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早期抒情诗特点管见

冯至和“五四”时期其他诗人一样,是吸吮着时代的养料成长起来的早期新诗人。中国旧诗到“五四”时期已失去了往日的生命力,无法反映当时的时代生活。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上层知识分子谭嗣同、夏曾佑、黄尊宪等提出了“诗界革命”。“五四”时期,胡适第一个用白话写成了中国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对新诗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     

初期白话诗坛的一抹亮色——周恩来七首白话诗评析

周恩来创作、发表于“五四”时期的白话诗现存7首,无论是诗的内容还是艺术成就方面,都具有其独特的价值。有学者认为这些诗“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在80多年后的今天,参考我国初期白话诗坛的情况,重读这些诗作,令人不禁双目为之一亮。这些诗作,在我国新诗的创作史上,因其具有先行性和独特价值,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论1949年前后中国新诗的变动

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６年,最引人注目的历史大事件是新中国成立和文革的终结。在“五四文化”与“解放区文化”两大文化的接缝处,新诗史在“当代”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期:它不仅成为文化调整政策的对象,更承担了在这一调整中歌唱与礼赞的使命。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从没有如此的密切过,文学也从没有如此得心应手地配合着政治的发展。如果离开了对当代中国这一政治、经济和文化现状的深入考察,就不能说进入到了当代文学之中;如果脱离开对与“运动”相关切的思想准则和价值观念,很难说透彻了解了这个时期诗的主题、题材、艺术形式、审美情趣,以及…     

闻一多的新诗建设观

闻一多1912年进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很长时间里他并未注意到诗歌界正在酝酿着一场革命(胡适1917年1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同年《新青年》开始刊登白话诗),而专心致志地研究古典文学,并以能写漂亮的旧体诗文而受到师友的赞赏。“五四”运动打开了他的政治、文学眼界,把他推入中国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潮流中。他于1920年兴致勃勃地开始试写新诗。1921年,旗帜鲜明地宣告:“若要去做诗,只有新诗这条路走”,“要做诗,定得做新诗”。他大步跨进最早的新诗建设者的行列。同许多新诗诗人一样,除了大量创制新诗,闻一多也热衷于新诗建设的理论研究。这些研究接触到新诗发展的若干本质     

双乡之间与双语写作 ——日本新华侨田原诗论

活跃于双乡之间的田原,在两种语言之间锤炼独特的诗歌语言,是母语的,又是超越母语的,其意义并不仅是华文文学在海外的拓展,而是中国新诗自身在海外的深入或者叫“生长”。由于他和他的诗成长在日本,在这块让中国人情感极其纠结,让中国诗人的痛永远新鲜的地方,纠结之痛,使其诗具有独特的异质审美价值。笔者把这些旅日诗人定位于“之间”：在中日两国之间,在两种文化之间,在历史与现代之间,在昼夜之间,在男女之间……“之间”是一种不安定的变化状态。在“之间”碰撞,彷徨,焦虑。但“之间”促使思与诗成长,生命的陌生化带来了语言的陌生化效果。     

论20世纪中国新诗的诗美流变

论２０世纪中国新诗的诗美流变吕汉东从１９１７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八首算起，迄今新诗已走过了她８０年的不寻常的路程。笔者欲从诗的美感形态和审美内涵两个层面上对８０年来诗美流变的轨迹作些粗浅的探索，以就教于方家。一诗美纷呈的“五四”新诗。““五...     

标新立异 敢为人先——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蜀籍作家团队述评

五四文学革命新诗运动中的蜀籍作家团队,是一支敢为天下先、冲锋陷阵的文化生力军。康白情是蜀籍作家中最早投入五四新诗运动、并进行创作的实践者。吴芳吉是五四新诗运动中的独行侠,其代表作《婉容词》充满爱国激情,深刻反映现实生活,是五四文学革命中的最强音之一。郭沫若是浪漫主义流派的创始人、中国新诗的奠基者,其诗集《女神》以它全新的精神和形式使五四时期的白话诗取得了强力的突破,成为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总之,从白话诗的开创到中国新诗的奠基,蜀籍作家功不可没。     

