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穆旦研究述评

新时期以来的穆旦研究的回顾和评价。这一研究领域中的基本情况和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方法。其中对穆旦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如穆旦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穆旦诗歌与哲学等结合材料作出了一些综合的归纳和辨析     

重审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专题讨论)

近百年来的中国诗歌因其发生机制、传播途径,特别是其内在生命体验、思想意蕴和书写方式所呈现出的与民族古典诗歌极为不同的新质,故而被命名为新诗。这一命名,使得它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在特定历史时期不断地被人提起。特别是以世界性眼光评说其特征与成就时,有人责难它因切断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而失去民族个性和汉语独特的张力,有人则认为它的现代性活力正是由于摆脱民族诗歌传统束缚后向外国学习的结果,也有人看到了它与民族诗歌精神之间难以言说的关联所带来的复杂性。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确实是考察、言说新诗最重要的角度与话语平台,然而,这一关系因长期以来许多言说者过于激动的情绪而一定程度地被扭曲或膨胀了。言说者个人的许多情绪性话语被阐释到了这一关系之中,不仅使这一关系在评说新诗时的有效性没有被充分利用,而且关系本身也因情绪化阐释而变成了一个问题。 所谓对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的重审,就是要剥离长期以来积淀、附着于这一关系上的多余话语,回到关系本身,以新诗既有的历史与现状为依据,以未来发展为目的意识,用现代眼光对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重新追问。诸如,新诗发生之初,诗人们到底是以怎样一种姿态面对、审视民族诗歌的?他们言说、择取民族诗歌传统时遵循的话语逻辑是什么?     

台湾当代诗歌语言流变论

在文学的各种体裁中,诗歌与语言的关系最为密切,诗歌在观念、形式、技巧方面的任何变化都会在语言中反映出来。台湾诗歌自光复以来经历了"战斗诗歌"、现代诗、乡土现实主义和多元化时期几个阶段,在诗歌观念与艺术上几经变革,而所有这些变革也都首先在语言中体现出来。可以说,台湾当代诗歌史就是在诗歌语言方面不断实验探索的历史。从语言出发应当能够窥见台湾当代诗歌演变的主要秘密。     

文学语言:杂语性与文学性之间的张力

本文从“杂语性”与“文学性”的关系角度观照文学语言的张力性质 ,以此认识文学作品中不同语言功能之间的关系。语言的诗歌功能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文学性。只是由于文学性及其文学语境的存在 ,人们才能从众多的语言功能中划分出语言的诗歌功能 ,诗歌功能也才能在文学中得到突出 ,语言中的其他功能、语体也才会在文学中获得相对的统一性。     

论中国上古歌谣——文学史散论之二

歌谣与神话是“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马克思语)文学的双璧。诗歌是最早的文学体裁,是前于文字、伴随人类语言而产生的。研究上古歌谣,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生活的发展状况,而且对研究文学的起源、诗歌的本质及其同其他艺术部类的关系,都是极有意义的。 上古歌谣在文字产生之前,就一直在人们的口头上创作着、流传着,也不断消失     

古希腊神话语境下的济慈思想与审美倾向研究

约翰·济慈研究中,批评家们面临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古希腊神话与济慈诗歌创作的关系。国内批评家忽略了古希腊神话在济慈诗歌创作中作用的研究。国外一些研究者虽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但这种影响的深层原因尚未得到透彻解析。其实济慈在思想倾向、审美情趣方面与古希腊文化精神的契合,对我们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济慈诗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穆旦研究:几个值得深化的话题

穆旦的不断奋进、不断求索而又蒙受数不尽的折磨与屈辱的一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诗歌与政治文化的关系、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命运的一个典型的个案。穆旦身上鲜明地体现了中国诗人对现代性的追求,对于穆旦的研究者来说,就是要找出穆旦给中国新诗提供了哪些新的写法,他诗歌中的持久的艺术魅力又表现在哪里,这样,就可以把穆旦研究与中国新诗的诗性空间的开拓联系起来,从而进一步确立穆旦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地位与价值。穆旦是说不尽的,他诗歌的丰富和蕴含其中的丰富的痛苦,值得我们永远沉思与品味。     

