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语境中的现代性话语

现代性,是一个西方理论话语,自身有着不确定性和发展性,作为一个全新的视角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新的阐释和审美观照,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现代品质;同时,由于20世纪中国文学语境的实际和现代性话语的二元对立模式,因而造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的一种片面性,应当引起对现代性理论的反思。     

消费主义文化逻辑与文学话语范式反思

随着现代性的断裂和消费主义的莅临,文化价值谱系与人文话语范式陷入解构的困境,现代性文化所坚守的启蒙理性、艺术自律、人文神话、审美超越、历史总体性等元话语,在后现代消费主义文化逻辑下不再合法,代之以后现代主义的世俗化、多元化、浅表化、文艺消费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碎片化等.现代性以来的文学话语范式也随着文学共同体的解散、"文学场"的"他律化"和文学实践的消费化而面临阐释的焦虑,甚至失语.     

俄国形式主义接受中的思维问题与当代文论转型

俄国形式主义融入中国文论的过程,也是中国文论转型中克服二元对立和本质主义思维的过程.俄国形式主义在中国最初遭到拒斥及随之的全面接受,都受到中国当代文论转型中二元对立与本质主义思维的影响;而20世纪90年代对俄国形式主义的综合性解读,则标志着中国当代文论对二元对立与本质主义思维超越的开始.不过,中国当代文论的重建还远远没有消除二元对立与本质主义思维的影响.本文认为:只有缩小文学本质的逻辑内涵,扩大文学本质的逻辑外延,文论转型与重构中的二元对立与本质主义思维才可能被超越.     

艺术学的重要关键词:传统性与现代性

传统性和现代性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影响中国艺术学的两个关键词,在艺术中它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话语,一是反传统的现代性话语,二是不反传统的现代性话语,后者又包括两种言说,一种是不是要把现代化进程与中国现代性以来的历史对立起来,而是结合起来,不是与中国古代悠长的历史对立起来,而是结合起来,一种是现代性要坚持民族传统。这三种话语在后来都有了新的演化。     

论“十七年”文学中的日常生活书写

"十七年"文学对"日常生活"的书写总体上呈现出一体化的面貌,"反日常生活"是其主导的书写方向。从人物形象的建构到生活空间的营造,从对性别的想象到对物质的阶级属性的归类,这一时期文学建构意识形态化的"日常生活"的话语策略是全方位的。不过,在政治允许的限度内,"十七年"文学中也存在一些真实的日常生活书写,它们的存在不仅丰富了"十七年"文学的日常生活书写,而且也意味着文学对日常生活的真实书写可以对政治的构造起到反作用。     

论二元对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

文章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阶级论文学史观 ( 50至 70年代 ) ,现代性文学史观 ( 80、 90年代 )进行了辨析。重点分析了现代性文学史观的局限性 ,探讨了文学史观念二元对立的现代性与传统性的相融性 ,阐述了二元对立文学史观形成的原因     

渗透与超越:从战争意识角度理解胡风话语

在20世纪的30、40年代,现实战争的境域是胡风话语的生长境域,战争的日常化和私人化,使得战争成为胡风话语的逻辑起点;同时也使得胡风话语渗透着二元对立的战争思维方式,表现为“我们”体主语和战争术语相结合的话语特征;而胡风以“人民”为中心的战争启蒙观使得胡风话语超越了二元对抗的战争思维。     

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

作为和古代相对而言的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包括社会结构、精神意识和审美感觉的现代性.有两种不同的现代性,一种是欧美式现代性,一种是社会主义式的现代性.20世纪的中国社会包含这两种现代性,它决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也具有两种不同的现代性,它体现在"五四文学"、"17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差异之中.但是,这种差异只是文学现代性之中的差异,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不断超越自身的具有现代性的有机整体.     

“躲避崇高”与“二元对立”思维的消解——论王蒙在“人文精神”论争中的意义

在"人文精神"论争中,王蒙"躲避崇高"的理论吁求之核心就在于对知识界所普遍持有的"二元对立"思维范式提出质疑和批驳。这一思维范式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斗争",是主流话语对社会思想文化进行干预的产物,象喻着知识分子精神视野和话语空间的收缩与失落。及至进入"新时期"以后,在思维惯性的作用下"二元对立"仍然成为了知识分子据以解读、阐释当下文学现象的一种主要认识框架。这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其本应具有的洞察力和思考力,这种后果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论争中显露无遗。王蒙主张"宽容"、力证王朔小说的作用与价值,其指归即在于希望以此来冲破"二元对立"的思想樊篱,努力拓展出知识分子更为广阔的话语空间。     

后现代语境中的西部与西部文学

虽然中国的“现代性”大叙事还远未完结 ,但西方后现代理论的引进还是有意义的。对后现代语境中的西部和西部文学进行考察 ,可以发现西部长期面对的是来自现代社会等级秩序的话语霸权 ,而后现代理论可以让我们以一种更加灵活更加开放的姿态来思考西部问题。同时 ,后现代文学的叙事策略也可以用来参与言述西部的当下现实 ,从而使西部文学获得新的意义。     

论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现代际遇

周作人儿童文学观在五四时期享誉全国,而且在中国当代的儿童文学建设中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可是在20世纪20到7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并没有沿着"周作人的方向"发展下去,而代之以"现实的方向"前行.造成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现代性悲剧遭遇原因是:个体优先与群体本位的矛盾、娱乐游戏与传统教化的对立、西化儿童观与传统儿童观的冲突.     

