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是我们研究人类文化时的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除了同人类生物学,以及同生物学因素与文化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直接有关的学科以外的人类学的各门分科。文化人类学的主要概念是文化的概念,它的研究范围和主要研究方法蕴包着文化的定义。文化是一个人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学习做的     

生态人类学述略

文化人类学在20世纪初叶就已经开始的对社会关系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发展成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该学科聚焦于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人类今天所面对的资源危机,是由复杂的经济、社会、人口、制度和政治条件造成的,地球资源的稀缺界限取决于人类的文化,稀缺是一个文化概念。自然资源本身具有多样性,需要人类在文化多样性基础上模塑出人类生计方式多样性,人类生计方式的多样性也必然会创造出利用资源的多元化途径来。因此,生态人类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已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它肩负的使命是其它学科不可替代的。     

略论学科意义上的生态人类学

生态人类学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它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人类、生态环境及文化之间复杂关系的一门人类学分支学科,以人类、生态环境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在人类学学科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国,发展生态人类学既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要求,又是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客观需要。应当按一定的路径发展我国的生态人类学。     

论交往实践活动的哲学人类学根据

交往是人类特有的社会活动 ,对交往理论的研究已成为时代性的哲学课题。哲学人类学从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入手 ,揭示人的生物和文化等特性 ,强调人与人、人与自己、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层合理关系 ,并力图确立“完整人”的概念。生物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是哲学人类学的主要分支 ,它们关于人的未特定化、人的开放性以及文化创造特性 ,恰好说明了交往作为人的源生性社会活动的发生学基础 ,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交往实践观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     

人类学视域下的养蜂文化研究

人类与蜜蜂互动的历史源远流长,而国内外对于养蜂的研究也由来已久。但从人类学视角出发,对于人类养蜂生计,尤其是迁徙型养蜂业进行的研究至今罕见。人类学的养蜂文化研究将通过情景化与反思性的相关学科知识,形成对人类与蜜蜂关系一种新的体认;根据田野访谈与当地调查,洞察人与蜂之间的微妙关系,从而在既往中国养蜂研究的传统范式之外,另辟一条报导与阐释双管齐下的蹊径。     

生态人类学国外视野与中国经验：一个文献综述

生态人类学已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的一支备受瞩目的新兴学科。生态人类学的学科任务是致力于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从而实现生态与环境、人与环境的科学的、持续的发展。本文从国外生态人类学发展的分析框架出发,着重对国内生态人类学相关文献作了综述。     

论孔子的人际关系观

狭义的人际关系,通常指人与人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又是人类文化的产物。因此,如何看待和处理人际关系,并不是纯属个人的东西,它反映着民族的、时代的文化氛围。在文化史研究中,人际关系的特征,往往作为某一民族文化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洋人类学:概念、范畴与意义

人类学对于海洋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作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的海洋人类学(Maritime Anthropology)才正式诞生。所谓海洋人类学,就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对海洋社会的人群行为及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学科。海洋人类学的研究强调一种海洋主体性的视角,突出海洋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尤其认为海洋社会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类型,有其不同于内陆社会的运作逻辑和文化规范。深入了解和认识海洋及海洋社会的环境和文化独特性,不仅是人类良性开发和利用海洋的前提,也是处理人类与海洋之间关系的重要基础。     

心理人类学的三大来源

长期以来,我国人类学界普遍认为心理人类学源自美国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与人格研究或者直接说心理人类学就是文化与人格研究.但只要对文化与人格研究兴起之前心理学和人类学的发展历史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种观点只注意到心理人类学确立之前很短的一段历史,忽略了这个学科走过的漫长过程.其实,20世纪60年代确立的心理人类学是在德国近代哲学家长期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心理学界和人类学界的共同努力而逐渐形成的一门介于心理学和人类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因此,哲学、心理学和人类学是心理人类学的三大来源.     

体质人类学对建设“两个文明”的作用——从禁止近亲结婚谈起

体质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群体体质特征及其形成与发展的规律的科学。所谓人类群体,包括人种、种族、民族和各种人类的共同体。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一起,构成人类学的两个重要侧面。人类学的研究在世界上一些科学技术比较发达的国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我国也始于四十多年前。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门学科至今仍是我国科学事业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其中的体质人类学,则更为薄弱。然而人类学包括体质人类学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重大,它必将成为我国当代蓬勃发展的一门新兴学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中发挥它不容忽视的作用。     

人类的足音——评钟年著《文化之道——人类学启示录》

人类学以被称作“万物之灵”的人类为研究对象 ,形成了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四大分支学科。其中 ,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主要构成部分 ,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所习得的各种行为的一门学问。人类学是舶来品 ,与西方相比 ,我国的文化人类学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多数的研究尚停留在对个别的浅表的文化现象的讨论上。到目前为止 ,国内学者比较系统地介绍人类学的著作约有十几种 ,早期如商务印书馆的《文化人类学》(林惠祥著 ) ,晚近如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文化人类学》(童恩正著 )、重庆出版社的《现代人类学》(周大鸣…     

