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岁星纪年若干问题

(一)、岁星纪年十二年一周确定无疑《史记·天官书》说:岁星“岁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岁而周天。”它记载了当时人们对岁星恒星周期的认识,认为正好十二整年运行一周天,每年行经一个星次。当时人们对于木星恒星周期的认识大致是符合实际天象的。因为木星每年移动一个星次,十二年移动一周,正适合于与十二辰相配合,所以人们用它来纪年,称木星为岁星。一九七九年《学术研究》第一期何幼琦同志发表了一篇《试论五星占的时代和内容》的文章①,对以往发表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释文》和几篇研究《五星占》的文章②提了许多批评意见,他在谈到岁星周期时说:     

《山海经》天文历法浅说

度 ,以丽十二位”(《隋书·天文志》即以观日象、观月象、观北斗、观五星、观二十八宿 ,“建五行 ,起消息 ,正闰余”(《史记·历书》)“正四时”、“分八节”、“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尚书·尧典》)的完整而科学的“观象授时”体系 ,这种观象授时体系具有极强的实践性、科学性、系统性与精确性。在纪时方法上 ,《山海经》不仅采用了“共工口步十日四时” ,即以十日为—旬 ,三旬为一月的十天干纪日法和十二地支纪月法 ,还采用了春夏秋冬“四时”以及“八节”与二十四节气为一年 ,十二年为一周期的岁星和太岁纪年法 ,等等…     

帛书《五星占》的价值及编制时代

帛书《五星占》作为一部天文书，其价值在于提高了五星周期的精度，并将五星纳入历术，创设想理的历元，简化和修改了太阴纪年。根据《五星占》的编排年代和天象，其编制时间当在秦始皇晚期。     

再谈意识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条件”——答姚伯茂同志

<正> 姚伯茂同志在《东岳论丛》1983年第1期发表《也谈意识对物质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条件”》一文,对我的《意识对物质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条件是什么》一文提出了两条商榷意见,值得进一步讨论。我想再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姚伯茂同志和其他同志。姚伯茂同志的第一点意见是:拙文所说     

摄提·孟陬和屈原生年之再探讨

关于屈原的生年,学术界探讨已久,至今仍在争论之中。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一、《离骚》“摄提贞于孟陬”究竟是否指明屈原降生之年?二、“孟陬”是否是“夏正正月”之专称?三、屈原自述生辰用的是“夏正”还是“周正”?这些问题倘若不能得到解决,则屈原之生年便无法确定。我以为陈久金先生的《屈原生年考》(见《社会科学战线》八○年二期),大胆提出的“楚用周正”说,在探讨屈原的生年上开出了一条新蹊径。对他的立论和推算方法稍作修正和补充,屈原的生年便可考定。据我的推算,屈原当生于“周正”前三四○年正月初七,亦即“夏正”前三四一年十一月初七。现将我的意见分述如下。     

昭阳伐魏及其相关问题辩析

一、昭阳伐魏史实浅析《史记·楚世家》记载:“(怀王)六年,楚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齐,齐王患之。”《魏世家》亦载:“(襄王)十二年(今按:《史记》关于魏国的纪年有误,襄王十二年当为惠王后元二十年),楚败我襄陵”。又《战国策·齐策二》载:“昭阳为楚伐魏,覆军杀将,得八城,移兵而攻齐。”此与上引《史记》所述当为同一战事。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楚昭阳率师伐魏,于襄陵一带大败魏师,同时攻占了以襄陵为中心的八座魏国城邑,继而移兵攻齐。《鄂君启节》所言“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正好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亦说明此乃楚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故用作纪年标志而载入史册。关于这次战事的原因,《史记》各篇未作任何记载,从《战国策》有关篇章中,略可窥其     

论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对按劳分配的决定作用——与周彦文同志商榷

周彦文同志《按劳分配的根据不是“劳动力个人所有制”》(以下简称《周文》)一文,读后不无启发,但该文断然否定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及其对按劳分配的决定作用,不敢苟同。这里提出自己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教于周彦文同志和经济学界各位前辈。一《周文》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内容,也是按劳分配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水平还不高,”“存在旧式分工的差别,”产品不够丰富,还不具备按需分配的条件,“个人消费品必然要实行按劳分配。”因此,“阐述按劳分配的客观必然性,用不着去寻找另外的,并不存在的     

“实践的目的是衡量实践成败的标准”不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王若水同志商榷

一九八○年五月十二日,王若水同志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实践的目的是衡量实践成败的标准》一文,阐述了他对于“用什么标准去衡量实践的成功或失败”问题的基本看法。今年二月十二日,王若水同志又以《认识论不要忘掉了人》为题(此文见     

以畜牧业为主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兼与丁声俊、吴中流同志商榷

丁声俊、吴中流同志在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对七月三十一日刘振邦同志文章中提出的我国农业应走以畜牧业为主的道路的意见提出了异议。这两篇文章涉及的是我国农业如何贯彻“八字方针”、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这一根本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大问题,应当讨论清楚,统一认识。这里我想谈谈个人的看法,并与丁、吴二同志商榷。     

对“社会存在”范畴的再理解——兼答张云勋同志

张云勋同志在《略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范畴》一文中,对拙作《对“社会存在”范畴的一些理解》提出了商榷意见,(以上两文见《学术研究》1981年第3期以及1980年第5期)使我得到不少教益。这里,笔者拟就几个分歧较大的问题,再谈一些浅见,请张同志及其他同志批评指正。 (一) 在讨论中首先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范畴,同辩证唯物主义的     

