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心学时代的朱陆之辩——以整庵与南野关于“性”“良知”之辩为中心

罗整庵和欧阳南野关于“良知”是否是“性”的论辩，是明代理学和心学的一场重要交锋。整庵在《困知记》中批评姚江之学的“良知说”,欧阳南野致书反驳。二先生围绕“性”“良知”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一场由认识论、工夫论为基础，上达于本体论的论辩。在认识论层面，整庵认为“良知”不是“性”;南野则强调“良知”即是“本然之善”,因此“良知”是“性”。在工夫论层面，整庵认为要“穷究物理，博通典训”最后豁然贯通；南野则认为应当易简工夫，发明良知。二先生之辩论最终上升为本体之争，整庵以“圣人本天”为原则，强调天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南野则试图消解物我、心理、体用之间的对立，确立良知作为本体的合法性。这场论辩是后心学时代朱陆之辩的延续与推进，不仅进一步阐明了理、性、心、良知、知觉、格物等概念的内涵，还凸显了理学、心学理论体系中各自存在的弊端，揭示了明代理学向气学发展的倾向。     

王阳明“知行合一”新论——基于心物一体存在视域的分析

王阳明之“知行合一”基于“心外无物”的存在,而此存在的分裂则是造成知行二分的原因。就知行本体言,“知”是作为万物本体之良知明觉的发见,并且因心物一体之故,良知明觉之发见亦即存在之开显;“行”包括人之意念与身行,但因意念、身行与万物之存在一体不分,故“行”实指向良知之开显或存在之开显。因此,“知”与“行”皆为良知在时间中的开显,是同一存在的不同面向。就功夫言,“知”指体知良知,“行”指开显良知。因为良知非存在又与存在不分,且心物一体之真实存在没有主客之分,故知良知即开显良知为一体性的存在而抵达良知。因此,“知行”是一个致良知功夫的两个方面,二者皆指开显良知为真实的存在,即一体性地“存—在”是知行合一功夫的本然。     

良知的“自我审判”——以王心斋为中心论“良知见在”

“良知见在”体现了良知的先在性与显在性，需要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个层面进行讨论。良知在工夫论层面所见在的是善端，并非全体，故须人致良知以扩充之。良知是万物一体之仁，对万物的把握即是自我把握。心既是控诉者又是被控诉者，良知在流行发用中自我审判、自我省察，即“良知致良知”。“良知见在”实际上是“将理想作为现实”,即将良知显在于人伦日用，而不是“将现实作为理想”,即将当下一切经验当作良知。研究王心斋的良知见在说对深入把握泰州学派的良知思想有重要价值，也对现代人的心性修养、私德建设有一定启发。     

海德格尔的良知之思

海德格尔的良知之思令人惊讶。这种惊讶并非由于其理论或观点的新颖性或颠覆性，而是因为海德格尔的良知之思在括去了一切良知假设和道德教条之后，真正让良知在存在的深度上作为人最切己的生存现象活生生地自身显摆了出来。很明显，由海德格尔的良知之思所打开的这个新局面，隐含着各种良知理论和道德学说最终都不得不应答的某种咄咄逼人的意义态势。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五层意蕴

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是奠基于其良知宇宙论基础上的。而阳明的良知学说又处处体现了其知行合一之旨。良知宇宙在化生过程中呈现出五个层面的知行合一:良知未发之合一;良知未发已发之合一;良知已发后人与万物之合一;良知已发后人心与人身之合一;良知已发后人心之知与人心之情感和意向之合一。此即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五层意蕴。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是传统宇宙论、认识论的集大成者,是我们需要继承的宝贵遗产。     

道德与“超道德”之间——重新理解王龙溪“四无论”的理论意义

王龙溪的“四无说”肯定了良知对于道德判断和道德准则的决定性意义,凸显了道德价值的纯粹内在性,在理论上将王阳明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王阳明的致良知则通过“良知”的知是知非,为日常世俗道德准则留出了空间,在建立超越根据和肯定日常道德准则两者之间,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王龙溪的“四无说”在哲学史意义上重新回到孟子学说立场,在理论上则进一步彰显了心学传统面临的问题。     

