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用具看人水关系

人水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集中体现,水用具是人水关系的重要媒介之一,它是人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发明创造出来的。水用具不仅具有实际的用途,更承载着文化演进的轨迹。其变化和演进揭示了人类在人水关系中的主导作用,它的改进和提高更为集中地显示了人类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的智慧。而水用具用途的改变则预示着人水关系已走上精神融合的道路。水用具作为一种器物文化,它的发展折射出,在人水关系的历史上,人由被动到主动,由自发到自觉,由人对水的臣服和敬畏发展到人与水和谐相处。     

坎儿井功能衰退:干旱区人水关系的演变

坎儿井是新疆干旱地区利用水资源最为经济、有效的水利工程,对绿洲农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用水文化、生产用水制度、生活用水规范和用水组织,维护了坎儿井的正常运行和用水秩序,人水关系处于平衡状态。 而机井因缺乏综合规划配置,布局不合理,又过度开采地下水,导致坎儿井水量不断减少甚至干涸。 村民用水负担增加,村庄社会交往空间改变,甚至举家向有水地方迁移。 自来水取代坎儿井饮用水源的高级功能,彻底割裂了坎儿井与村民的亲密关系,人们遂转向使用它纳污的低级功能,人水之间的平衡关系被打破。 人们关于坎儿井的用水规范、价值观念发生改变,维护工作懈怠,人水关系陷入恶性循环。 新疆绿洲农业面临“资源性冶缺水和“功能性冶缺水的双重风险,重建和谐的人水关系,寻找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亟待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人水关系变迁与可持续发展——云南大盈江畔一个傣族村的人类学考察

人水关系是人类在利用当地的水环境获取生存资源、与水环境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关系,是一种重要的水文化,人水关系的变化对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将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对云南大盈江畔一个傣族村寨项棒寨的考察,分析、研究当地近年来人水关系的变化,田野研究显示,这一村寨早期的人与河流为主体的水环境呈现着一种良性和谐状态,然而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河流权属关系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人与河流的关系开始朝着非良性化的方向发展,尤其是近50年来,当地水文化逐渐丧失,人类对河流过度开发,水环境恶化,严重影响着当地的可持续发展。水文化的重建,人水关系的良性建构,已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1949—1978年白洋淀地区人水关系的重构

1949—1978年间,白洋淀地区气候大致以1965年为起点由多雨趋向干旱,人类活动叠加其上加剧了水环境变迁。其间人水互动可分为3个阶段:1949—1957年间,社会主义集体力量在抗灾自救中得到群众认同,人水关系走出传统观念的束缚;1958—1965年间,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1963年8月大洪水中进一步发挥,但是“大跃进”也使淀区水环境发生质变;1966—1978年间,工业污染、连续干淀,人水关系开始探索如何向工业化转型。总之,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指导下,学习借鉴苏联的理论和实践,与工农群众结合,通过 “实践—理论—实践” 的工作方法,探索构建了人水互动的社会主义模式。运动式、急于求成是期间最大的不足。     

中国流域水管理立法思考

虽然我国已经初步建立流域水管理法律系统,并设立了相关的职能部门,但由于流域水管理体制和基本原则的不完善,导致流域水管理法律存在诸多法律问题:包括构成性立法缺陷,规定内容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涉水主体协商机制不健全,管理监督职权不清等法律问题。为此,我国有必要改进流域水管理立法。     

论人水和谐

人水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可从两种理想类型人手探讨人水关系。在“人水不谐”型里。人与水环境的互动呈恶性循环：水污染导致居民患病，影响经济发展，诱发贫困；随着污染危害的加深，出现人口迁移，进而加剧社会分化与社会不平等等次生社会问题。“人水和谐”型为人与水互动的良性循环：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下发展生产，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为保护环境提供了动力，也为社会发展提供经济基础。重视当代中国的现代性特征及生态知识，是实现由“人水不谐”向“人水和谐”转型的认知前提。     

人水和谐：水文化教育的时代价值

为了人类的自身利益与水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实现人水和谐是人类必须做出的理性选择。然而,人对水的盲目使用的观念及人为原因致使人与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以科技为主导的单向治理思路突显不足的境况下,用水文化引领水环境治理不可或缺。因此,开展从行业到社会的水文化教育对构建人水和谐的水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从城市与水的关系看水文化的发展

从水的起源、延续和发展分析了城市与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求了水文化发展与城市发展的相关性,提出了我国的水文化经历了人水相争、人水抗和直至人水和谐3个发展阶段。结合水与城市的关系,重点分析了人水和谐对当今城市发展的现实意义。     

