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监狱矫正与社区矫正互动机制之形塑——以功能主义为分析视角

随着行刑社会化的推进,监狱矫正与社区矫正已成为我国刑罚执行体系的主要构成要素,形塑两者的互动机制是推动我国刑罚执行改革的重要议题。强调系统性及功能承载的功能主义为我们研究刑罚执行体系内的协作互动提供了新思路。监狱矫正与社区矫正的协调互动有利于各自效能的提升及刑罚功能的增进,有予以大加申彰之必要。然而,目前我国监狱与社区矫正机构各行其事,在互动方面存在着对接不到位,职责不深化,协作不充分等症结。在行刑一体化的指导下,通过推进立法,加强部门配合以及建立协作式矫正模式等路径,能够保障监狱矫正与社区矫正功能的进化、分化与优化。     

刑罚执行社会化的国际现状与我国的发展趋势

为什么我国要推行社区矫正制?带着这个问题,本文首先介绍推动社区矫正实施的理念———刑罚执行社会化思想,然后考察刑罚执行社会化在国外的发展情况,最后对刑罚执行社会化在我国的发展趋势予以探讨。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的刑罚执行方式已被世界各国广泛使用。目前我国正处于试点阶段,刑罚观念的落后、相关法律的缺位以及专业社区矫正人员的短缺严重制约了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因此,转变刑罚观念,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以及培养专业社区矫正人员是社区矫正制度取得良好效果的保证。     

社区矫正的法律属性——对社区矫正行刑观的理性思考

关于社区矫正的法律属性,主流观点是将其看作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一种行刑方式.然而,笔者认为,依这种观点构建中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存在诸多弊端.社区矫正不属于刑罚执行方式,不宜纳入刑罚体系,它应当是现有刑罚执行制度以外的一种全新的犯罪预防模式.社区矫正与刑罚执行有着本质的不同.社区矫正的主体是社区,不必拥有刑罚执行权,其实施的内容是矫正,不是惩罚,其矫正的对象也不仅限于罪犯.社区矫正与现有刑罚执行制度没有冲突和矛盾,不用对既有法律作大的修改.     

社区矫正的性质之反思与合理定位

科学界定社区矫正的性质关系到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方略和制度构建,目前官方文本将社区矫正定性为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该性质定位不但与我国的刑罚体系存在逻辑矛盾而且为社区矫正的实践操作带来困惑,应将社区矫正定位为观护措施,突出教育、帮扶淡化惩罚,利于社区矫正目的的实现。     

社区矫正疏议

社区矫正制度是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新型的刑罚执行措施,它体现了刑罚执行制度由严趋宽的国际趋势。在促进罪犯重返社会、减轻监狱压力、避免轻犯交叉感染、合理配置行刑资源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社区矫正自2002年在我国开始试点,目前已大范围试行。我们认为,社区矫正在其理论渊源、执行主体等方面还有许多问题亟待厘定和澄清。只有真正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构建起适合我国国情的矫正制度,从而发挥这一新型刑罚执行措施的应有功效。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机制的未来程序设计与构建设想

社区矫正的工作纳入我国工作机制和司法体制改革中,它是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一项重要的举措,是走向立法重要的实践。对应这个社会管理的创新,如何确立合法的、科学的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在社区矫正的工作中充分发挥检察的效能,是当前应当破解的重要课题。     

理念、制度、技术:三维视角下我国社区矫正的完善

社区矫正代表行刑发展的潮流与趋势.应从理念、制度、技术三个维度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理念层面,应确立行刑人道、行刑社会化、恢复性司法、行刑民主等理念,以消除社区矫正的观念障碍;制度层面,应完善刑罚体系,完善假释制度,扩大社区矫正适用范围,建构科学的执行制度,以克服社区矫正发展的瓶颈;技术层面,应实施社区矫正矫前调查工作,建立社区矫正评估体系和风险控制机制,以增强社区矫正的有效性.     

社区矫正的二元价值思考

近年来,社区矫正成为理论界与司法实务部门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对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及其本质进行分析,有利于了解其惩罚性和恢复性二元性价值构建,为我国的刑罚体系的完善和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指明方向。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化模式的建构——基于社区矫正工作目标的分析

社区矫正是社会化的刑罚执行方式,但从实践运作看,我国社区矫正的社会化程度依然不够,没有最大效度地达到社区矫正的目标.本文在对社区矫正工作目标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化模式:基于责任共担的社区服刑环境建设、基于社会工作方法的个案矫正模式、基于社会人力资源的社会帮教工作.     