茅盾的现实主义诗学观

茅盾,不仅是优秀的小说家、散文家和翻译家,也是卓具见识的文艺批评家和理论家。在其众多的文艺批评论述中,关于新诗的论述是重要的一个方面。茅盾如何论证新诗,评论界过去尚少注意。其实,茅盾曾以精微的洞察力和敏锐的美学眼光,透视复杂的诗歌现象,从认识来源于实践的角度评价过诗美,透辟地阐述了诗与时代、诗与生活、诗与真、诗中的现实与理想等问题,尤其瞩目于新诗的发展和诗人的成长。涉及到的诗人有胡适、刘半农、刘大白、沈尹默、康白情、俞平伯、冰心、顾城吾、徐玉诺、孟寿椿、汪敬熙、蒲风、艾青、臧克家、田间、徐志摩等多人;历史跨度从“五四”白话新诗诞生初期,到大跃进年代新民歌的出现。内容浩瀚,意见精辟,深中肯綮。象一串熠熠闪光的珠贝,贡献于新诗论坛,充分体现了茅盾的现实主义诗学观,它至今仍有启示、认识作用。     

议论诗建类说——兼谈“文学散化律”

一、议论诗的存在是文学史上的客观事实如果说,以抒情为主的诗,是抒情诗;以叙事为主的诗,是叙事诗;那么,以议论为主的诗,可不可以称它为议论诗呢?苏轼有一首《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清人纪昀说:“此随手写四句,本不是诗,而集者强收入集。”他还问:“千古诗集,有此体否?”陈迩冬先生反驳说:“这首诗实是好诗,也就是我所说的新诗。正因为‘千古诗集’中无‘此体’。它把‘无理’写出了哲理,有禅偈的机     

论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

“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蜕变的开始,也是中国现代史的发端.这个运动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它反映了传统文学观念的彻底转变和中国人现代意识的觉醒,而且也标志着中国文化已从封闭状态中解放出来,纳入到世界现代文化同构发展的整体过程中,获得了生命的再生.因此,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之一的胡适,把这场伟大的历史变革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近来,有些学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了胡适的论点,他们指出:“五四”文学革命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余响”或“回光反照”,是“植根于中国土壤的‘东方文艺复兴’”.     

中国象征诗派的产生与发展

“五四”时期，欧美的文艺思潮流派，给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和发展以明显的影响。其中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文艺思潮居于主导地位，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同时，象征诗派以其特异的创作方法，隐而不漏的多层次的美学功能，建全了自己，丰富了“五四”新诗新的审美质素。它的出现和成长标志着白话新诗由初期阶段进入了一个新的艺术探索阶段。     

民粹主义思想与“五四”文学

“五四”思想的民粹主义因子是温和而潜隐的,但从后来它的极端化引发的历史文化进程的灾难性后果来看,对民粹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早期所呈现出的面貌做一些本质性的梳理是非常必要的,它会帮助我们理解本世纪历史叙事中的主能指及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文学创作和相应的文学观念是“五四”民粹主义思想渗透的一个独特又重要的纬度,也是民粹主义在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体现,从“五四”文学这一视角入手,做这样的梳理将有助于许多观念的澄清和理解。     

评《中国新诗审美范式的历史转型》

一、“问题意识”对“线性思维”的超越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史的书写凸显出两种范式,其一是依照时间顺序、以思潮流派为框架的诗歌史线性描述,其二则是对“现代主义诗歌”发展脉络的系统清理.而吕周聚先生的新著《中国新诗审美范式的历史转型》[1]即是有意突破固有研究范式的一次成功尝试,这部著作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所呈现出的特定的问题意识完成了对诗歌史研究“线性思维”模式的超越,它弃绝了以往流派式的、线性的诗歌史研究范式,从“审美范式”的角度契入现代中国新诗,在社会、文化的广泛关联中探寻新诗审美范式的流变与历史转型.该书在对社会、文化背景深人勘探的基础之上,对现代诗歌文本进行广泛深入解读,辨析出现代中国新诗的七种审美范式,分别是清新自然的诗美风格、狂飙突进的浪漫抒情、朦胧含蓄的诗美追求、形式主义诗歌美学、颓废主义诗歌的唯美追求、承载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审美追求以及以象征隐喻玄学的智性美.以“审美风格”为线索,对中国新诗进行“非线性”的分析与整合,敞开了新诗史研究新的维度.     

