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为诗”与诗界革命的诗学追求

晚清诗界革命采取"以文为诗"的诗学策略,解构传统格律诗体,重建自由的新诗体。通过口语、新名词介入诗歌,消解格律诗的节律及文体形式,实现诗歌结构的嬗变与功能的转换。这一诗学策略启发了胡适等白话新诗人对现代诗歌自由体式的建设与发扬,进而形成了20世纪以降占据诗坛主流地位的"现代自由体"诗。     

白话新诗派的“真实”诗学观

以胡适、俞平伯、康白情、刘半农、刘大白、周作人为代表的白话新诗派为早期白话新诗的理论建设和文学实践开辟了一条“真实”的道路。白话新诗派在内容写实、情感真挚、艺术真实三个层面对新诗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尝试。“真实”作为诗歌创作的美学原则，同时也成为诗歌价值的评判标准。在“真实”诗学观的引导下，白话新诗派开拓了新诗的题材和类型，丰富了新诗的文化资源，积累了新诗的创作经验。总结归纳白话新诗派的“真实”诗学观，对厘清白话新诗派的诗学理论，梳理新诗理论的发展脉络，探索具有时代特色的当代诗歌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五四白话文的诗意何为——以胡适、郭沫若新诗为中心

五四时期胡适、郭沫若新诗的诗意追求集中于音调、音韵、音节等形式方面。从《尝试集》的数个序言之中,"自然音节"最终成为评判其创作的唯一标准,也表明了胡适新诗尝试与探索能够达到的最高之处。郭沫若强调的"诗本体"构成的直觉、情调、想象等,"内在的韵律""节奏"明显地成为郭沫若诗学之中的核心问题。从五四时期胡适、郭沫若有关新诗的若干言论与实践,也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节奏、两种不同的诗意获得,并镌刻进入了新诗的历史,留下了难以泯灭的一页。     

古典诗学与新诗名家传承关系的三种样态

中国古典诗学与20世纪新诗名家之间一脉不断的血缘传承关系,呈现三种样态：一是新诗名家现身说法,坦承自己的新诗创作与古典诗学的密切联系;二是虽未明确表述过自己对古典诗学的纵向师承,但其新诗创作得力于古典诗学之处仍斑斑可见;三是少数新诗人如纪弦等,公开否认自己的新诗创作与古典诗学的联系,然究其创作实际,亦和古典诗学有着牵扯不断的瓜葛。理清古典诗学与新诗名家之间的传承关系,对于建立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提升古典诗学研究与新诗创作批评的水准,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诗学体系,均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     

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意识和方法——王泽龙《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对新诗形式诗学的开掘

如何系统科学地建构中国新诗的形式诗学，一直是百年新诗不容回避的重要理论课题，而现代汉语是研究新诗形式美学的原点。王泽龙的专著《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较深入地发掘了现代汉语与现代诗歌形式建构的内在关联，解析了现代汉语白话、虚词、人称代词、节奏、分行、对称等现代语言要素在新诗形式建构中的特性、功能及意义，丰富了新诗形式美学的内容。同时，该书始终聚焦于语言问题，既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早期新诗的合法性予以中肯的现代语言诗学阐释，又从传播学的角度，对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新诗形式建构关系做出了历史的逻辑的考辨。《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显示出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综合意识和方法论上跨学科、系统性的特征，是新诗理论与形式本体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     

新诗传播接受的诗学建构性

读者传播与接受在作用于新诗创作的同时,影响着新诗问题的提出与理论建构。在百年新诗传播接受过程中,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相互依存、对话,在冲突与融合中思考新诗建设问题,生产出不同类型的诗学文献,构建出具有传播接受特性的诗学理论;新诗传播接受媒介的现代大众性,致使现代大众传媒性成为新诗学的突出特征与理论品格;百年新诗传播接受语境制约着新诗理论的生成、建构,使新诗学具有鲜明的语境化特征。传播接受作为主体间的一种对话行为在赋予新诗学以丰富的现实感、时代性的同时,却使得一些重要的诗学命题未能得到系统而深入的探索,弱化了新诗学的理论色彩与体系性。     