诺贝尔奖关注的文学母题:流亡与回乡

流亡与回乡是近年来诺贝尔奖关注的一个文学母题 ,除去文学的内部因素之外 ,它与 2 0世纪中前期世界性的战争灾难和中后期的政治局势有着密切的关系。流亡是一种与个体或群体现存处境相分离的生活形式、话语形式和精神状态。首先是与生存地域相隔离 ;随之是与精神地域相隔离。流亡的形式可以概括为个人的流亡 ,如高行健 ;民族的流亡 ,如凯尔泰斯 ;殖民主义历史背景下被奴役者的流亡 ,如奈保尔 ;殖民者的流亡 ,如J·M·库切     

趋"新"与"创"旧:论现代性语境中的新古典主义

新古典主义是学界近年来已开始关注但又缺乏实质性学术发掘的话题。本文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语境中对新古典主义理论话语形成的机制及其历史的、动态的发展过程进行爬梳、检视和厘析,并在此基础上追究其之所以长期以来处于"失语"状态的缘由。     

权力话语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式的知识生产

权力话语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权力话语的生产与消费的一个新型哲学分支。中国式的知识只注重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属于生产价值和直言律令的权力话语,完全是权力话语政治经济学适用的领域。这类权力话语因没有外在的事实与其符合,与其同构,故几乎很少有创新和更新的可能。于是,中国是一个只生产知识分子而不生产知识的国度。其深层原因则在于中国政治、化的早熟。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引入谱系学的机制,即知识造反学——20世纪的哲学给人类留下的最可贵遗产。它给我们的启示是：让人说话,世界就会进步。     

以“立人”为核心:鲁迅创作的现代性建构

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立场是追求人的解放和人的现代化。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背景,鲁迅创作的现代性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客观存在。鲁迅创作的现代性建构以“立人”为核心,以启蒙主义思想革命为基调,追求个性独立和思想解放。鲁迅创作的现代性追求为20世纪中国文学奠定了“人学”的思想基础。     

百年文学民族身份建构中的性别象征隐喻

在中国的现代性语境中,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身份建构一开始就被置于一个东西方比较中,因为没有他者也无所谓自我.而两性关系恰恰是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最基本单元.百年文学/文化想象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身份建构/认同充满性别象征隐喻,性别政治其实一直在参与对民族身份的建构,这样的参与不仅仅影响了女性这个性别在民族身份、民族精神建构中的地位、意义,而且还影响了民族身份、民族精神建构本身.性别本质主义已然与我们对民族身份认同/建构上的本质化、凝固化、单一化密切相关,从而忽略了民族身份、民族精神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丰繁多元、流动变化.     

近十五年西方历史学的新发展

20世纪后期,历史研究的重点继续是从分析的社会科学转移到更加强调文化因素的方面来,但是面临着迅速变化的世界局面,却具有其更加繁富且已改变了的焦点。历史学家并未受到后现代主义太多的影响,但关于应该如何重铸过去的问题的确更趋复杂了。在历史学思想与实践的重新定向过程中,人们更为深入地反思和质疑了历史作为引向今日西方文明的一种单向历程的观念,政治领域和阶级的概念扩大或改变了,妇女与性别的历史日益被纳入到通史系统中来。而在迫切需要另行考察现代性以及撰写全球史的状况面前,我们对于广泛跨文化的方法仍然缺乏综合的认知,有待于未来的进一步规划。     

中国90年代文学批评的后现代文艺景观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体现出了回归本来角色的多元探索姿态.中国90年代文学批评的激变与20世纪50、60年代产生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有着极强的话语联系,在批评观念、话语操作、批评方法、价值判断上表现出了对后现代主义文化话语的极度张扬,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后现代主义文艺景观,从而对中国文学批评整体转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大致形成了三种范式进化论范式、阶级论范式和现代性范式。以这三种文学史范式为参照,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范式认同仍然存在危机,面临种种新的文学史范式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将有助于本学科文学史范式的再生与重建。     

赵树理的农村书写及其文学命运

20世纪中国文学以乡土之外的观念对农村和农民进行文学想象和叙述,它造成了真实农村图景的遮蔽和放逐,而赵树理的创作是个例外。他既是知识分子又不完全认同“五四”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既倾向于农民的价值观又不是纯然的农民。他的农村书写与农民、革命意识形态之间一度形成良性互动,故其作品被奉为文学经典。后来因他执著的写实立场与当代文艺规范发生摩擦而产生裂隙,最终导致其文学命运的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