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记忆中的爱情幻想

<追忆似水年华>的女主人公阿尔贝蒂娜是西方文学史上最为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之一.运用文本细读法,对阿尔贝蒂娜这一人物形象进行梳理与分析,说明极具虚幻性的阿尔贝蒂娜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承载了作者关于爱情、时间和记忆的大部分主题,是主人公马赛尔爱情或欲望的幻象载体,同时也是时而触手可及、时而又虚无飘渺的时间的具体形象.     

从《霍乱时期的爱情》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爱情观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不同时代的爱情书写往往会反映时代的精神特征.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关注爱情主题,对爱情人生的探讨与思考总是与家国命运相联系.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与传统爱情故事的书写模式和道德主题小说的表现手法迥异,在爱情书写中增加了关于文化、存在、身份等视角.小说通过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爱情故事,对爱情进行了大胆思考和探索;小说主人公阿里萨的滥情和痴情形成一种荒诞的耦合,围绕一个个恋爱故事,作者探究了爱情的各种可能;马尔克斯通过各种爱情的呈现,洞察人生,探究爱情真谛,思考了拉美的文化与现实.     

身份认同与爱情叙事 当前底层小说的两个关键词

在农村经济转型、新生代农民问题开始浮现的时期,"底层小说"的作者敏锐地把握了转型期新生代农民的思想动态,对于当代的社会现实作出了艺术上的回应.通过"身份认同"和"爱情叙事"两个关键词,来考察"底层小说"所反映的底层人群内心世界的焦虑情绪,以及两栖于城乡之际的生活际遇给他们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而底层作品通过爱情叙事这一策略来缓解主人公的身份焦虑.     

论韩少功长篇小说《日夜书》回旋跨层叙事的美学特征

韩少功的小说《日夜书》存在两个相对固定的叙述者：“回忆者-陶小布”和“亲历者-陶小布”。这两个叙述者的不同视角使文本出现明显的叙事分层。通过变换叙述者和叙述视角，不同叙述层之间的相互跨越形成回旋跨层的叙事结构。在这一结构下，小说的叙述语言蕴含了多样化的叙述声音，呈现出复调式的美学意蕴。同时，小说的文本内容表现出对叙述者的“隐在型反讽”,其真实意图是对过往知青岁月的反思和审视。借助回旋跨层叙事，韩少功重构了对历史的深刻记忆，抒发了对知青岁月的缱绻情怀。     

《伤逝》——彷徨的启蒙者的爱情

在鲁迅的小说中,《伤逝》作为唯一的一篇描写爱情的文本具有特别的意义。这篇小说和一系列描写启蒙者的小说一起,活画出了彷徨中的启蒙者社会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涓生对爱情和启蒙关系的混淆与不当处理导致了一场本可避免的"伤逝"。作者对于启蒙者的爱情是有同情、有讽刺、有无奈、有迷茫的;同时,作者借叙述者涓生之口,隐晦地表达了一种否定家庭的观念。而这也正是和作者本身的彷徨处境相一致的。     

论叙事作品中的叙述声音与叙述者

在叙事虚构作品中,不能将作品的作者等同于作品的叙述者、将作品中的叙述声音等同于作者的声音。二者的混同将给作者的创作与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带来诸多弊端。叙述者是作者所创造的角色,正是叙述者的身份及其在叙述文本中所表现的方式与参与的程度,决定了叙述者发出的叙述声音,也决定了叙述文本的基本特征。     

小说叙述者的类型及其转换方式

叙述者是叙述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叙述者是指作者在叙事性作品中虚构出来的故事的讲述者,而聚焦者指的是作者在叙事性作品中虚构出来的故事的观察者。叙述者与聚焦者的区别就在于故事由谁讲述与故事由谁观察。小说中的叙述者既可以由故事的主人公来充当,也可以由故事的见证者来充当,还可以由与故事无关的旁观者来担任。而且,小说中的叙述者还会相互转换,从小说修辞学理论来看,叙述者的转换可以增强小说文本的可读效果、真实效果、主题效果。     

复调小说--王小波的一种解读

王小波小说包含了两个基本主题.一是从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立场对反人性的社会政治,对专制主义的历史和现实的批判,运用写实、反讽和黑色幽默的艺术方法,曲折地传达出作者本人的声音和意识,是理性的.一是用性社会学、性心理学知识探索人的性爱关系,主要是展示虐恋行为和虐恋幻想的各种形式,一般是非现实的,是作者艺术想象的产物,但传达出的虐恋倾向并非作者本人所具有,而属于故事的叙述者和主人公,是非理性的.这两个主题类似复调音乐的双声部,既独立又关联,结合成一种特殊的非对话体的复调小说.     

《基督徒之死》新释——殉教文本下的潜文本

《基督徒之死》是芥川龙之介基督教体裁小说的代表作.小说叙述者所讲述的故事可以分为殉教文本和少女文本两个文本.通过对“殉教文本”这一“显文本”之下所隐含着的“潜文本”——少女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到,在男性叙述者的叙述中,女性失去了话语权,成为被言说的他者.“潜文本”体现了“隐含作者”虽然对女性给予同情,但作为男性作家,仍以男性价值观来观照女性的局限性.     