从胡适的文学创作重审其早期诗学理论

胡适的早期诗歌创作,具有三种布局白话诗、白话词、白话曲.他的文学创作基本上和他的早期诗学理论相符合.结合胡适的早期诗歌和诗学,可以发现他的理论主张并非是对传统诗学的完全反叛,它实质上是晚清"诗界革命"的延续和发展,对新诗理论的构建有铺路之功.不过,胡适的早期诗学理论也有与"诗界革命"不同的地方,比如提倡白话文学为正宗,激进地批判了传统诗词的地位及其艺术价值.这些不同之处来源于胡适的文学进化论观念.     

诗与经验：从胡适到九叶诗人的诗学探索

经验与诗歌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诗学问题。从胡适到九叶诗人袁可嘉、唐湜等都对这一诗学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简要地追溯了这一探索过程,认为＂诗的经验主义＂并不必然导致写实主义和平庸化,它与＂经验说＂都是对诗歌创作规律的揭示,都丰富了现代新诗理论。     

20世纪末的诗学论争综述

关于“论争”近来，诗坛引发的所谓‘氓间立场”和“知识分子写作”两种不同立场、观点的诗学论争愈演愈烈，并在诗坛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使持有不同观点的诗人和批评家能够坦诚相见，以此加强诗歌界的团结，促进诗歌创作的发展与繁荣，《诗探索》编辑部与《中国新诗年鉴》编委会于1999年11月12日至14日联合主办了’99中国龙脉诗会。这是继1998和1999两个春季诗会之后在北京召开的又一次诗坛盛会，40余位重要诗人、诗歌评论家就当前诗学论争及相关的创作、理论问题进行了热烈研讨与对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同立场、观点的论争与对话，是…     

“新诗散文化”的诗学内蕴与意义

近百年来,中国现当代诗歌越来越远离中国古代诗歌的音律化传统,走向了一条散文化的诗歌道路。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对散文化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倾向评价不高,有人还将其视为中国现代诗歌不成熟甚至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系统考察了中国现代诗歌散文化诗学的理论源头,探讨了其发展演变的倾向,辨析了对新诗散文化理论的种种误解。同时,文章还从自由诗体、白话诗语、自然音节、现代诗思四个方面,阐述了新诗散文化的诗学内涵,论述了新诗散文化的合理性、价值意义与必然趋势。     

论梁启超诗学理论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

梁启超的诗学理论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其早期诗学理论主要围绕诗歌创作如何创新,从意境、语句、风格三个方面阐述,在导引新风的同时蕴含着理论危机;其后期诗学理论中对审美主体的关注、对情感表现的倡导、对文言白话的比较和对新诗艺术的阐释等方面,均凸显出他对中国新诗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思考,对中国诗学理论的现代转型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论第三代诗歌的传统诗学特征

中国传统诗学观对“第三代诗人”的创作有着明显的影响,这主要反映在诗人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情感上的“物态化”、艺术上的“隐喻”和“象征”、语言上的“玄言化”以及美学上的“谐谑化”倾向.透过传统诗学特征在其诗歌经验和诗歌文本中的存在状态可以看出,只有将中国传统诗学话语与西方诗学理论有机融合,让中国新诗既流淌着母体的血液,又感应着世界潮流的律动,才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必由之路.     

