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李贽《四书评》的真伪问题

署名李贽的《四书评》一书,究竟是真书,还是伪书?作者是李贽还是叶昼?这是明末以来众说纷纭的一个问题。近几年来有人连续发表文章,主张《四书评》不是李贽的著作,而是叶昼的伪作。我们认为主张《四书评》是“叶昼假李贽之名作”的意见,很有商榷的必要。本文也想谈谈《四书评》的真伪问题,就正于同志们。一、周亮工之说不可轻信主张《四书评》是伪书的人认为,“周亮工之说不能否定。”他们说:“《四书评》是李贽的著作,还是冒牌的膺品?谈到这个问题,大家都会首先想到周亮工在《书影》卷一的一段话:‘坊间种种借温陵(按,李贽号温     

评李贄《忠义水浒传序》

李贄在《忠义水游传序》中,肯定《水浒》为发憤之作。他說: “太史公曰:《說难》、《孤憤》,圣賢发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圣賢,不憤則不作矣。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憤之所作也”。至于发憤的原因何在,他以为由于施耐庵、罗貫中,憤于宋王朝政治的腐化,使“大賢处下,不肖处上”;憤于宋王朝对外来侵略的异     

从万木草堂到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

从万木草堂到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变迁,是理学与西学碰撞下传统知识转型的一个缩影。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早期的教学以科举为重心,以《四书》为授徒的核心文本,并承接了宋明儒提倡修身、经世的理学宗旨。癸巳恩科后,康试图打破朱子建构的道统谱系,沿着“违朱注”的方向,以公羊改制义取代《四书》中的宋学义理。康有为处处针对宋儒发论,恰可见科举时代其学理视域始终不能脱离《四书》的范囿。甲午以后,在西学冲击下《四书》地位受到动摇。梁启超及其同门在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中独重《孟子》,借《孟子》的民本思想接引民权学说,以西学代理学,走向完全破除程朱义理的道路。康梁“借西学以存《四书》”的理路,最终指向于对《四书》文本架构的瓦解。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引起时人截然相异的反响,说明转型时代下士人既有观念和价值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原声,绝非简单的“汉宋”“今古”“新旧”等概念可以完全遮蔽。     

朱熹是怎样注释“四书”的？——从方法的角度看

《四书集注》(全名是《四书章句集注》)是对“四书”的注解,又是朱熹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即又以注释经典的方式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这是中国古代著述的一大特点。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早有人提出过的“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的问题,如同西晋时期郭象的《庄子注》,究竟是“郭     

宋明理学非儒家论

传统至今，理论界都认为理学是儒学，以为其“义理”学说之“义”出于孟子，“理”是从《周易》中“体贴”出来的。作者认为欠妥。《孟子》没有与理学内涵相同或相近的“义”；“理”也不是从《周易》中“体贴”出来的，二者均源于术家韩非的“义理”学说。理学由“义理”学说具体化出的治国方针和基本哲学理论也源于术家韩非。且理学的经典《四书集注》不代表儒家思想。因为《四书）的重点在《大学》、《中庸》，二者均贯穿韩非术家的“义理”思想，而对《论语》、《孟子》的阐释和理解，既要参照《大学》、《中庸》，又要以理学家们所注的“义理”思想为根据。于是，《四书集注》就成了盗版的《韩非子》。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若将理学当做儒学，就不会走出新路子。     

王夫之心理思想研究

<正>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百科全书式的启蒙思想家,他在心理思想方面也是“推故而别致其新”,达到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最高阶段。王夫之的遗著中涉及心理学问题较多的有《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尚书引义》、《思问录》、《俟解》和《四书训义》等。本文试从心理学角度,对王夫之关于“心”、“性”、“知”与“能”、“情”与“欲”、“意”与“志”等方面的论述作一初步研究。     

解读王船山“自有五言,未有康乐”说

王船山在《登上戍石鼓山》评语中赞誉谢灵运诗，说：“自有五言，未有康乐；既有康乐，更无五言。”这番赞语的倾向性十分明显，说明船山对于谢诗的评价殊高，而且情有独钟。船山是古代湘籍学人中的特出才俊，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不但于哲学与史学研究卓有贡献，即于文学而言，也是深有造诣。其“诗评”中，除存有《古诗评选》八卷之外，据当日目击者记载，尚有宋元“评选”及以诗人为主的陶、谢、李、杜“诗评”等。在这洋洋洒洒、蔚为大观的“评”“选”并载之作中，谢灵运的诗篇最受船山青睐。其《古诗评选》卷一“古乐府歌行”录有５８…     

宋代退五经尊四书的过程与本质

两宋以前,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尊五经”.两宋以后,这种情况逐步被“退五经,尊四书” 所代替.不过,必须指出“退五经” 决不是不要“五经”,更不是要把“五经” 束之高阁.事实是,“五经” 仍然是“经”,仍然是社会的统治思想.“五经” 崇奉莫替的局面没有本质的改变.所谓“退五经” 是指让它从思想灌输的第一线退下来,使之居于次要的位置.被推上首要位置的,就是所谓“四书”,即《大学》、《中庸》、《论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四书》德育思想体系透视

本文从《四书》所确定的德智艺关系之间的“道德教育优先保障论”出发,对《四书》确定的德育基本内容上的“仁义礼智四德论”、德育基本方法上的“人格内外兼修方法论”进行了视觉较为新颖的探索。     

桐城派散文艺术风格论新探

桐城派的美学理论十分重视散文艺术风格的探讨。方、刘、姚“桐城三祖”,他们欣赏和品评一个作品,常常先从总体入手,辨别其风格特色。比如方苞评欧阳修的《尹师鲁墓志铭》:“欧公志诸朋好,悲思激宕,风格最似太史公。”又如评柳宗元《与李翰林建书》:“相其风格,不过与嵇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相近耳。”姚鼐也明确地使用“风格”一词,如他评韩愈的《争臣论》云:“此文风格盖出于《左》《国》。”刘大櫆喜欢用“风神”来评文。他评欧     

