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宁宗嫡孙承重”说与庆元党禁的走向

根据朱熹的建议，宋宁宗以“嫡孙承重”形式为祖父孝宗服三年之丧，但这导致宁宗在即位后的27个月内不能举行各种吉礼，不能“全享万乘之尊”。韩侂胄及其党羽则力主宁宗不应该“嫡孙承重”，帮助宁宗提前结束了三年之丧；当宪圣太皇太后吴氏驾崩时，韩氏又篡改了其真实的讳日，保证计划中的宁宗第一次南郊之礼照常举行，也在客观上避免了宁宗以嫡曾孙身份服第二个三年之丧。这些举措获得了宁宗的信任，削弱了朱熹等道学士大夫对宁宗的影响力，使韩侂胄集团得以通过庆元党禁击败道学士大夫，决定了宁宗朝前期的政局发展之走向。朱熹创造性地应用“嫡孙承重”理论，反映了他对汉唐经学的精深造诣和拳拳服膺，而通过经学研究介入重大政治决策，也呈现出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独特气象。     

周代妇女的社会地位探析

周代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妇女的地位总体来说低于男子。这主要由她们在社会和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决定，同时也反映在一些礼仪仪式中。在婚礼中周代的妇女在婚姻自主权、人格、财产等方面基本没有主动权。在丧祭仪式中女子往往处于配祭和从属的地位，所服丧服男女也有严格的等级区别，服丧期限也明显不同。     

论“三年之丧”在晋唐间的演变?

“三年之丧”的古礼在晋唐之间曾发生过重大变迁。在皇家服丧方面,晋唐间,“三年之丧”从“心丧三年”发展成了“以日易月”,但这里的“以日易月”与汉魏时期的已经有着重大差别。在社会上,“三年之丧”逐渐受到各阶层认可,并被朝廷以立法形式予以支持。以上变迁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关系密切。     

“三年之丧”与“孔子复礼”

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而行至孔子所在的春秋末年,已然是礼崩乐坏.孔子欲借助“三年之丧”所独具的双重功效,由孝而仁,由仁而礼,由礼而和,所以“三年之丧”成为了“孔子复礼”的新宠,被提至到“古今天下之通丧”的高度.孔子的宣传,为“三年之丧”在后世由礼入法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弟子为师心丧三年提供了契机,为后世孝道、仁政和尊师重教的传统奠定了基石.     

"三年之丧"起源新论

“三年之丧”的记载最早见于春秋时期,但是当时并未真正实行过。殷代和西周也未实行过“三年之丧”。春秋战国时代各国普遍实行的是一种"既葬除丧"的短丧。《尚书·无逸》所谓"高宗谅阴,三年不言",是指高宗诚信地进行衣祀,阴即衣祀。三是虚数,三年是指殷代的一个衣祀年。殷人从武丁到帝乙、帝辛时代一直在举行衣(殷)祀,即系统的周祭。春秋时期孔子等人结合殷代的周祭,将当时通行的"既葬除丧"的社会习俗加以规范理想化的改造,就演变成了后世儒家尊奉的"三年之丧"这种丧服制度中的最高礼仪。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心丧”之礼

中国古代的心丧有两个渊源,即商代高宗谅闇之制以及孔子弟子为其师心丧三年。两汉三国时期,由个人缘情自发实行的为师心丧,其范围已经扩大到为轻服的亲属行心丧三年之礼。至西晋武帝亲行心丧,并使之发展成为一种皇朝的正规礼仪。魏晋南北朝时期,心丧在服丧对象、丧期、丧服、丧仪等方面都有特定的内容,故可视为一种丧礼形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三年之丧”在汉晋时期的演变

“三年之丧”的古礼在汉晋之间曾发生过较大变化。在汉代,由于统治者需要,“三年之丧”发展成为“以日易月”。到了两晋时期,服丧形式又从“以日易月”发展成为“諒誾终制,心丧三年”。这种变化是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的。     

从郑玄、王肃的丧期之争看经典与社会的互动

三年之丧在儒家经典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历来深受重视,分歧也因此较多。就丧期而言,有郑玄、王肃的二十七月、二十五月之争。王肃依据两汉以来三年之丧皆为二十五月的历史事实,提出祥同月。郑玄更看重理论上的合理性,认为礼缘情制,但需立中制节,所以重视祭而延长丧期,并通过祥异月确立的原则体现儒家丧礼的制作精神,以求收拾人心、整合社会之功用。两晋以后,郑玄之说逐渐流行,成为从朝廷到民间都普遍遵守的制度,但遵守的同时又意味着对郑玄当初用意的背离,人们看重的只是丧期的延长更适合表达丧礼中必要的哀戚之心,而这种重视情感的表达方式总是能够获得朝廷与社会舆论的褒誉。这一过程中,社会与经典之间相互作用,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     

略论汉代的三年丧

三年丧始于商周,但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很少有人实行。汉文帝临终时曾制短丧诏,但自武帝时即有服三年丧的记载,到西汉后期服三年丧的渐多,东汉遂成风气。汉代统治者对于三年丧的政策诏令虽有前后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但总的说来却是持支持、鼓励的态度,甚至带头服三年丧。盖因汉代盛行经学,而东汉统治者又特别提倡名教礼法使然。     

一股甘甜的清泉──周代和他的《雀巢集》

“文若春华，思若涌泉”。这些色彩斑调，各具匠心的作品，可以说是周代近几年来洞悉社会、观察生活、回眸人生的真情实感之作。在当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日趋发展的态势下，普罗大众的“泥土气息”仍是构筑时代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这也正是周代作品中显示的熠熠光彩。周代的散文，周代的精神，像一股甘甜的清泉，那样香醇和甜美；又像构筑雀巢的飞鸟，那样执著和勤奋！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