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朝前期对湘西苗民的治理

<正> 清朝前期对湘西苗疆的治理可划分为3个阶段:改土归流前,清朝在苗疆基本沿袭明代的设施,依靠土司治理“熟苗”区,军事隔离“生苗”区;改土归流后至乾嘉苗民起义前,在土司区设府县,派设流官,在“生苗”区设3厅,下设百户,寨长治理苗民;乾嘉起义后,清朝对苗疆的治理政策发生转变,实行兵民合一的“屯政”。屯政一直延续至民国时候才被革屯运动所废除。     

清代湘西苗族地区儒学发展考评

<正> 一据《湖南通志》记载,湘西苗族地区迟在南宋绍兴年间才建起历史上第一所学校——东洲书院;元、明两代只增建了泸溪县学、辰洲府学和五寒司学(后改为凤凰厅学),而且这些学校时兴时废,等于虚设。清代,从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至乾隆年间止,共在湘西苗族地区建立了书院6所、义学33馆,重建和新建县、厅学5所;镇压了乾嘉苗民族起义以后,又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增设书院6所,屯、苗义学一百馆,嘉庆十五年(1810年)又     

嘉庆年间湖南“苗疆”屯防政策述评

<正> 清代的湖南“苗疆”,主要是指凤凰厅(今凤凰县)、乾州厅(今吉首市)、永绥厅(今花垣县)、古丈坪厅(今古丈县)、保靖县(今县)等五厅县的苗民聚居之地,这里是乾嘉苗民反清大起义(1795—1806)的主要战场。在“逐客民,复故土”的口号下发动的这场起义。以疾风暴雨之势席卷苗岭山寨,与五省白莲教起义遥遥呼应,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最后,清政府出动七省官兵剿杀,并继而推行“屯田养勇,设卡防苗”的屯防政府,才最终镇压了起义斗争。     

清代“改土归流”前后的民间纠纷与社会秩序——基于湘西苗疆失范与规范的考量

改土归流前,明代和清初对湘西苗疆民间纠纷的解决机制仍然以民间力量与“苗例”为主;改土归流后到乾嘉苗变,“苗例”成为“官法”处理苗疆民间纠纷的重要补充;乾嘉苗变后至清末,苗疆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仍以民间调解为主,乡约、寨长、族长等民间力量和“神判”方式有效解决了苗疆民间纠纷,“苗官制”则在民间纠纷解决上增加了官方力量,强化了对苗疆社会的控制。三阶段的考察表明,在苗疆社会“失范”与“规范”的反复过程中,清政府灵活运用“官法”和“苗例”解决苗疆民间纠纷,逐渐完成了对湘西苗疆社会秩序的控制,最终将湘西苗疆纳入到国家政治治理体系中。     

清代湘西苗区的商业市场

<正> 清代“改土归流”后,湘西苗区的商业有所发展。本文仅从有关史料记载.作简要叙述,旨在说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市场的繁荣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一、苗区的商品经济“改士归流”后,湘西苗区废除了土司制度,清政府鼓励开荒,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技术,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乾隆年间1736-1795),永绥厅“黄豆岁出万余有,出境五、六千石”;“绿豆岁出二、三百零石,做油货、做粉”;“包谷万余石”;     

试析改土归流与湘西政治格局变动

清代改土归流前,湘西民族区域政治格局表现为土司政治下的"以土治土"、"以土制苗";康熙年间对湘西苗疆生界的开辟,使得土司的地位和作用发生变化,促进了湘西改土归流的顺利进行;改土归流后,湘西形成了"土苗分治"的新格局,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     

改土归流后湘西庙学时空分布与文化共相——以庙学碑刻为中心

在中原地区庙学兴盛的唐时,湘西尚无庙学。湘西庙学发展时间晚,数量少,分布地区窄小有限。改土归流前,湘西庙学主要集中分布于泸溪和凤凰两县。改土归流将湘西民族地区正式纳入国家直接管控的统治体系之中,逐渐实现了由“化外”到“化内”的转变。在流官统治的100余年里,湘西庙学得到了较快发展,其空间分布覆盖到湘西全境。湘西庙学对于推进儒家文化共相的构建、唤起湘西少数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具有重大意义。     

“中甸之争”:清初丽江改土归流原因探析

清初,滇西北地区形势复杂多变,康熙年间丽江木氏土司对中甸等地的控制权进行了近40年(1682-1720)的争夺。“中甸之争”涉及云南、四川、和硕特蒙古、丽江木氏土司等多方势力,并一直延续到丽江改土归流前夕,与丽江改土归流有重要联系。中甸的战略地位以及“中甸之争”是丽江改土归流的内因,罗卜藏丹津叛乱是外因,“中甸之争”的影响是高其倬奏请清政府丽江改土归流的直接理由,而土民控诉、请求改土归流则是丽江改土归流的导火索。     

试论清代“屯政”对湘西苗族社会发展的影响

清王朝在镇压乾嘉苗民起义后,起用凤皇厅同知傅鼐“总理边务”,在湘西苗族地区筑碉、均田、屯丁,设苗官、苗兵,兴“苗义学”,建立了一套军事压迫与经济剥削、“防范”与“化导”、“剿”与“抚”相结合的“苗防屯政”体制。举办“屯政”,其主观目的是在于“寓兵于农”,“以苗养苗”和“以苗制苗”,恢复并加强对湘西“苗疆”的统治。     