《周礼》成书年代研究方法论及其推论

关于《周礼》及周初制度 ,本文观点与结论是 :《周礼》编纂始于始皇焚书前 ,未及完成即遭焚书变故 ,其作者非诸子流裔而是西周中晚期某个宰官或膳夫的后裔 ,其书编纂具有创构、追忆、体认的性质 ;周初旧制新制交叉重叠 ,尚未形成与“卿事寮”平行的“太史僚” ,其僚职司应属天官系统 ,“周公为冢宰摄政” ;《周礼》的创构性质意味着《周礼》的编纂 ,在对“周官”追忆体认的肯定中暗含了对其精神的部分否定 ,因为它突出了制度本身的意义 ,这正是今天的《周礼》研究者应该特别留意的地方。     

《四书》“学习”之义浅说

本文用《尚书》与《四书》互解,以为《四书》凡曰“学而时习之”、“博学于文”、“博学之”等,皆专取“学于古训”之义;至于学与习之关系,比照教之与学、学之与思,可谓有“半事”、“全事”与“后事”形态之不同;惟孔颜而下,即在孔门,降而及于后学,学与习、博文与约礼均衡之格局,似有“习”字渐轻而约只在博中做之趋势。同时,以《说命下》与《论语》影响变化为例,亦论及经典地位之递变,并及《尚书》相关篇章真伪之问题。     

秦代焚书对《诗》学传承的影响

《诗》是秦代焚书的重点对象,但秦代焚书并未对《诗》本产生毁灭性打击,《诗》本"以其讽诵"而得全。因焚书而毁灭的大多是战国时期的《诗》学著作,而非《诗》本。汉初学者凭记诵整理《诗》篇,至少经历了记忆、口授、成书三个环节,在每个环节都可能发生文本改变,并使《诗》学传承表现出时代特征。秦代焚书对文献典籍传承的影响尚属表层,对儒士思想意识的影响更加深刻。     

事理相丽为实至仁--论王夫之的苦乐观

王夫之是宋明理学的总结者,也是集大成者,他对“孔颜之乐”也进行过比较详细的论述。本文正是通过阐述王夫之“乐”的思想,特别是他在《读四书大全说》一本中有关“孔颜之乐”的思想,进而归结出他的苦乐观。     

论《四库全书》收录的明代《四书》著作

收录于《四库全书》的十部明代《四书》著作基本体现出明代《四书学》阐发深至、注重体认经义等特点。《四书大全》虽然是因为其负面影响而被收入《四库全书》,但是在历史上它的价值并非仪具有弋获功名之用,同时它也被当作宋元《四书》文献的集成著作来使用。     

博综深究著意精微--评《四书集注与南宋四书学》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认为宋代是“经学变古时代”。的确,两宋时期由于疑经惑传思潮的兴起,儒家五经的权威地位开始发生动摇,王安石撰《三经新义》,是第一次挑战汉唐经学的义理之学,正可反映人们对此前汉唐经学的厌弃。不过,在南宋立国之前,五经余威犹存,在士大夫的心目中,仍是学术之核心,修身治国之圭臬。但是,由于义理之学的持续高涨,到南宋乾道、淳熙之时,以朱熹《四书集注》的完成为标志,重定“四书”为义理之渊海,其目的尽管没有,其实也不可能达到,但“退五经而尊四书”的过程却告完成。从此,四书一跃而超过五经,成为传统中国学术思…     

朱熹对《周易》理性精神的阐发与创化

综观朱熹一生的治学历程,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家心性学体系和《周易》创设的性命学体系,是其注意的两大重点。前者体现了儒家对现实社会人事和人格培养的重视,后者则旨在提供哲学本体论依据和天、地、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这两方面的因素渗透、引伸,构成了朱熹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色。 不过,朱熹对“四书”和《周易》的为学次序还是有明确的区分。按照他关于“四书,五经之阶梯”的理解思路,通过“四书”的学问工夫,由研《易》、传《易》,阐发“前贤所未到处”,才是其治学的更高目标,表明他着意追求一种本体层面上的哲学建构和思辩性的心灵境界的营造。正如王夫之所说:“诚性学之统宗,圣功之要领,于《易》而显。”(《周易内传》卷五)这颇为符合朱熹治学的思想指导。由此可见,要真正把握朱熹思想的中心意义和精神特质,恐怕更应该注意他的易学研究。     

浅谈儒家思想在《红楼梦》里的反映

<正> 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两千年来主要的传统思想,其经典就是《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后来由南宋理学家朱熹加以注释,编成《四书章句集注》。到元代皇庆二年,《四书》被定为科举考试课目,考题必须出自《四书》,发挥题意必须以朱熹的注释为根据;这一直沿袭到明清两代而不衰。因此,《四书》便成了我国传统的启蒙     

是故作谦虚还是“夫子自道”?

随着对孔子的重新评价,他说的一句话又被引用起来。那就是:“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对“何有于我”应怎样理解,向来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见于《十三经注疏》本,认为那是表示“不难”之辞。另一种见于朱熹《四书集注》,认为那是表示“不敢当”,是“谦而又谦之辞”。因此,有人把它译为:“这些对我有什么困难呢?”(《光明日报》1978.7.18《孔子教育思想试评》,更早则见《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又有人译为:“在我这里有什么呢?”即“这三件事我都没有。”(王力《古代汉语》1978年重印本,更早则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两种解释恰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