致良知与致中和——王阳明中和论思想发税

王阳明对《中庸》诸范畴多有新解，特别是在对“中”与“和”的阐释上，王阳明提出了“中和一体”、“和上用功”、“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以及“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等重要思想。王阳明晚年思想归结于致良知，他用良知来诠释中和。王阳明的这一良知中和观，在宋明理学中和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让历史唯物主义真正出场--对"现实个人"概念的存在论探讨

长期以来,人们在近代形而上学的范式中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造成了对这一学说的“经济决定论”的或“生物主义”的读法。为了让历史唯物主义真正出场,要求我们去真正地领会使这一学说成为可能的新存在论境域,即马克思在发动存在论革命时所开辟的生存论路向。本文从马克思对历史的前提的讨论入手,分析“现实的个人”这一概念的存在论基础,借此展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之真谛,指出它对于旧哲学赋予历史世界的一切范畴规定的清洗。     

海德格尔的物性观向媒介哲学的理论生成

为研究媒介如何进入哲学的视野,从传统哲学理论出发,为媒介哲学确定一个理论的根基,通过海德格尔关于“间性”的探讨,从“间性”的视角分析具有媒介特性的物的位置,以确定媒介在存在论中的位置。研究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主要探讨此在的在世与本己可能性的追寻的问题,这个过程中就必然会遇到作为“间性”的物的存在,物之物性的思想有三种指向:第一个层面基于此在的存在论环节,物作为一种此在的上手之物,起着指引与标志的作用,因而以其“因缘”结构,而相互指引出此在与物,进而世界的意义整体;第二个层面基于此在的在世结构,“常人”状态以物的异化形式,构成了此在的日常存在状态,以“器”的形式构建此在“器”式的存在,使此在处于闲言、好奇、两可的沉沦之中;第三个层面基于物的本源,物作为天地人神的聚集,需要通过艺术作品才能实现,即把物的制造作为一种作品而敞开其物性,诗作为本质的艺术,在诗意的栖居中使物作为物而自行显现出来;这三个层面的维度指向构成了媒介哲学的三重维度,这一物性论对于在存在论视域下的媒介分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建构方式及其特点

本文对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建构方式作了尝试性分析，认为“此在”（Dasein）是其存在论建构的出发点，而阐释学则是存在论建构的具体样式，其特点是：①在建构形式上，存在论以不断“回溯”来显现阐释前后过程的相互映照、验证和深化；②在建构导向上，“现身情态”（Befindeichkeit），特别是畏（Angst）的方法论意义，凸现了《存在与时间》中”无”的主题．结果，海氏存在论的建构成为建构与解构、肯定与否定的内在矛盾过程．     

湛门与王门之间的“良知良能之辩”

明代中后期的“良知良能之辩”,首先发生在王阳明与黄佐之间,王阳明去世后又在张文海与何廷仁之间继起,而以湛若水与欧阳德之间的论辩收场。辩论的内容涉及良知与良能、知与行、良知良能与知能、良知良能与知行诸关系。湛门主张良知良能并重,批评王门舍良能而言良知;王门主张良知内含良能,为圣不在才能。直至明末清初,仍有学者在指责王学“只言良知,不言良能”的过错。故湛门与王门的“良知良能之辩”,值得学界去探讨与反思。     

致良知论——阳明心学思想初探

“致良知”是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晚年提出的一个思想命题,它的提出标志着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也是其思想宗旨和最终归趣。从其心学的思想立场出发,王阳明赋予良知以多方面内涵,验证其先验性、普遍性和绝对性。天赋良知通过“行”由本然之知转化为明觉之知的过程,就是知行合一并进的致良知的过程。他对良知与致良知关系的规定,显现其统一先天之知与后天之致的思路,同时又构成了本体与功夫的逻辑前提。王阳明致良知的理论把心与理、知与行、道德修养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将孟子的“良知”与《大学》的“致知”相结合,表达了宋明理学“本体与工夫”结构的基本内涵,对当世和后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其积极的实践意义。     

