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文学的“中间人物” 与“人学”话语策略

"中间人物"是"十七年"小说创作中的一个特殊存在,作为一个文学族类,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一道亮丽景观,但从现象形态与创作主体角度审视,反映了那个时代作者的一种言说与形象表达,也是当时有见识的作家们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客观认知与艺术解读,是特定历史语境下作家感知生活、表现文学"人学"思想的一种话语策略。重新审视这一现象,或可使我们重新认识那个历史时段文学的创作价值。     

论新时期以来中国基督教文学的人学内质

作为人学的神性书写,中国基督教文学始终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性追问和个体生命的形而上体验作为话语言说的重要内容。它在人与神的对话之中,发出了对性爱、死亡、自然的永恒之问。这对于中国文学的人学表现无疑是一个有力的补充。     

在自我言说与被主流政治言说之间——论解放区作家的一种写作状态

"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确立以后,解放区作家开始按照主流文学规范进行创作,出现了一系列大众化的文学作品.但文学毕竟不是政治,在一些艺术成就较高的文本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文学的形象、审美对主流政治的疏离和消解,在一些积极实践文艺大众化的作家身上,我们发现了他们在自我言说与被主流政治言说的边缘游移、徘徊的写作状态.发掘研究这种写作状态中存在的政治主流话语与知识分子话语、民间伦理话语之间的摩擦、冲突,以及政治主流话语对非政治主流话语渗透的现象,有利于深化解放区文学的研究,也有利于还原解放区文学复杂的历史面貌.     

论汉代文学主体身份的多元形态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创作主体居于某种特定身份的言说。汉代文学主体的身份受政治格局、权势分布以及时代思潮的影响而呈现不同的形态：其中既包括以群体身份出现的文学主体,如诸侯王宾客群体,天子文学侍从群体,幕府文士群体;也包括以个体身份呈现的文学主体,如帝、王、后、妃,公、卿、大夫,郎、史,太守、郡丞、郡县小吏以及岩穴隐逸之士等。身份各异的汉代“文人”创造了色彩纷呈的汉代文学。     

偏离与趋同:双重视域的价值选择——1949-1955年《人民文学》实例分析

1949-1955年的<人民文学>呈现出主流叙事与另类话语两种话语形态并存的局面,另类话语的特异存在显示了其与主流叙事偏离的同时,又有着对主流意识做出妥协与让步的精神态势.站在创作主体和编辑主体的双重视域下,从创作主体的边缘文本向主旋律妥协、编者主体于矛盾中的顺势而变以及双重视域的价值选择进行分析,从而见出<人民文学>在主流意识影响下的基本特色与潜在特性.     

“太阳出来一股劲地红”──十七年诗歌个人话语的失落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它特定的主流话语,十七年诗歌的主流话语便是诗人在创作中对自我的否定与清算,把自己的创作完全融入到政治的认同中。在这种认同中是作为诗的抒情主体个人性的消失,诗歌优美情致的消失。即诗人在对主流话语的认同中是以牺牲诗美作为代价的。诗人的艺术感受力在主导意识形态的浸淫之下不断萎缩,诗的创作不再是不可重复的生命个体的独特创造,个人话语空间被标准化的政治语言所替代。在这种替代中,诗人期望成为称职的国家话语的承担者。     

作为象征的童年意象——论威拉·凯瑟的童年记忆

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中,童年因其短暂性和不定性往往受到忽视。本文通过对作家威拉·凯瑟的童年生活及其创作中的童年意象的分析,指出童年是自我主体的根基,成年是童年的延续。童年记忆不论是抚慰性还是创伤性的都在被主体反复书写或言说。它已经成为主体成长的内在动力源,是主体确立自我意识和实践自我价值的重要象征。     

卡夫卡：现代世界的守夜人

卡夫卡通过小说中人物存在的境遇,言说现代人的异化感、孤独感、负罪感、恐惧感、陌生感和无归宿感。卡夫卡的文学创造是审美现代性的历程中对荒谬世界的一个模型建构。这个建构模型突现了卡夫卡现代主义文学话语的现代性意义,并开创了现代主义小说的言说方式与话语空间。     

