徨。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史学的危机,和其他危机一样,非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是解决不了的。     

年鉴学派的新史学理论与教育史学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实证主义史学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年鉴学派,在与实证主义史学的较量和争论中,克服了实证主义史学的种种弊端,形成了与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范型存在明显区别的新的史学范型.这一新史学范型,不仅为教育史学新领域的开拓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而且为教育史学研究中正确处理教育史学研究的“客观性”与教育史学研究者“主体意识”的作用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认识论的基础.同时,年鉴学派所构建的以“历史时间”为核心的叙述体例和他们所倡导的以“问题史学”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为教育史学研究及其方法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史学的革新

<正> 近年来,不时有人谈到史学的“危机”,也有人采用乐观的调子,说是“转机”。不论“危机”或“转机”,都表示传统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现行的史学内容和形式,已不能令人满意或不甚令人满意,从而要求有新的探索、新的突破、新的变革。这种革新史学的呼声是值得重视的。它促使我们认真检讨我国史学多年来存在的某些偏颇,注意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汲取科学发展最新成果的营养,解决在“开放”“改革”的形势下史学     

两宋正统史观的历史考察

中国封建正统史观至两宋而趋于理论化;以“居正”、“一统”、“严夷夏之防”为核心内容的两宋正统史观不仅反映出宋代史学思想的演变和史学政治功能的强化,而且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剖析两宋正统史观是解读传统史学思想演变的一大关键。     

布衣修史：晚明史学的一叶扁舟

史学的官方性格与民间性格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反映史学民间性格的布衣修史现象就是一个重要表征,以官方与民间双重视野来省视这一矛盾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史学发展路径的理解。在唐宋以降平民化趋势加剧的历史背景下,晚明布衣阶层话语权势增强。这有力地冲击了僵化的社会结构、没落的等级秩序和腐朽的身份体制,并深刻地波及史学领域。晚明时代,布衣寒士不仅积极主动地投身于历史创造,还饱满激情地致力于历史书写。“史在布衣”现象成为晚明史学平民化的标志,推动了中国古代史学由“官史”向“民史”的演进,在数千年来中国史学的辩证实践中具有显著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