"诗与唐人小说"研究述略

唐代小说中拥有大量诗歌,这一现象得到古今学者的关注.当代学者或在著作中辟出专门章节、或在行文中涉及、或撰成专题论文予以阐析,取得了若干很有价值的成果,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全面了解相关研究状况,对于深化"诗与唐人小说"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诗人的艺术姿态及其艺术效应

诗歌和外在世界的关系,这是评价诗歌的重要角度,也是确定诗歌格调高低的主要尺度。把握这种关系的是诗人,对这种关系的不同处理体现出诗人不同的艺术姿态,而这种姿态对于诗歌的艺术效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诗歌的精神向度主要取决于诗人对诗歌与世界的关系的处理,不同的处理方式可以获得不同的艺术效果。从诗歌历史考察,诗人在处理诗歌与世界的关系时,一般主要有四种姿态:对话、介入、逃避、消解,对这些姿态的基本内涵和艺术效用进行比较细致的探讨,对于我们了解当下诗歌的现状和走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分化与转型

先锋诗歌历来被视为与正统诗歌相对的整体而存在,人们只看到了它与正统诗歌的对立而忽视了其自身的差异。实际上,先锋诗歌的诗歌观念、诗人角色及艺术表现形式都处于不断的分化与转型之中,这种分化与转型既显示出先锋诗歌发展的历史轨迹,也揭示出"文随代变"的艺术发展规律。     

日本学者山本和义的宋诗研究

山本和义是日本宋诗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他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宋诗文献整理、宋诗的分期、宋诗的特色以及苏轼个案研究等方面.尤其是后二者,颇有一得之见.在宋诗特色方面,山本和义认为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特色主要体现在理性化、题材日常化以及自然的描写方式上;在苏轼个案研究方面,山本和义主要着力于苏轼诗中的人生体悟、苏轼及其周边文人的社交唱和诗等.山本和义的研究,善于将所要探究的问题纳入到当时的史学与诗学背景之下,深稽博考,细致分析,阐发自己独特的思考和见解,引领了日本学界的宋诗研究,也为我国的古典诗学研究提供了参照与借鉴.     

从《文苑英华》看宋初馆阁文臣对白居易的接受

宋初诗坛推崇白居易,一般认为白居易的闲适诗或讽喻诗为宋初文士所重视,但从选本批评角度去考察白居易在宋初的被接受情况却并非如此。《文苑英华》录选白居易的诗歌数量为所录诗人之最,选录最多的是他的杂律诗。宋初崇白之风日炽,但诗风流于浅俗。馆阁文臣顺应诗潮,欲以范本形式加强创作引导,而白居易杂律诗的群体性参与、雅俗相融等特点符合范本条件,故而能为馆阁文臣所重。这显示出馆阁文臣对诗歌创作的规范意图,由此也看出馆阁文臣弱化诗之讽喻功能、题材倾向日常生活以及追求典雅秀丽诗风的诗学意识。《文苑英华》对白诗的选录可以说是白体诗派的一次诗学改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初诗学的发展。     

宋元明时期李商隐研究冷落之原因

李商隐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富艺术独创性的大诗人之一。但长期以来李商隐及其作品受到了不应有的冷落,从李商隐去世到明末的八百年中,竟无一部流传至今的整理研究专著。与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的声势相比,显得黯然失色,而且明显滞后于整个唐诗研究。同时期,对李商隐的诗品、人品的评论多倾向于贬低甚至否定。宋元明时期李商隐研究冷落究其原因:一是与宋元明三代力主“存天理,灭人欲”理学盛行的大思想文化背景密切关联;二是李商隐诗的使事用典,朦胧多义,客观上形成了其诗的难解;三是跟宋元明时代诗论家但宗盛唐、忽略中晚的诗学观念有关。     

为排除结构中的汉诗作论作史——毛翰论之三（上）

作为诗人和诗论家的毛翰，根本就不被西方的时髦理论和创作牵着鼻子走，甚至是完全拒绝西方的现代、后现代思潮的，尤其是其诗论，无论是国内向度还是国际向度，均特别彰显了个人立场和中国身份。从他选析的《历代帝王诗》以及诸如《帝王诗、帝王气象及专制情结》、《民国首脑们的诗》以及《诗祸余生石天河》等一系列笔锋犀利、鞭辟入里、充满锐气和才学的重要文章，其从诗歌介入历史，未必就是为了颠覆权力关系。其《诗美创造学》、《歌词创作的原理与方法》特别醒目的是，因为其是诗人出身，在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中便随处可见其相当浓厚的经验色彩，是随手拈来和谈笑风生之中的精彩纷呈。     