折杖法与唐宋量刑制度的变化

宋代实施"折杖法",改变了基本刑罚之笞、杖、徒、流四刑(包括加役流)的刑罚执行内容。由于刑罚执行内容的变化,导致了《名例律》中与之相关的条文全条或部分内容失效,从而成为唐宋量刑制度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刑名及刑罚体系近代化论纲

刑罚体系是刑罚权的载体和具体表现形式 ,各个刑名的科学性决定了刑罚体系的科学性程度。清末刑法改制所确立的刑罚体系是中国刑法近代化的凸现点。《大清新刑律》所确立的刑名体系 ,分为主刑和从刑两大类 ,由重到轻排列。与中国历史上以往各朝代的刑罚体系是大相径庭的。它既有刑罚体系方面的近代化 ,又有刑罚思想和刑罚重心的近代化 :即以自由刑为中心的清末刑罚体系的建立昭示着刑法改制近代化成份的加重 ;死刑执行一元化成为中国近代刑罚体系迈向近代化的一个标志性窗口     

刑罚的犯罪学演变——以化学阉割方式为视角

阉割刑作为法定刑种写入一国刑法典的几乎没有,但多数国家却在事实上存在这种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且被规定成一种可以影响犯罪者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治疗。“化学阉割”在全球范围正被越来越多国家通过立法接受,然而由“化学阉割”引发的争议却从未停止过。“化学阉割”的实质是风险刑法背景下刑罚由事后控制转向矫正预防的价值理念。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实施效果评估及其优化

在行刑社会化、轻缓化、人性化的国际视野下,对未成年犯实施社区矫正不仅可以避免监狱矫正的"交叉感染"与"标签效应",还可以降低行刑成本、减轻监狱人满为患的压力,同时,也适应了未成年犯身心特征的需要。实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应加强社区矫正宣传与普及工作,创设适合未成年犯特点的矫正项目,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调查评估机制。     

关于判决前“罚金已缴纳”的法律适用问题探析

针对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预交罚金"问题,认为其仅是一种变通的刑罚执行方式,"预交罚金"的性质实际上是罚金刑执行的保证金,与罚金的法律性质不同,根据罪刑法定这一刑法基本原则,此种变通不能突破现有的刑法框架,因此在法律适用上不能也不应拒绝作为罚金刑法律依据的刑法第52条、第53条等条款的适用。     

刑罚配置视域中刑阶动态衔接问题研析

刑阶衔接是实现罪刑均衡的前提要求。尽管从静态上观察我国刑罚基本上实现了刑阶的衔接。但引入动态观察的视角就会发现在实然衔接上我国刑阶尤其是生刑与死刑的刑阶存在很大的断裂。其根源在于本有的衔接性刑阶被虚置化,而刑罚执行制度对于其本有刚性的破坏更是恶化了这一断裂的现象,因而有必要在立法上强化生刑的严厉性,这种强化并非对刑罚轻缓化的违背,而是实现的真正保障。至于维持生刑刚性所带来的潜在危险完全可以通过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得以弥补。     

累犯制度实务难题的理论诠释

一般累犯与毒品再犯竞合情形下的适用规则、缓刑期满后故意犯罪能否构成累犯、累犯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是否包括附加刑等,都是司法实务中的疑难问题。随着刑法修正案(八)对累犯制度的修正与完善,又产生了特殊累犯范围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除外认定等新的争论。累犯制度整体观、量刑情节之间同质基础上的互补性、一般规则对特殊规则的制约性、累犯从重处罚根据的复合性等,是有效解决司法实务难题的重要理论依据。     

对中国封建社会刑罚适用的认识与思考

中国封建社会的刑罚 ,由于其相同性质的社会制度 ,不同朝代可以传抄、沿用。而社会主义必须彻底废除旧刑罚 ,创立新刑罚。但是 ,不管旧刑罚还是新刑罚 ,作为法律文化 ,它们之间必然有着历史的联系。社会主义的刑罚适用在法律文化方面对封建社会刑罚适用有批判地继承和创新 ;社会主义“法德并举”的治国方略对封建社会“刑礼并用”治国方略有批判地继承和创新 ;封建社会严惩贪官污吏为我们反对腐败提供了历史经验 ;封建社会对死刑的慎用对我国改革死型制度也有所启迪     

论我国死刑立法的修改和完善

死刑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一个重要刑种,尽管现行刑法对1979年刑法进行了修改,但死刑罪名的设置还不够合理,死刑罪名数量仍然很多,这不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因此,我国应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合理设置死刑罪名,大范围削减死刑罪名,完善我国的死刑立法,以适应国际发展的趋势。     

论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改革

监狱对于犯罪人的改造效果与监禁刑行刑成本不成正比的事实推动了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社区矫正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少制约矫正效果的现实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对相关问题的梳理,对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改革有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