略论朱湘的诗学理论

朱湘诗学理论有为人生的爱国主义诗学、融通中西的比较诗学、唯美的形式主义诗学,其诗论成为新诗从解构向建设、从功利向唯美、从诗的革命化向诗的本体化等诸种转型中所不可忽略的理论山峰。从一定角度讲,朱湘的诗学理论超越了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成为现代诗学理论宝库中的一笔丰富遗产。     

新诗的诞生

晚清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黄遵宪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倡导的“诗界革命”直接诱发了新诗的诞生 ,但新诗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诗界革命” ,要从胡适提倡的创作白话诗算起。胡适的白话诗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 ,对新诗的诞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文心雕龙》《诗》论中的两种诗学范式

《文心雕龙》《诗》论中蕴涵着两类诗学形态 :象征型诗学范式与直感型诗学范式。前者以先秦用《诗》和汉儒注《诗》中的“兴”论为理论资源 ;后者以新起的“感物”诗和“感物”说为言说语境 ,并吸收了直感型“兴”论的审美经验。从诗学范式切入 ,有助于全面认识《文心雕龙》《诗》论的内涵 ,并超越“政教”与“抒情”的新旧之争 ,充分估量两种诗学范式价值的自足性和普遍性 ,拓展“龙学”的研究视角。     

中国现代诗学美学基点论——建构历程的检讨与中西诗学内在美学架构

从《尚书》到《人间词话》 ,中国诗歌理论经历了上千年历史淘洗 ;新诗在中西两种不同诗歌理念的冲撞与交融中也差不多走过了一个世纪。面对中西这样两套极为丰富的文化系统 ,中国新诗非但没有建立起应有的理论秩序和准则 ,甚至对所发生过的诗歌现象也没有做出系统的、具有说服力的总结 ,致使中国新诗(理论与创作 )一直游离在两栖边缘的缝隙里 ,没有自身的基点与坐标。中国现代诗学必须在中西文化交流冲撞的激流中确立并建构其价值体系 ,这是自五四以来新诗理论界共同达成的文化理念。流行已久的“嫁接论”和“移植论”这两种建构论观点均有缺陷。基于西方当代文学思想的复杂性和国内目前诗学的研究现状 ,不妨从本体论角度找出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的共同点     

内视点与想象:中国现代主义新诗的语言诗学

内视点与想象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基本语言表述模式。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新诗引入内视点与想象,并将其融进现代汉语语境,创立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独特语言诗学理念,为中国新诗的创作与阅读提供了新鲜的思路。     

论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的意象诗学

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引入了西方意象派理论并对意象内涵作了较为准确的理解,徐迟、邵洵美论述了意象派反浪漫主义的诗学史意义,并论及了客观性意义;朱光潜对中国古代诗学的意象内涵、意象形态、意象功能作了独特的研究,并创新性地研究了中国古代诗歌意象演变史。这些研究,不仅推动了现代派的意象诗的创作,对整个中国新诗理论与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西方诗学中国化、古代诗学现代化,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     

学衡派诗学的形成、重构与融合

学衡派在中西古今会通视野中,致力于传统的现代转换,进而开拓旧体诗学新天地。从共时性来看,学衡派诗学的诗歌语言观、形式观、文学发展观、批评文体观是在五四新旧文学论争中形成并不断修正的。就历时性而言,学衡派诗学在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转换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其对"诗界革命"的开拓、对"同光体"的新探以及对现代词学建构的贡献,充分体现了新旧过渡时期中国诗学转型的另一种途径与可能性。虽然学衡派内部因各自诗学渊源、旨趣及个人际遇的差异,在宗唐与宗宋、趋新与改良、诗史互证与审美批评上存有分歧,但依旧在分歧中走向融合,折射出学衡派诗学的复杂与多元面貌。     

论废名的生命诗学——以《谈新诗》为例

废名论诗具有浓郁的生命诗学色彩,集中体现在<谈新诗>讲稿中:坚持情感本位,突出情感的自然、活泼、饱满等活跃的生命形态;重视感兴作为诗性生命发动的枢纽地位,突出感兴的当下性、偶发性、直觉性以及对诗意的瞬间捕捉;文辞、格律、典故等等均须以能否自如、完整传达诗性生命为限,"横竖乱写"的自由创造精神乃是新诗的最高艺术境界.这种以情感与诗性为核心、以感兴为枢纽,超越古今、超越新旧、超越文字的诗学思想对新诗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