李长之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与重构

李长之是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史上著名的京派文艺批评家，他对于胡适曾经提出的“‘五四’乃是一个文艺复兴”的观点作出反思，认为“五四”是启蒙而非“文艺复兴”。在此基础上，他倡导一种从语言层面体验作家生命情感的文艺批评方法，并积极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去发掘“完人”人格和充溢着旺盛生命力的审美资源，以此来弥补“五四”新文化运动所造成的“生命力”匮乏的裂痕。     

“象外之象”诗美生成的现代阐释

“象外之家”是司空图诗美理论的核。概念,它第一次以浑融的姿态展示了中国诗歌意境的独特风采。“象外之象”的出发点是创造出“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的审美意象．而其诗美的真正发生则存在于审美主客体的关系之中。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审美经验在高度凝炼的艺术表现形式中的交流碰撞、沟通融合,才是“象外之象”诗美生成的本质特征。     

鲁迅论诗

鲁迅曾一再说他“不懂诗”,对诗“外行”。虽然他在青年时代就写过诗,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更写过不少的诗,可是他后来却表白道: “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十出现,就洗手不作了。”①这自然是自谦之词。其实鲁迅一生所留下的几十首诗,不论新旧,都有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至令仍为大家所传诵。以鲁迅的整个成就     

评“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

“打倒孔家店”,这是七十多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喊出的振聋发聩的战斗口号。它标志着“五四”一代人在用一种全新的现代眼光审视、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个与先秦百家争鸣颇为类似的“礼崩乐坏”的时代,中国数千年来树立起来的民众心目中的“上帝”(孔夫子)遭到空前的猛烈抨击,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信仰、人生态度、文化品格遭到前所未有的翻转。这样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这样一股全面反孔的潮流,在时隔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回顾和评价时,有学者认为“打倒孔家店”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应将“五四”的“打倒孔家店”正名为“打倒‘孔家店’”。这种用改变历史事实的方法来求证五四文化先驱者对孔子的态度与现在对孔子所做的科学评价之间的一致性,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它与清末民初的政治动态、西方思潮、文化冲突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在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动荡时局中,五四那代“不安本份”的知识分子,终于打响了本世纪初思想领域中惊天动地的第一炮。     

论婉约词对“新月”诗人的影响

对于“五四”新诗,学术界多着眼于它对传统的革新而关注它与西方诗歌的关系。笔者认为新诗那怕受欧风美雨的滋润再多,也是中国文化土壤里长出来的新苗,它的成长与这块热土的改良是相辅相成的,因而受传统的影响更为内在。本文侧重考察被认为有欧化之嫌的新月派诗,与古代婉约派词在音乐感、情调、章法、技巧等方面的内在的联系,虽然这种影响是被现代化了。     

评郭沫若“诗的本职专在抒情”的美学观

郭沫若不仅以其辉煌的诗篇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以其卓有见地的诗论为中国新诗美学的建立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他的诗论内容丰富,有着一以贯之的美学主张.一九三五年,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郭沫若)主张诗的本职专在抒情,在自我表现,诗人的利器只有纯粹的直观;他最厌恶形式,而以自然流露为上乘,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     

论中国新诗对象征主义"纯诗"论的接受

中国新诗接受象征主义纯诗论,没有沿着审美—超验的路线展开,而是沿着审美—体验的路线展开,接受瓦雷里的相关主张,并且结合自身的历史发展进行选择演绎和变异转化。从引进译介到理论阐发,再到新诗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呼应,现实契机和东方因子逐渐使西方“纯诗”不断中国化,最终剥离和泛化象征主义原义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