游离与介入——个人化写作探析

在喧哗的市场文化语境中“个人化写作”是一道鲜活景观。它呈示了当今时代对文学内在品质、个体言说的正视与宽容 ,也是个体生命的深度释放给予写作主体及文学的馈赠。在高扬个性的主体价值的同时 ,建立起其与历史、现实的紧密关联 ,重建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精神 ,是新世纪文学所须思考和拥有的一个理性前提。     

“工农兵话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性”重构

延安文学在对文学语言的颠覆性实验中确立了"工农兵话语",并通过对其权威地位的确立,创造出新的文学话语体系。鉴于此,"工农兵话语"既是对"五四"后其他文学话语的转换,也是文学现代性重构中话语的转向。作为文学表意实践活动的话语,"工农兵话语"在语言表达和呈现方式可以分为三点:语言的革命进化观,语言的经验实证观,语言的实用目的观。三者之间以"工农兵语言"为扭结体现出内在的逻辑关系,遂使"工农兵语言"成为具有某种先锋实验性的语言资源,进入文学现代性重构的视域。从文学现代性重构角度看,"工农兵话语"是特定历史语境下顺时应势的"革命"选择,其中有合理的一面——文学现代性重构不可或缺的历史环节和现象级存在;同时,由于它谋求的是建立整齐划一的话语言说和写作秩序,从而一定程度上漠视了文学现代性重构的艺术涵容度和审美表现力,以及发展的诸种可能性。     

中国文论的诗性言说

国传统文论的诗性言说,可以归纳为“以诗言诗”——以诗的语言、诗的思维、诗的情感来讨论文学对象。在具体的文论话语中,则主要体现为文论范畴的经验性,以及言说话语的文学性。     

文学:在对话框架中呈现的状貌

文学的性质、状况并不是仅将文学作为一个单独的客体就能彰朗的。如果将文学作为一种言说的话语来看，则文学包含：一、本文内部与本文相互关系的对话；二、本文创作与接受上的对话；三、本文历史语境的对话效应；四、本文与文化审美图式的对话。文学就是在此诸种对话关系中显示出它的存在，我们也必须在这诸种对话关系中才能深刻地认识文学。     

“语境诗学”的理论定位与学理基础

语境诗学将“语境”作为文学理论的本体范畴、元话语和先验结构,重新反思文论体系的基础概念和理论观念。其自身作为一种诗学话语具有批判哲学、后批判哲学和“后理论”的理论品性：语境诗学是一种“反思型”文学理论,既重视主观概念和理论对经验事实的整合和同化,又对文学的经验事实动态性地开放;语境诗学是一种“默会性”的理论话语,它关注文学的言说和未言说、“焦点觉知”和“附属觉知”之间的意义互动关系。文学语境带有“原初自明性”的默会性,也即“内居”于世界之中,而非超然世界之外地思考世界;在“后理论”思潮之中,文学理论开始拒斥“大理论”或“宏大叙事”,强调以小理论化或者“语境化”的理论进路面对文学现象。语境诗学关注文学事实或文学作品的“具体性”,以及文学自身的“唯一性”和“独特性”价值。     

话语权力的交锋--对白话文运动的重新解读

本文从现代语言哲学所强调的语言本体性出发 ,认为文言话语不仅仅只是一种表达工具或言说形式 ,而是古代中国学术道统安身立命的中心。文言话语是一种典型的权力话语。因而白话文运动首先争取的就是个体自由言说的权力 ,最终达到一种个人意识的张扬 ,民族精神的觉醒。     

90年代:中国文学话语的八大特征

“９０年代”这一语汇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更是一种时代风尚、潮流、趋势等诸种特征的总汇。９０年代中国文学话语的特征是：１．话语格局的多样化；２．语境的碎片化；３．话语关系的演变，即作者写作与读者阅读的关系，就是作者是以教化、训诫、鼓励读者为己任；４．批评的尴尬，它难以使作者满意又对读者有教益；５．文学的图像化追求；６．政治话语支配转为商业话语的渗入；７．深度美学转为“镜式”美学；８．失语状态下的话语，即作者在创作时，有时就真的有不知道自己应怎样言说才好的感觉。这种即时性的审视可能给未来几年的文学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话语权力及主体位置——基于福柯理论的分析