“以诗为词”与“以词为诗”——论宋代田园诗词的破体现象

宋代田园诗词的创作都存在破体现象。北宋时期主要是词的破体,即把田园这一传统的诗歌题材引入词的创作领域,或化用诗歌的字句,或融其诗意,体式上也接近于齐言。苏轼完成了飞跃性的转变,其田园词在破体的基础上自有新创,语汇、句法和主题都对南宋田园诗产生重大影响。南宋时期,田园诗词的创作进入"以诗为词"和"以词为诗"的双向互动阶段,田园词诗化和田园诗词化的现象同时并存。辛弃疾的田园词继承了汉代以来诗歌的优良传统,博采众家之长;诗词兼善者的田园词往往不可避免地接近其诗的面目腔调。而南宋劝农类的田园诗则全盘接受苏轼词的影响,更为普泛的现象是田园诗沾染上了些许词的格调韵味。宋代田园诗词的破体是良性的。经过破体,诗词互相借镜,相资为用,都取得了不俗成就,共同推动了田园题材在宋代的新的繁兴。     

泰戈尔散文诗的创作和理论(下)——以中国宋代诗学为参照系的印度诗学比较研究

泰戈尔散文诗具有尚淡的特色 ,其理论根据是只有他刻意追求的尚淡情调的散文诗才能实现外在世界与其心灵的完美结合。泰戈尔散文诗具有随意的特色 ,其理论根据是规则必须为人的创造性的艺术思维服务。泰戈尔散文诗具有广泛的题材 ,其理论根据是大梵的无所不在决定了与时俱进的文学家必须题材广泛。以上三方面均与中国宋代诗文理论之间存在着精神联系 ,这种内在的联系为泰戈尔散文诗与散文诗理论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依据     

泰戈尔散文诗的创作和理论(上)——以中国宋代诗学为参照系的印度诗学比较研究

泰戈尔散文诗具有尚淡的特色 ,其理论根据是只有他刻意追求的尚淡情调的散文诗才能实现外在世界与其心灵的完美结合。泰戈尔散文诗具有随意的特色 ,其理论根据是规则必须为人的创造性的艺术思维服务。泰戈尔散文诗具有广泛的题材 ,其理论根据是大梵的无所不在决定了与时俱进的文学家必须题材广泛。以上三方面均与中国宋代诗文理论之间存在着精神联系 ,这种内在的联系为泰戈尔散文诗与散文诗理论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依据。     

功在当代,泽被后学——《宋诗话全编》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价值

《宋诗话全编》涵盖了诗论、诗话专著和主要的诗论家及主要的论诗名著,更蒐集到了至今还远未为研究者所知晓的散见于浩瀚载籍中的论诗片言只语,对治古代文学者具有莫大的参考意义和学术价值.一是补阙、正误的重要资料价值.二是为作家、作品研究提供事实支撑（含生平事迹补遗;宋代僧诗和诗僧的材料补充;弥补某些人物关系的重要史事）.三是为文学史上的某些专门问题提供佐证材料.四是艺术风格的品评,文论观点的概括,则更具有直接的理论意义.     

论明人的反宋诗情结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宋诗虽然没有唐诗的耀眼光芒,也算是别有天地,但是在明代,宋诗是一个被严厉批判的对象。为什么会这样呢？文章拟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一、在明人看来,宋诗多劳心之直陈,少形容之妙;二、宋诗过于纠缠于理、道,思维方式上重思辨,违背诗的形象思维规律,创作少兴少象、少情少趣;三、宋人好用典故,好以文为诗,诗主意主理、少韵少味;四、与明人的政治、文化诉求及诗学理想有关。这些因素共同酿成了明人根深蒂固的反宋诗情结。     

胡仔的“诗道”及其诗学意义

《苕溪渔隐丛话》是以文献价值著称的宋代诗话总集,胡仔在书中以扶持“诗道”为己任。前人对其“诗道”之所指尚未及探究。其“诗道”即诗学批评之道,即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唐宋诗人及其诗歌,意在给陷入发展困境的宋代诗学指出向上一路。他主张创新,兼取唐宋,提出“师少陵而友江西”的观点,这些至今仍闪烁着宋代诗学批评的理性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