略论历史上的湘西开发

所谓“开发”,是各民族人民对某一地区自然资源的创造性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早在旧石器时代,湘西地区的开发活动就开始了。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对湘西地区先秦时期、秦汉至唐羁縻时期、五代至清初土司时期、“改土归流”与“苗防屯政”时期、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开发活动进行了梳理和简要述评,最后总结其历史经验。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阈下改土归流的历程、原因及作用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实施的改土归流,不仅彻底废除了土司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特权,将国家版图内的人事权、财政权、军事指挥权、行政管理权、文化教育权等悉数收归中央,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过渡的关键环节。明清改土归流经历了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过程,其中既有土司利益与王朝利益的矛盾、各地土司与辖区民众的矛盾,也有中央王朝通过改土归流以增加税收、朝廷命官与乡村民众要求改土归流等现实动因。改土归流实现了国家“大一统”的目标、凸显明清国家治理能力的进步、加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速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由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四者构成的命运共同体。改土归流的实施,不仅是推动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迈进的关键步骤和重要举措,而且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发生巨大变化。     

试析清代湘西苗疆天王神判延续的因素

白帝天王神判在清初湘西苗疆改土归流后长期存在并延续到民国,成为该地区解决民间纠纷的重要形式之一。本文着重从民间根基深厚、国家司法体制缺位等五个方面讨论了天王神判在湘西苗疆为何能长期延续的原因。     

论清代凉山彝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本文论述了清代凉山彝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问题。作者认为，从清初至康熙年间，清王朝在凉山彝区保留了土司制度。到雍正年间，伴随改土归流在相邻地区进行，在没有弄清凉山彝族社会状况下，在凉山也宣布实行改土归流。而事实上，在凉山改土归流并未实行，只在凉山边缘浅山坝子地带推行州县制度。雍正以后，针对不同的情况，清王朝在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问题上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政策，从而一部分土司仍被保留下来，而另一部分土司被革除，使凉山边缘某些地方走上了封建制道路。到清末，为达“筹边援藏”的目的，清王朝在凉山腹地又宣布搞改土归流，并有废奴之议，但终因黑彝奴隶主势力的反扑，未能如愿。     

清代乾隆朝两金川改土归屯考

清代乾隆朝,在黔东南、川西、湘西等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行改土归屯。驻兵设屯,战守结合,并将当地各族民户按军屯体制编管。在四川,还将屯区周围土司归屯管理。这使康熙雍正以来改土归流政策产生了重大变化。本文仅对四川大小金川地区改土归屯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近代化”历程中的滇川黔边彝族社会──对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理论问题的思考

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有两个，一是民族独立，二是近代化。本文从“近代化”的角度出发，以民国时期云南政坛上出现的彝族官僚群体为切入点，集中考察了清初“改土归流”以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滇川黔边（主要指今云南省昭通地区及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族社会的发展历程。认为，“改土归流”和咸同年间各族人民大起义是滇川黔边彝族历史发展的两大转折点，彝族人民通过自身的调整、努力和发展，为民国年间彝族官僚群体的崛起准备了政治、经济和人才条件。彝族官僚群体崛起后，又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促进了本地区彝族社会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彝族社会的近代化。以此为基础，本文就中国近代民族史的研究理论提出了“边疆民族型”近代化模式的概念。其内涵主要表现为“近代化”潮流影响下中国边疆地区各民族人民朝向资本主义工业化、民主化方向的种种努力，及与此相关的观念转换、习俗变迁、文化进步、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     

清代在广西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本土因素及其影响探析

相对于明代改土归流出现明显的反复而言,清代在广西实施的大规模改土归流总体而言是得以顺利推进的,这是内因和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作为内因的清代广西本土因素确实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壮族土官的残暴统治,壮族土司统治区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与交通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壮族土司军事力量的严重削弱,壮族土司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与忠君爱国思想观念的形成,为王朝中央在广西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创造条件并奠定基础,成为清代在广西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根本原因”与内在根由。     

近代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改土归流述论

改土归流始于明代,盛于清初,部分地区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仍在进行。而近代以来的改土归流,不仅是古代改土归流的自然延伸,而且深深打上了近代历史的烙印,具有一系列鲜明的时代特色,甚至在改土归流的指导思想、方式方法及其结果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在近代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敬请指正。     

湘西彭氏土官长期存在的原因简析

自五代梁开平四年(910年),楚王马殷任命彭瑊为溪州刺使,至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止,彭氏土官统治在湘西地区沿袭了800多年之久。本文通过中国古代中央王朝的"羁縻之术"和彭氏土官的军事实力以及彭氏土官灵活务实的策略梳理,分析了彭氏土官在湘西地区能够实现长期统治的主要原因。     

清代湘西苗区军事建筑设施考

<正> 清代湘西苗区的碉楼、炮台等军事建筑设施类别多,数量多,历史长。本文根据有关史实资料谈点看法,以探讨统治者对苗区军事统治的渊源和策略。一清初,湘西沅州驻总兵一员,镇竿设副将一员,属沅州镇。镇竿镇左营守备驻乾州,分防麻阳县和镇溪军民千户所,领兵一千六百名。康熙三十九年(1701),亩区改土归流前夕,移沅州镇为镇竿镇,改沅州为协,镇竿驻总兵一员,兵力增至三千。雍正七年(1730),苗区改土归流结束,八年(1731)添设永绥协,驻兵一千四百零九名。还于辰州设协,驻副将,分防泸溪县。此时,苗区总兵力近千人。     

试论清末川边改土归流

清末川边改土归流,是继雍正西南改土归流后又一大规模改流运动。但它的改革范围,则超过了历次改土归流。即不单是政治上的改革,而且对于与土司制度相适应的封建农奴制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进行了广泛的改革。这在我国近代史上,也是藏族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本文拟就清末川边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清政府经营川边的最初措施与改土归流经过,改革内容和改流后的设施,以及川边改土归流的历史意义,加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