人与人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殖民化

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两种基本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改造自然界实践活动中最基本的关系,它关乎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与存在,规定着人类在宇宙中的合理位置。正是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才展开了人与人关系以及人类历史的画卷。人与人的关系关乎社会秩序,它探究如何以合理的组织形式实现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维系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虽然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但它们也有各自的话语权和各自适用范围。然而近现代以来,人与自然关系的话语权被人与人关系所剥夺,认为没有人与人的关系就没有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发生了人与人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殖民化。这种殖民化的后果是人与自然的本真关系被遮蔽,生态危机则是这种殖民化的逻辑后果。     

城乡统筹视野下的流域经济与贫困地区流域发展战略研究

以流域经济作为切入点,提出流域综合发展规划的思路以及基于城乡统筹的流域规划理论,并结合贫困地区流域发展的战略,探讨了重庆渝东北地区的巫溪大宁河及柏杨河流域的发展思路.     

论民族关系理论体系

本文认为,与民族关系诸方面相关的理论构成了民族关系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内容丰富、系统,架构严谨、完整。本文概述了民族关系理论体系的主要纲目。     

基于认知层面的代际关系分析——重阳节调查报告

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对校内在校生和部分离退休教职工的调查数据,通过交叉表和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并解释了两代人在相互印象方面的代际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被调查老年人对老年人的第一印象无论是积极方面还是消极方面,均高出青年人的印象一成左右;近一半的被调查老年人认为老年人是家庭和社会的负担,而近80%的被调查青年人并不把老年人当作负担;被调查青年人比被调查老年人对两代人第一印象的包容性更强.     

审美经验系统的知识论分析

对审美经验系统可从知识论角度进行分析,根据人类审美经验的特性及与中国美学的知识关联程度,着重分析了知觉经验系统、直觉经验系统和幻觉经验系统三种突出的类型,指出中国美学的未来发展与积极借鉴这三种类型的审美经验系统观念具有内在而紧密的联系。     

《长江法》的构建与流域管理体制改革

长江流域的水体污染、生态恶化等问题日益严重,迫切需要制定一部《长江法》实施对长江的严格管理和有效保护。长江立法的核心问题在于流域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我国目前的流域管理体制存在机构设置重叠、多头管理、多龙治水等现状,现有的流域管理机构的性质和权限不足于实现综合统一管理的职能。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流域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阐述了改革流域管理体制的客观要求,初步构建其体系,从创设新型的流域管理机构、流域监督机构、流域管理委员会以及明确地方政府职责等方面提出建议,从而为《长江法》的制定奠定理论基础。     

西藏安多县当代人地关系的形成及原因分析

通过对西藏安多县1980～1998年统计资料的研究及实地考察,讨论了安多县人口及土地利用等方面的动态变化,分析了西藏安多县人地关系的形成过程。文章认为人口尤其是农牧业人口及牲畜数量的急剧增长、草场严重超载、可利用草地面积不断减少、人地关系极度失调,是安多县当代人地关系的主要特征；气候恶劣、自然生产潜力低下、生态环境脆弱是形成安多县人地关系的自然背景；人为因素、土地制度的变化是主导因素,草地退化和土地沙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安多县应依托青藏铁路的修建,合理开发矿产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高校创业教育组织体系与评价体系的构建及其关系研究

从高校创业教育的组织体系与评价体系构建入手,较为系统地论述了高校创业教育组织体系与评价体系构建的原则及内容,并对两个体系间存在的内部逻辑关系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目的在于为高校创业教育系统的构建提供体系支撑,为高校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提供方式方法,为缓解毕业生就业压力另辟蹊径。     

论武陵地区民族关系与社会稳定机制的构建

武陵地区构建民族关系与社会稳定机制,必须充分利用民族关系与社会稳定相互关系的积极因素,努力消除其中的消极因素,从构建民族关系与社会稳定长效机制、预警机制、应急机制三个环节入手,促使民族关系与社会稳定之间相互促进,预防和遏制它们之间相互制约。     

对茶陵派与复古派关系的三点认识

很多学者对茶陵派与复古派之间的承接关系有过论述，认为他们之间观点相同的方面是主要的。可是在对茶陵派与复古派之间的观点进行仔细比较之后，会发现它们在儒家“政教观”、复古的方法、审美标准三个方面存在巨大的不同。不能笼统地单看到茶陵派与复古派之间的承接，对他们之间关系的不同也要有清楚的认识，从而进一步廓清茶陵派与复古派之间关系的迷雾。     

知识管理系统中的利益关系分析

利益关系是管理系统中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利益关系分析是研究管理系统中人际关系的基本方法。在知识经济背景下知识与资本之间的利益关系,与传统的劳资双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不能夸大知识的独立性,忽视其对资本依附的作用,又不能无视知识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资本增殖的空前巨大的作用。知识与资本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是对传统阶级关系的一个巨大跃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