乱世中的佳人——思嘉、素芬形象之比较

思嘉、素芬作为<乱世佳人>和<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两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氛围中孕育出的同题材影片中的主人公,她们都经历了残酷的战争和曲折的爱情.分析了这两位同为乱世中的佳人不同的命运结局所寓含的情感载体和情感归属,同时又指出了在战争与爱情主题背景下两个伟大民族强大而又不同的民族精神.     

《红豆》——被革命／爱情双重主题遮蔽的知识分子艺术诉求

宗璞小说《红豆》自问世，或以“革命VS爱情”解释，或以“革命＆爱情”解释，或发现其中有矛盾裂缝，实际小说蕴藏着“革命／爱情双重主题遮蔽的知识分子艺术诉求主题。     

疾病的意义生成与价值转换——论革命恋爱题材小说中的疾病书写

革命恋爱题材小说中的疾病书写,打破了革命＋恋爱的两极模式,形成革命-恋爱-疾病的三角结构,从而丰富了文本的内涵。分析由茅盾的《蚀》与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以及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构成的现代革命恋爱题材小说的三部曲中的疾病书写,不仅可以看到革命与爱情的相互关系,而且可以看到它们之间“为何”与“如何”产生关系,由此梳理出革命话语中疾病意义生成与价值转变的轨迹。     

相爱与永诀：《聊斋志异》婚恋小说的人生悲情和审美指向

《聊斋志异》中“相爱一永诀”型爱情篇章大致可分为不容于世、人鬼殊途、爱而失望、弃世求仙和缘满离去五种，从中蕴含了作者对人间爱情的叹息。“相爱而永诀”的情节悖逆实质上透露了蒲松龄心底挥之不去的人生悲情和矛盾困惑：自然感性生命与理性的冲突，人世与出世的矛盾，爱与爱的幻灭的矛盾等等。而其对悲剧结局的艺术处理却是充分诗意化的。     

“革命加恋爱”：一种文化消费符号

“革命加恋爱”小说在 2 0世纪 2 0、30年代普遍流行 ,从自身的主题模式看 ,恋爱有着强大的粘合性 ,革命是变量 ;它大多产生在上海这个 30年代的文化消费都市 ,“文化街”的繁荣为其流行与传播提供了一个重要媒质 ;30年代的作家置身于“文化街”与“亭子间”之间进行文学实践 ,这种文学生产方式将革命与恋爱相粘合产生出大量文本形态。主题模式、文化传播、作家的文学生产方式三者的结合使得“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成为 30年代上海独有的一种文化消费符号     

《北京人》:曹禺戏剧创作古典转向的考察

《北京人》是以为爱情画像为最初的创作动机,但却以革命的胜利为结局,这种创作思路的转变,存在多种原因。主要原因是当时的革命现实干扰了作者的写作思路,致使本来以爱情为主题的《北京人》在戏剧情节的展开过程中转变成为以革命为主题的时代体现。透过此个案,显示了近代戏剧创作过程中对古典戏曲继承的艰难。     

“十七年”音乐创作与社会的互动研究

十七年音乐在新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属于“特例”,既非建国前的“十里洋场”,亦非文革时代的“高快硬响”。音乐创作对传统的“爱情”主题进行了重新阐释与定位,将其放置到革命或者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语境下来论述,使爱情叙事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但创作者并非完全听从政治指令的艺术木偶,他是以一种更为隐性的方式将创作的触角伸向少数民族题材的音乐,以此寻求“宏大叙事”与“个人情感”之间的平衡。创作出了明显区别于其他时代的爱情歌曲,具有特别的审美价值。     

论丁玲与三十年代的女性书写

丁玲及其他女性书写由个性及情爱转入革命与政治无疑是一种历史必然,更是一种重构的努力。但她们在自我的书写中却将自我予以压抑与消解无疑又是一种遗憾。     

论中国俄罗斯侨民诗歌中的情感主题

“爱”是古今中外无数经典作品和诗歌的永恒主题,无论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还是享誉世界的文学泰斗,对故土的热爱都一刻不曾停止过.在历经世界范围内的二战、俄罗斯国内革命与社会转折,以及后来的流亡异国之后,那些客居中国的俄罗斯侨民诗人,用独特的文字来谱写他们的情感世界,用诗歌来演绎他们内心对祖国、对侨居国中国爱的情怀书写了对祖国的爱和对中国的情.     

文人的自我疗救——从《聊斋志异》情爱故事看蒲松龄的创作心理

蒲松龄的孤愤之作《聊斋志异》中 ,有近 1 /4的篇章描写青年男女的情爱、婚恋。这些情爱婚恋故事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对知己之情的渴盼和礼赞 ,这是作者屡遭生活蹉跎 ,屡受人生磨难 ,期盼自身价值得以确认的穷而后幻的自我疗救     

恋爱与革命——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为例

革命是20世纪中国公共领域最大的事件,恋爱婚姻是个人私人领域能自主决定的最重要的事件。在20世纪这百年时间里,在不同的"革命"阶段,革命与恋爱先后呈现出合一、磨合、革命规范恋爱、革命禁锢恋爱、恋爱与革命相剥离以及革命消失后恋爱呈现出的身体性情形。革命与恋爱关系的变化,可以折射出20世纪中国社会变化的轨迹,映射出百年来人们不同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