論泰州学派——与侯外庐先生商榷

泰州学派及其特色明代中叶,王阳明发展了陆象山的学说,建立了一个与当时官方哲学——程朱理学相对立的学派。阳明把封建社会的道德原则说成是人人所先天具有的“良知”。他认为如果人们能够经常保持、培养和扩充这个固有的“良知”,就能达到圣人境界。这种学说,比之程朱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支离工夫要简易直截得多。它为沒有文化教养,或者很少文化教养的人们指出了一条“作圣之路”。所以这个学说比之程朱理     

企业文化的知行统一

在当代社会，企业管理模式逐步发展到了文化管理阶段，企业文化已经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建设中最核心的企业理念和企业实践，二者构成了企业文化的“知”与“行”两个层面。文章主要分析企业理念和企业实践的辩证关系，即企业文化的知行统一问题。这既可以加强对企业理念内涵的理解，又可以很好地规范企业实践，对新时期企业文化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文章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导，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理论。     

晚明学者刘邦采对“致良知”学说的发挥

明代心学大师王守仁提出的“致良知”学说,风靡晚明思想界,其弟子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构成了晚明思想史的重要内容。顾炎武说:“以一人而易天下,其风流至于百余年之久,古有之矣,……其在于今,则王伯安(即王守仁)之良知是矣。”(《日知录》卷18)研究思想史上的这段内容,对于深入把握晚明思想和文化的发展,从而进一步了解晚明社会思潮与明末清初进步社会思潮的关系,均有重要意义。本文仅通过刘邦采对“致良知”学说的发挥,略窥晚明学术思想之一斑。刘邦采,字君亮,号师泉,明吉安府安福(今江西省安福县)人。其生卒年不可详考,     

存在论视野中“实事求是”的层次性问题--兼论研究“实事求是”的三重向度

从西方传统存在论的视野考察“实事求是”,可以将其划分为“实事”和“是”两个层次,分别相应于存在问题所涉对象的存在者和存在两个层次.从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视野考察“实事求是”,可以将其划分为“实事”、“是”、“是”之根据和“是”之意义四个层次,相应于存在问题所涉对象的存在者、存在、存在者存在之根据和存在之意义四个层次.海德格尔以存在论差异为原则,以Dasein这个特殊的存在者为切入点考察存在之意义问题对我们研究“实事求是”具有重要的启示,并由对“实事求是”的四个层次划分可以引申出研究“实事求是”的三重向度.     

论阳明心学中的“未发之中”概念

已发与未发的关系问题是宋明儒学所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派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另一派则以心之静为未发，心之动为已发。但这两种理解在理论上都存在着内在的困难。直到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的提出，以良知即体即用，才把本体与工夫“一齐收摄”，较圆满地解决了未发与已发的关系问题，使心、性与情三者的关系得以安排妥贴。     

论中西哲学的内在差异及其逻辑基础

本文从存在论范畴演绎的角度给出了关于中西哲学差异问题的一种解释模式。作者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在其深层上表现为哲学存在论的差异。理解这一差异的契机在于把握作为存在论逻辑基础的时空范畴特性问题。由此出发，作者以中西哲学对经验和先验关系问题的不同取向为直接依据，以支撑这种取向的时空范畴的不同特征为逻辑基础，把中国哲学存在论称为“自然存在论”，把西方哲学存在论称为“本体存在论”，并以中西哲学历史演进过程中递嬗出现的六对十二个逻辑圆圈证明之。     

良知与沉沦——浅谈海德格尔的“此在”

海德格尔是德国存在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此在”概念在海德格尔哲学中处于核心地位。海德格尔对“沉沦”和“良知”的思考打破了所有以前人们思想中固有的理论框架,让沉沦和良知在存在的深度上作为人最切己的生存现象,活生生地显摆出来。我们在沉沦中寻求解脱,召唤良知!     

永恒的追思——试论海德格尔的“向死存在”

海德格尔从存在论的角度出发，对死亡这一永恒的话题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看法和日常看法的精辟见解。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提出“向死存在”这一著名命题，区分“非本真的向死存在”和“本真的向死存在”有助于深入理解这一命题。通过“先行到死”的生存方式以及良知、决心的帮助，此在克服了沉沦和异化，在“向死存在”中实现了本真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