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人类学是科学地研究地球上人类所显示的生理、社会和精神方面的一种科学。一般地说,人类学是要查明一些民族的起源,以及这些民族的构成因素。长期以来,人们以为,所谓人类学只要研究人类的生理方面,而不必全面地研究人类的社会和文化方面,以致把人简化成可以用人体测量值和数学指数来理解的对象。     

生态人类学及其对教育的启示

生态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新进化论者之一的斯图尔德(Ju lian Steward)是该门学科的创建者。生态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生态环境和文化之间关系的学科,历经文化生态学、文化唯物主义认识论、系统生态学等不同阶段的发展。将生态人类学理论应用于对教育问题的分析不但极大地拓宽了教育研究的视野,而且为教育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

社会史是因近年来历史学变革的时代需要应运而生的。社会史重视对基层社会的研究，这显然受到人类学者的启迪。人类学是研究人的学问，人类学研究的人是从整体的观点来进行的，其研旯范围包括“人”本身及其所创造的文化。人类的不同民族从开始起就各自发展出一套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是人类群体生活以调适环境所必然产生的结果。人类学以研究不同人群的行为和文化为目的。与之相似，社会史研究也以“人”为核心，展开对中国基层社会传统生活方式的研究。近年来，社会史学者提倡利用民谣俗谚、神话传说、民间唱本、契约文书、族谱、尺膜和…     

谈“宗教人类学”

宗教是人类社会一种文化现象。在社会科学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研究中 ,日益揭示了宗教在各民族文化起源、社会发展及民族关系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原始时代 ,宗教作为文化核心直接影响人类文明进化的过程。正因为如此 ,对原始时代宗教现象及其发展的研究 ,便成为人类学的重要内容 ,从而形成了宗教人类学 (ReligionsAnthropology)。宗教人类学的研究一开始关注宗教的起源 ,随后又致力于阐明宗教的社会和心理功能 ,探究宗教信仰和宗教思想的构造方式和表达方式。由于人类历史上宗教的作用和影响时时涉及到许多社会问题 ,因而宗教人类…     

叛逆,还是回归?——电影《阿凡达》的文化人类学解读

电影《阿凡达》通过叙述未来后现代人类与外星原著民的对抗,表达出对人类现代文明异化的忧虑和对文化平等共存的美好希冀。该片中,大量人类学知识得到了完整和完美的呈现。文章运用人类学知识和理念,从文化相对主义、人类群体意识和泛灵信仰三个人类学研究视角,探寻影片《阿凡达》所隐含的深刻意义,从中引发对文化异化和文化多样性的反思。     

论跨文化构建历史人类学

人类学是一门多学科、跨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它以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研究为对象,以探讨人类历史文化的普遍性和多样性为目的,运用跨文化（Intercultural）之历史深度描述方法界定历史人类学,具有重要的实践理论意义。跨文化（Intercultural）是指文化的“内在性”、“涵化性”和“互动性”,即通过跨族群文化互动构建历史人类学理论,它与历史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根据历史民族志和历史人类学的学科特点,跨文化理论方法已经成为研究历史人类学的主要理论方法。     

秩序中生长：族群习惯法文化教育功能研究创新

对族群习惯法文化的研究可跳出以往法学的视角,转而从文化人类学的语境出发,研究习惯法文化与教育的关系。习惯法文化的教育功能是在人的可教育性原则基础上促进人的生长与发展。研究族群习惯法文化的教育功能是提醒我们应当将教育学的视野延伸到人类生存的各个层面,将那些在教育方面有意义的关系范围得到更广阔的开拓,这种开拓要超越以往把教育仅仅视为一种孤立的现象,使我们从人类生存环境与秩序保障的整体来看待教育,来看待人的生长。     

人类学研究与文化沟通——访费孝通等五位东亚人类学家

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１日至７月１２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举办了“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举办这样规模和规格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在中国大陆还是首次，它在我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北大社会学系研究生王俊敏就“人类学研究与文化沟通”这一主题，采访了莅临研讨班授课的东亚五位著名人类学家，他们是：费孝通博士，北京大学教授，本刊顾问中根千枝博士，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国际民族学与人类学联合会名誉会员李亦园博士，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乔健博士，原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现为台湾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创所所长、创系系主任及讲座金光亿博士，韩国文化人类学会副会长，韩国国立汉城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教授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学界的ethnohistory：民族学人类学的一种有益补充

ethnohistory不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或研究领域,它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本身的历史一样久远.作为一种学术现象,ethnohistory逐现端倪于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学界,突出反映了当时的民族学人类学尝试引入史学视角的发展倾向,时当时包括博阿斯学派在内的美国民族学人类学而言,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为二战后美国民族学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关系由疏离到日益密切及“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和西方学界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这一时期的ethnohistory,既不是美国史学界关注的重点,也不是美国民族学人类学界的主流,易为学界所忽视.本文尝试对此进行揭示,对全面理解ethnohistory的内涵、性质和作用,以及二战后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兴起具有重要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