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川农村的现代化金融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川省农村出现了现代化的金融机构和现代化的金融业务．标志着民国时期四川传统的农村金融开始向现代化的农村金融转型,这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对四川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性质,再加之制度本身的缺陷,决定了其转型是艰难的．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存在诸多问题,使得依靠现代化的农村金融来挽救四川农村、振兴四川农村经济的愿望落空。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川新军阀当局的外交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四川新军阀当局在根本不触及自身政治独立地位的前提下,对南京中央的外交政策,基本上照单全收,忠实贯彻;而对于发生在省内的涉外事件,新军阀当局则以地方本位主义原则决定问题处理的策略。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教育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推行边疆教育实际上是在西北、西南等民族地区实行国民教育的措施。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注重蒙藏教育,通过制定计划、实地考察、具体实施等逐步推进边疆教育,形成一定规模。边疆教育是一项无成规可循的新兴事业,推行过程表现出阶段性。本文通过梳理南京国民政府推行边疆教育的历史与实践,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从中总结了历史经验。     

梁漱溟的农村现代化思想探析

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成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农村现代化实质是不断产业升级发展的过程;是传统农民不断减少、农民自身不断提高的过程;是城市化的过程。农村现代化思想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理论和实践中也有所体现,他的这一思想对当今的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金融赋能西部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乡村振兴——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为一个富有学术性、专业性和实践性的学术论坛,“金融赋能西部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乡村振兴”学术研讨会于2023年9月7日至9日在中国农业银行陕西研修中心举行,来自国内150余位专家、学者及政府官员汇聚于此,围绕农村金融创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普惠金融与农户发展、增强农业发展韧性等四个方面深入探讨和交流了金融如何赋能西部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本届论坛的一致共识是：金融赋能是实现西部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的关键政策工具,未来应持续推进金融制度、金融体系、金融产品创新,加快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增强农业农村发展韧性,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农业强国建设提供金融力量。     

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

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也是社会多层面同步转变的过程,涉及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在我国,农村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农村经济现代化、农村政治现代化、农村文化现代化以及农民的现代化。     

民国时期四川农村合作运动的发展轨迹探析

民国时期,四川农村合作运动的发展轨迹与中国其他地方大致同步,但也有其自身特点。"防区制"时代,由于缺乏中央政府力量的介入,四川合作事业发展明显滞后;川政统一后,通江、南江、巴中等"剿匪区"的农村善后催生了大量的合作预备社,四川农村合作运动得以初步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的提升极大地促进了四川农村合作社数量的急剧增长,农村合作运动进入全面发展时期;抗战胜利后,四川农村合作运动仍旧保持着一种惯性的发展态势直至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终结。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文化现代化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文化现代化是在"内忧"和外患下开启的。这种文化现代化虽然不是一种自觉的现代化,但南京国民政府在这十年确实也有着有益的实践。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专制的本质,文化的发展始终在现代与反现代的潮流中艰难前进,它是被扭曲了的文化现代化。     

新世纪四川民族地区反贫困的绩效评价

新世纪以来四川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工作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为指导,通过实施整村推进、劳务扶贫、产业扶贫、安居扶贫、易地开发扶贫、小额信贷扶贫、以工代赈等扶贫政策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效: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贫困发生率降低;贫困人口的人均纯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逐渐提高;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规模扩大;农民医疗条件及健康状况逐步改善。     

农村二元金融结构与金融抑制

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形成与国家金融制度的变革和农村金融体制的发展紧密相关,农村二元金融结构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不同,因此农村二元金融结构和农村金融抑制具有内在的相关性,而且二者都具有双重性,所以农村金融抑制也就相应地具有自己的特点。     

我国农村金融效率实证分析

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分析,指出造成中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原因是现阶段农村金融制度的有效供给不足,导致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条件无法满足,提出提高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在于创新农村金融制度。     

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基于金融功能观的分析

多年来中国农村金融改革所遵循的是金融机构观,这使得农村金融体系未能有效发挥金融资源的配置功能;背离金融功能观的农村金融改革,仅仅局限于既有金融结构内部的修补,而不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根据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发展出能够实现金融功能的规则、制度等具体的金融形态,并且进行金融结构的优化;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农村金融体系正常金融功能的复归。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应实现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放松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管理;推动一个竞争性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     

金融深化、扶贫效应与农村合作金融发展

利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数据以及重庆开县民丰互助会的业务发展数据等,实证研究金融深化、扶贫效应与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关联性。研究发现,重庆开县民丰互助会的金融深化指标与开县经济增长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其中以贷款效率和贷款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显著,扶贫效应亦较为明显。更进一步研究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深化和推广以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为代表的农村合作金融模式,有利于健全和完善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体系,以及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的实践推进。     

近代四川农村人口剩余原因初探

有清一代,大量外省移民迁居四川。随着人均耕地的减少、洋货的冲击、土地恶性兼并及农村超经济的剥削,导致农村人口相对过剩,形成流民,给近代四川社会造成不良影响。     

农村金融及其组织发展探讨

中国“三农”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中存在着过多的金融抑制,金融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通过对农村金融组织状况以及有效金融组织发育所需的条件进行分析,探索建立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金融组织,以解决农村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问题,并进而推进“三农”问题的解决。     

农地金融模式绩效评价及服务机制优化

当前,我国农村土地金融模式呈多样化,以股份制农地金融公司模式、农地抵押合作社+政策银行模式、农村信用社主导的农地金融模式、商业银行主导的农地金融模式和信托公司主导+证券化农地金融模式为代表的农村金融服务推动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各种农村土地金融模式的开展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满足农村土地金融需求而进行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差异性。为此,以当前我国5个主要农村土地金融模式为绩效评价对象,选择各农村土地金融模式的案例对象进行实地调查,立足于农村土地金融模式绩效评价指标选取的相关性、代表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和全面性原则,经济绩效从农业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改善及农业产业发展3个方面选择指标,社会绩效从农村社会和谐发展、农村土地生态环境2个方面选择指标,应用灰色关联度法计算指标权重,基于样本数据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法进行农村土地金融模式的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评价,分析各农村土地金融模式绩效,从而提出农村土地金融服务机制优化与政策建议。     

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

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是人们对财政发展不同阶段的具体认识,公共财政包含在国家财政的内涵之中,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财政,所以应实行公共财政改革。     

近代河洛地区农村庙市研究

近代以来,随着农村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产品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农村庙会市场日趋增多,集镇地区多有庙会,非集镇村落亦兴起庙会,同时庙会的商品交易功能也逐步增强。这一时期河洛地区农村庙会市场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独特的农村庙会市场特征也是中国近代农村庙会市场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