话语、权力和言说主体之间的关系是福柯理论的轴心。福柯对于话语有着独特见解:抽象的话语建构、支配和控制言说主体,对于话语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研究陈述本身,而是为了揭示其中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     

存在主义文学的东方化表述——论村上春树和王小波的小说

以王小波和村上春树的创作相似性为出发点进而发掘其存在主义的意义蕴涵和艺术特质,是对东方式存在主义文学更为严谨而合理的探索途径.事实上,村上春树和王小波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倾向有其共同的历史文化及思想资源:同处于东亚文化圈和都遭逢现代性民族生存危机;他们的创作表明了东方式存在主义文学的成熟并表现在:首先,他们的小说作品展现了一个"荒谬"世界,这种"荒谬"已不再仅仅是人的一种生存感受,它充盈着的是时人的严酷压制,它所带来的是人的激剧异化.其次,他们的作品体现了对"孤独个体"的强烈关注,作为人物形象主体出现的"孤独个体"既接受了"孤独"的客观存在又从内心拒斥"孤独"加诸于人心的苦闷和郁结.其三,他们的创作呈示出特定的诗性诉求方式,即凭借想象力和幽默品质来表达对存在主义"诗"之"思"的艺术言说.     

夹缝中的叹息--从话语主体的角度重读《桃花扇》

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本文力图从话语主体,即文本中的叙述者或抒情者角色和作家因素的角度,结合<桃花扇>中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来揭示<桃花扇>这一历史剧创作主旨的本来面目.     

“中国文学现代性叙事与性别主体建构”笔谈：言说娜拉与娜拉言说——论五四新女性的叙事与性别

刘传霞认为，娜拉——新女性形象是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在面临着各种压力之时想象与设计民族国家以及男性主体的主要符码．言说娜拉成为五四男性精英知识分子重要的文学议题；现代女作家——现实中娜拉的自我言说是精英女性知识分子建构女性主体和探索人生意义的重要途径。女作家的创作表现了对各种既定规范的突围、颠覆，同时也昭示了在内外压力之下，现代知识女性对女性自我主体构想无奈的修改与放弃。中国现代男女作家对新女性的叙述既呼应，又对照，他者叙述与自我陈述形成了潜在的对话与抗衡，共同描绘与设计着娜拉——中国现代知识女性的天涯路程。王宇通过对五四时期著名的文化镜像“娜拉”的生产、接受的考察，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起源语境中性别政治与公共政治的复杂纠结，从而表明性别的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指涉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问题，而是从根部与社会文化精神的走向、知识谱系的建构密切相关，性别研究已然提供了一条回望20世纪中国文化／文学现代性诉求的独特路径。唐欣认为，从性别主体的角度重新解读茅盾《蚀》三部曲中的两性情爱关系，可以小说中显在的身体叙事作为独特的切入视角。其中，身体话语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的表征，已然成为有效辨析现代主体生成的重要话语场地，它在性别主体建构、革命话语隐喻的多重视角中具有意义的多歧性与审美的多样性．从而也就为我们的重读提供了新的可能。     

文学作品的生成——《文学创作美学纲要》片断

当创作主体和创作客体各自分别存在的时候,它们都还是处于文学之外。这时它们仅仅是潜在的文学因素,仅仅具有进入文学之中,成为文学内容的可能性。犹如H和O在它们化合之前并不就是H_2O(水)的构成因素一样,处于各自孤立的静止状态的主体或客体本身,也不就是文学内容的构成因素。然而,创作主体和创作客体各自孤立的静止状态仅仅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事实上是维持不住的。所谓文学创作,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运动,意味着它的各个因素的转化、结合。创作主体和创作客体一旦结合,文学作品的生成过程便开始了。那起点我们称之为“受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