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具有深刻的原创性思想：“整体性观察基本矛盾”来“把握社会发展方向”,创新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果必然性理论和抓住社会主要矛盾的方法；“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首次以“引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推动论”,揭示了引领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深层关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发展了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揭示了“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和“构建”方略；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是运用历史规律的自觉行为，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说明了人类社会规律的实现是主体实践自觉的结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与实践的理论。     

邓小平理论与实践规律

邓小平理论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它从客观上、全局上，系统而科学地揭示了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规律。它强调提高实践主体的素质；强调从实际出发，确立了主客体关系的出发点；确立了解决人民日益晕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矛盾的实践目的；显示了实践手段和方法的多样性及效用性特点，其“初级阶段”和“三步走”的思想显示了把握实践规律的宏观战略性和有机整体性。     

现代化过程的诊断与整治——《大转型》的三点新意

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他的名著《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中，曾强调：“科学地解释社会事实包括社会问题”是社会学“理论上论证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并且提出对于社会问题（广义）的说明“必须分别探索产生此一现象的有效原因与此一现象所发挥的功能”；在解释社会问题与社会现象原因的准则时，这位社会学家又揭示“必须从社会环境中去寻找，恰恰就是说明研究社会现象必须从社会内部去进行。”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一点没过时，仍算得上是真知灼见。事实上，在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大转型中，各类新旧社会问题层出…     

论邓小平关于生产力思想的逻辑

邓小平生产力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不仅坚持发展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从世界观的高度、从本质规律的把握上将生产力问题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联系在一起,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如果说邓小平同志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本质直接同生产力发展相联系,那么,可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史上,第一次把共产党的本质直接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联系。邓小平关于生产力问题的研究方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为我们党进一步认识执政党的执政规律,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试论阿Q“精神胜利法”形成的根源

阿Ｑ“精神胜利法”作为“国民性”的弱点，在中国历史上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探讨其形成的根源，对于在更深的层次成揭示阿Ｑ性格特征具有一定的社会、思想意义。文章通过从不同角度的透视，剖析了阿Ｑ“精神胜利法”形成的社会和思想根源，以及特定的历史根源和认识根源。关键词     

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思考

1 作为对相应哲学著述和史料的解读与综合，如果按史家的学术立场和理论个性 来划分，历史上的和现今的哲学史研究大致有三种方法。 （１）主观方法。黑格尔是这种方法的代表。该方法以哲学史家为中心，是从史家“设想的哲学观点出发”，“哲学上的那些基本问题在一开始便提了出来，接着指明确定和解答这些问题所采取的每一步聚；凡与主要问题无关的东西，均置之度外。”①黑格尔视哲学史为揭示理念各种形态的推演和各种范畴在思想中的被认识了的必然性，从而揭示出理念发展的一种方式，他便断定“哲学的历史就是发现关于‘绝对’的思想的历…     

为社会保存一份信史——论史量才的史家理想

在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上，“史家办报”思想占据了重要位置。而史量才则是“史家办报”思想的最重要的阐释者和实践者。本文梳理了近代报人有关“史家办报”的论述，与史量才的观点做出深入比较。总结了史量才为实践“史家办报”思想所做的毕生努力。试图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来进一步揭示史量才“为社会保存一份信史”的史家理想。     

继承与超越：布达佩斯学派对卢卡奇政治伦理思想的阐发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目前已然成为国内学界的研究热点，而要充分理解这一思想的发展，不能忽视国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演进，因此需要对其内部的思想继承和超越关系进行考察。在对卢卡奇政治伦理思想的反思中，布达佩斯学派首先继承了其对第一伦理与第二伦理困境问题的探究，并提出了个体和社会—政治世界双重建构的构想；其次在阐释其阶级伦理思想的基础上，从需要维度对其进行了完善；再次在揭示其试图通过“文化救赎”将生活从异化中解放出来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现代文化危机的“文化解放”的路径和思路；最后通过剖析其伦理民主观的内涵、特征及演变，试图建构社会主义化的伦理民主。尽管布达佩斯学派在反思和批判中修正了卢卡奇政治伦理思想中的许多不足和局限性，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超越，但他们仍然未能克服卢卡奇式的主观倾向。     

浅谈“德治”和“法治”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是我们党在治国方略上的新发展。本文从理论、历史、现实国情三个方面论证了“德治”和“法治”的辨证统一的关系，只有“德治”和“法治”相结合，才是治国之上策，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并从加强法制建设，促进道德建设；道德建设法制化；加强道德规范的研究；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四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加强道德建设，使“法治”和“德治”协调发展。对于推动两个文明建设，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西哲学特点比较研究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着不同的特点中国哲学侧重于社会和人生，与伦理、政治思想密切联系，西方哲学侧重于科学和思维，与自然、科学的揭示和探索密切联系；中国哲学的无神论传统，西方哲学的宗教统治盛行；中国哲学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连续性，西方哲学辩证法思想的非连续性；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和谐，注重人际关系，西方哲学重视天人相争，突显个人英雄主义；中国哲学的整合性，强调“由多到一”，西方哲学的个性化，注重“由一到多”；中国哲学的直觉性，注重了悟，西方哲学善于逻辑推理，注重论证。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江西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践

党的十六大召开，为我们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从本质上与省情实际联系上进行研究，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指明了研究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统领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工作在新实践中所取得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最高成就，其内涵就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与省情实际和时代特征的高度统一。因此，本文正是从全面贯彻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围绕着“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全面建设江西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结合江西政治文明建设的省情实际，来揭示江西…     