中国民族市场的形成问题——与李湘同志商榷

李湘同志在《学术月刊》1961年第7期,发表了“关于‘中国民族市场’的形成问题”一文,牵涉到许多问题,我对他的看法是不同意的。下面提出我的意见,与李湘同志商榷。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兼答对“一分为三”的批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学术界逐渐活跃起来了。前几年,哲学界有些同志提出了“一分为三”(三分法”、“三点论”、“三位一体”)的命题,我也是其中之一(见《“一分为三”新议》,《争鸣》1982年第3期) 近两年,有不少同志对“一分为三”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一分为三”是从想象中推论出来的,“一分为三”的命题不能成立。他     

关于“共和行政”若干历史问题的再考察

一关于“共和”之争“共和行政”是西周晚期发生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而关于“共和行政”的历史真像,尚存歧见,主要集中在《史记·周本纪》与《竹书纪年》关于“周公、召公二相行政”与“共伯和干王位”两种不同说法的争论上。本世纪,顾颉刚先生著《共和》一文①,广稽众说,详加比论,认为“从《史记》不如从《纪年》”。从此,《纪年》说一枝独秀,大有定论之势。对此,我颇有疑惑。如《史记·二诸侯年表序》说,导致“共和行政”的国人暴动乃是公卿贵族发动的,目的不过是要驱逐暴虐的周厉王,“并无推倒文武以来王统的意图…     

要实事求是地看待“两结合”创作方法

最近,吕兆康同志在《“两结合”是一种独立的创作方法吗?》(《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创刊号)一文中,提出“两结合”不是一种独立的创作方法,因为它缺乏文艺实践的基础和理论上的充分根据。也有同志认为,“两结合”创作方法是1958年“左”倾思潮在文艺理论上的表现,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成长和繁荣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对这两种看法,笔者不敢苟同。社会生活纷繁复杂,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艺的创作方法,也应多种多样。它可以是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两者结合在一起的,还可以是其他创作方法。作为社会主义文艺,我们可以提倡比较好的创作方法,但不必强求一律,应当鼓励创作方法的多样化。关于“两结合”创作方法,我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下面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以就教于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和其他同志。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再探讨

在《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探讨》(以下简称《探讨》)一文中,对郭月争、王若水二位同志和世诚同志关于这个命题的争论,说明了我对双方意见的看法。郭月争、王若水二位同志已经对我提出了反驳。我为了答辩而草成此文,内容分作两部分,第一部分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问题,第二部分是还须商榷的几个问题。     

正确评价王茂阴的货币理论——与叶世昌同志再商榷

我阅读了叶世昌同志的文章《王茂荫在货币理论史上的地位》(《人文杂志》1986年第1期),考虑了在文章中对我的《王茂荫货币理论述评》文章提出的意见。他批评我“在评述王茂荫的的货币理论时,没有联系中国古代货币理论的成就”。这个意见符合我那篇文章的实际,我向叶世昌同志表示感谢。但是对他的答辩,以及他关于王茂荫的货币理论在中国货币理论史上的地位的某些意见,我觉得缺乏说服力。因此我向叶世昌同志再提出几点商榷的意见。     

再论价值量的计算问题

在今年《江海学刊》第8期发表的《关于价值量的计算问题》的拙作中,由于篇幅关系,我只陈述一些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其中对涉及经济学界所争论的许多问题,都未详细列论。顷阅今年《江汉学报》第9期所载曾启贤同志的《劳动的社会形式及其计算、比较和分配的问题》一文,对上述拙作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这些意见大部分又是经济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因此,我想谈一谈个人的看法。本文只打算集中讨论我们之间主要的分歧。     

再谈《太平经》的政治倾向——答卿希泰同志

《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5期刊登卿希泰同志《<太平经>中反映农民愿望的思想不容抹杀》一文,对拙文《论<太平经>的政治倾向》提出不同看法。读了之后,有一些意见,写出来与卿希泰同志再商讨,并向学者、读者求教。我在上篇文章中曾指出,研究《太平经》的政治思想,必须“抓住它的思想体系的核心和总的倾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我认为研究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思想都应当如此。卿希泰同志一再强调,《太平经》这部书内容庞杂,“许多观点自相矛盾”,不是一人一时一地之作,并批评我没有从这一特点出发来考虑问题,“把全书的思想似乎看成是很单纯的”。他的意思是说,《太平经》根本没有一个思想体系,也没有一个总的政治倾向,因此就只能满足于指出它“既有”某种思想,“又有”某种思想。     

对“让步政策”要有阶级分析观点

自从孙达人同志的《应該怎样估价“让步政策”》一文发表以来,已引起爭論,有同意他的意见,也有不同意他的意见。本文基本上贊同孙达人同志的看法,同时认为虽然不能一般地否认“让步政策”,但是解放以后国內史学界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在大规模农民战爭失敗后新建立的封建王朝对农民的“让步政策”是确实不存在的。以下是我个人对这一問題的看法。 (一) 有些同志费尽心机企图替这种“让步政策”寻找理論根据,看来这样的努力到最后是要落空的。因为統治阶級与被統治阶級之間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从根本上讲是不可能調和的。尽管我們不能一般地絕对地否认历史上統治阶級的“让步政策”,这是因     

关于总的量变过程中部分质变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与何城同志商榷

何城同志写的《关于部分质变问题的商榷》一文(载《学术研究》1962年第2期),比他在广东哲学学会年会和年会后的讨论中,进一步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关于“部分质变也存在于某些总的质变过程”的意见,现以他的文章为据,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和何城同志商榷,并就教于诸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