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诗形建设的历史透析及现实反思

相对规范的诗形是诗的重要的文体标志,诗形建设是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的重要内容.新诗的形体建设道路曲折,百年间始终存在着诗形的自律与自由的极端对抗.在现代人的图像思维高度发达的图像时代和新诗的传播手段丰富多彩的网络时代,更应该加强以新诗的形体建设为重心的诗体建设,适度规范诗形.目前新诗界的"诗体重建"运动更要高度重视新诗的"诗形建设".     

"诗界开一新壁垒"--现代性视野中的梁启超诗体变革理论

被称为"诗界革命"的梁启超诗歌理论主张包含了复杂变化的新诗体创建追求.他主张突破传统诗歌体式的局限,从外来文化吸取营养创建新诗体.这一主张包含着文体变革观念与文化化合观念,是文学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设计的产物.     

论古代汉诗诗体的流变形态

古代汉诗的诗体一直在文体自由与文体法则的对抗与和解中流变着。尽管在古代汉诗的诗体进化中、在诗体上或诗的形式上,文体的"收"与"放"都分外明显,但是古代汉诗史上每一次诗体变革都不是后者对前者的极端取代,前代的诗体总是保存下来,没有发生20世纪初期的新诗革命那样的诗体大革命,在诗体进化中,自由与法则间的和解总是多于对抗。因此,不能结论说古代汉诗的诗体历史是从诗到词,再到曲的诗体更替史。正是在同一时代存在多元诗体,特别是定型诗体与准定型诗体并存的局面,古代汉诗才能够长期存在。     

辨"诗"

诗 ,是一个不断流变的概念。从广义的“文化之诗”演变成狭义的“文学之诗” ,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诗言志”的“诗”与“诗缘情”的“诗 ,本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诗。文化之诗借用了古歌的形式 ,传达的是规范和禁忌、法度和礼仪 ;《诗》是古歌与文化之诗的合流 ,它利用弦歌讽谏来履行其政治使命 ;而文学之诗则是个体意识和文学意识觉醒的产物 ,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义之“诗”     

胡应麟论诗体

胡应麟论诗体重视各诗体规范的分野,形成了从体裁规范角度批评作家作品的个性。体现在《诗薮》中就是以"本色"为衡量标准,并以此去区别各诗体间的差异,以及诗与其他文体。他之所以如此重视诗体,强调诗体的本色,是因为他将指导初学者创作作为《诗薮》的一项基本任务。     

“以诗为词”辨

"以诗为词"是宋人对苏轼词的批评,辨明"以诗为词"之涵义,必须回到宋人的语境之中。对"以诗为词"正本清源之辨析,首先是一个文体学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是否合燕乐歌唱就是词与诗根本不同之所在。这个划分标准的不科学在于把格律和音乐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如唐声诗合燕乐歌唱,却是诗;南宋部分词不可歌,却是词。诗词之辨实质在于教化与娱乐。诗言志,其功能目的为政治教化;词言情,其功能目的为声色娱乐。唐代词体尚未独立,与诗体混淆是一种必然的现象。针对这一阶段的曲子词创作,不可以使用"以诗为词"的概念。晚唐五代词体完全成熟,词体特征得以确立,"以诗为词"的创作随之发生。从冯延巳、李煜、晏殊、欧阳修之词作中,皆可寻觅"以诗为词"之痕迹。苏轼填词时时以柳永为靶子,融诗体于词体,努力追求一种新的审美风格,"以诗为词"创作进入新阶段。"以诗为词"拓宽歌词表现范围,成就歌词新的审美风格,对歌词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以诗为词"淡化或取消文体的独立性,该文体存在的意义同时被淡化或取消。即:"以诗为词"是一把双刃剑,得失并存。     

论“诗骚传统”与花间词的精神向度

“诗骚传统”作为中国文学精神的价值归属,在时间纵向上贯通整个文学史的发展,在创作横向上覆盖诗、文、词、戏曲、小说等各个文体。“诗骚传统”对花间词精神向度的牵引与塑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层面,花间词人延续“诗骚传统”中雅正观念与瑰丽文辞相统一的创作精神,将“清绝”之质与“侧艳”之辞融合一体,超越传统诗教而释放艺术活力;二是创作层面,花间词人以“诗骚传统”中的现实精神为价值皈依,秉持“比兴寄托”的创作原则,赋予词体特定的时代精神与思想内蕴。对“诗骚传统”与花间词精神向度的探讨,意在说明以“诗骚传统”为内核的中华文学精神不因文体转换发生断裂,而是贯通不同时代并辐射于不同文体,从而使中国古代传统文人精神不断绵延升华,使中华文脉得以贯通融汇,彰显出中华文学的本土特色与精神气象。     

论陈衍《诗品平议》中的"学人之诗"

<诗品平议>是陈衍专论钟嵘<诗品>的著作.陈衍对于<诗品>以批驳为主,眼光挑剔.究其原因,陈衍是在以"学人之诗"思想衡评"诗人之诗"之论.<诗品平议>是陈衍"学人之诗"诗学思想的一次评论实践,浸染了清末学术风气,也体现了陈衍自己的诗学追求.     

论新诗革命的非诗生态及非诗特征

清末民初是政治极端动乱的时代,而不是有利于汉诗进行健康的文体革命的诗艺时代。正是非诗的生态环境造就了新诗与古诗为敌和打破“无韵则非诗”的作诗规则的极端行为。新诗革命具有特殊的历史语境,政治激进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思潮严重影响了新诗革命。新诗革命不仅是一场文体革命,也是当时流行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新诗革命具有强烈的非诗化特点,并非是一场纯粹的诗体革命,出现了对古代汉诗诗体的极端破坏和对新诗诗体建设的极端轻视,这严重影响了以后新诗的诗体建设。     

传统诗学视野中的白居易感伤诗

白居易诗集中有"感伤诗"一类,但他却带着贬抑的态度看待它。这种态度背后隐藏着诗学史视野以及一直被学界忽略的思想史视野。具体而言,感伤诗的核心内涵是日常生活中的感伤之情。白氏基于诗教观以及性情之辨观念,做出轻视感伤之情和感伤诗的价值判断。这也是感伤诗在其创作历程中由盛而衰的关键原因。白居易诗歌作为体现唐宋诗歌转型的典型之一,他对感伤诗的认识和态度,有助于理解"宋人的诗扬弃悲哀"的问题。这同时也是性情之辨此一哲学观念深刻影响文人生活以及文学的典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