拜物教批判——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新维度

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贯穿马克思思想始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意识形态”概念展开理论批判，但却借助“拜物教”概念在理论逻辑、批判方法和伦理批判三个维度纵深发展了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具体而言，在理论逻辑上，马克思立足于“资本逻辑”，发现物与物交换的表面合理性实际上掩盖了人对人、物对人支配的不合理性，并由此深入到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运行机制的分析；在分析方法上，马克思具体深入到对生产关系诸环节及其运行机制的考察，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及基本矛盾，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在伦理批判上，马克思揭穿了“辩护经济学”的依附性和虚伪性，找到了人们在主观维度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机制认同产生的外在条件。可以说，正是借助于拜物教批判，马克思揭示了意识形态遮蔽性与操控性产生的经济根源，解开了意识形态的身世之谜。     

略论孔子关于志的学说

“志”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范畴，本文认为孔子之“志”有理想和意志双重含义，而前者又有个体与类（或社会）两个维度。文章从四个方面展开了对“志”的分析：第一，志的个性依据与社会根源；第二，志的自主性与强制性、为己与成人两重内在张力；第三，志的天命与人性两种限制；第四，志的内在性与超越性等。通过分析，文章凸现了孔子关于志的学说的若干特征。这对更全面地理解孔子整个思想有很大意义     

马克思时间观的生成图景、内涵叙事与当代价值——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文本考察

在资本主义工作日的时间构序下，马克思深刻意识到时间与人生存发展的深度勾连，并在西方传统时间观的思想土壤上开启了对时间问题的探索。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从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共产主义学说三个维度创造性地解答了自奥古斯丁以来的“时间之问”: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将时间视为实践基础上生成的社会时间；通过对资本主义时间统治的批判，揭示资本剥削的时间机制；在实现自由时间普遍占有的基础上，勾画未来社会的蓝图。当今时代，时间加速、紧迫与匮乏仍然是现代社会的症候。深入解读马克思的时间理论，对消解消费主义的时间异化、破除资本的加速逻辑以及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节奏具有重要意义。     

《太平经》法哲学思想研究

《太平经》从“三统”论出发，赋予道、德、仁宇宙永恒法则的义涵，为实在法确立了正当性基础；从阴阳理论和“贵生”“乐生”思想出发，指出刑罚在本质上是一种“恶”，不过基于现实的需要，刑罚的运用不可避免，关键是要遵循必要原则、罪刑相应原则以及不得连坐原则；从报应论与神判论出发，强调枉法裁判、滥施刑罚的执法者在现实社会中纵然能够逃过法律的处罚，但终究无法逃脱减寿乃至子孙遭殃的报应，而且死去以后，其亡魂仍须入土府接受阴神的审判，由此完善了正义的实现机制。《太平经》的法哲学思想带有道教教义的鲜明印记，从一个侧面呈现了中国传统法思想的内蕴。     

“孝”与“孝治”：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朝代。汉代之所以重孝，究其历史渊源，主要是受先秦重孝观念的影响，以及出于对秦孝理念的继承与反思。汉朝推行“孝治”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高祖时营造氛围，景帝时期正式开始推行，一直到武帝“罢黜百家”，“孝治”才得以全面实施；在东汉时“孝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汉代推行“孝治”的举措有很多，其中较为重要的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把“孝”上升为核心价值观；二是在教育中大力推行《孝经》；三是“孝”与选官用人相结合；四是引“孝”入法令政策。从“孝”到“孝治”，汉代从国家实践层面全面完成了伦理与政治的同构，这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政治上看，伦理与政治的同构为汉代的国家治理提供了伦理支撑；从社会层面来看，利用核心价值观增强了汉代社会凝聚力；从精神文化层面来看，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提振了文化自信，推动了精神文化的传承。     

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把文化提高到极端重要位置，表明文化不仅对社会生产力有巨大的能动作用，而且还直接与党的先进性相联系，是关系到党的性质、宗旨、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的重大问题。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为解决“一手软、一手硬”的痼疾提供了理论支持，从理论上、思想上为在新世纪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做了总动员。     

从欧洲到全球：马克思理论视域的拓展

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和变化看,用“欧洲中心论”概括马克思学说的适用性是一种误读。马克思的思想在整体上具有一致性,都是以对人类的生存境遇的终极关怀为主线,其晚年笔记中的理论是其早期思想的延续。马克思一生思想所蕴含的全球性与人类性,充分揭示了马克思的理论在宏观上的连贯性和延续性,在具体的问题域上实现了从欧洲到全球地域的拓展。从马克思对所处时代无产阶级地位和私有制状况的揭示中能够找到马克思理论视域拓展的根源。     

现代高等教育新理念研究——中国哲学和西方脑科学揭示高等教育理念

高等教育学作为科学必须“循证”，遵循脑科学研究实证，按照规律办事；同时又是哲学，必须“寻根”，追寻中国哲学的思想根源，汲取精神力量，“循证”与“寻根”揭示了高等教育新理念，呈现了高等教育的真谛。     

疾病界定与医疗选择——“医学化”概念建构的反思

“医学化”意指“非医学问题被界定为医学意义上的疾病问题或障碍问题并加以治疗的过程”,它的提出和发展是对现代科技理性的反思,哈贝马斯的技术批判思想、福柯的权力谱系学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均是其思想基础。医学化研究强调疾病的社会建构,聚焦对科学主义、自由市场以及国家权力的批判。然而,针对医学化的批判未能澄清疾病边界,同时忽视了地方文化的差异性以及个体与社会的互动性。本文强调不同地方文化中的身体观和疾病观差异导致了医学多元主义,同时从医生—患者互动、社会集体内部互动、个体—国家互动三个层面揭示疾病界定与医疗选择的社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