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傅斯年先生二三事

2004年,我们将在傅斯年(孟真)先生的故乡聊城,纪念20世纪我国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傅斯年先生。五四运动时,傅先生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就表现了他那深厚的学养和卓越的领导、组织才能。当时他所主编的《新潮》杂志,蔚为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该刊的刊名外文做Renaissance(文艺复兴),正好象征五四运动的巨大历史意义。它正式揭开了我国由传统从此大踏步而又不可逆转地进入近代化在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序幕,其历史意义恰相当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傅斯年的名字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五四运动中一个极为响亮的…     

回忆傅斯年先生二三事

2004年,我们将在傅斯年(孟真)先生的故乡聊城,纪念20世纪我国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傅斯年先生.     

论傅斯年的史学贡献

<正> 傅斯年(1896—1950)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学者和政客。他一生奔波于“亦官亦学”之间,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先锋开始,到台湾大学校长为止,他一直坚持学术研究,却又时常议论政治,卷入政潮,始终按照自己的信仰、志向不停地求索奋斗。然而,他毕竟主要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评论以及教育思想等各方面均有重要建树,其中尤以史学成就最大。本文专门论述傅斯年的史学贡献,至于其史学理论和方法则留待另文再述。由于傅斯年学术生涯的最大特点是既长治事又善治学,所以他的史学贡献既包括他在学术行政方面的工作成绩,又包括他本人的史学研究成果。     

费耶阿本德的“传统平等主义”述评

<正> 在当代英美科学哲学界,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可以说是最有争议的人物了.他的思想独特、发人深省,同时又令人不安.如果说他于1975年出版的《反对方法》一书中的“反对方法”—反对普遍有效的、绝对安全的方法论规则,宣扬“怎么都行”的多元主义方法论,那么他的《自由社会中的科学》(1978年)中的“反对科学”则提倡“传统平等主义”.本文试图对费耶阿本德的“传统平等主义”作较为详细的评述.     

学界荐书

王汎森著:《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5月出版。本书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王汎森先生的近著。傅斯年是中国近代学术史、教育史乃至政治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但是大陆对他的思想、学术进行深入探讨的专著至今尚嫌薄弱。王先生的这本书恰好能弥补这一遗憾。此书将傅斯年(1895-1950)置放于1896到1950年间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之下,描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复杂动荡的时代,在多种两难选择(左派与右派、激进与保守等)的尴尬困境中"一团矛盾"的存在样态。     

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

陈寅恪与傅斯年关系密切,且都十分重视史料,以考实为治史方法前提。学术界一般将陈寅恪视作“史料学派”,与傅斯年归为同类。其实,史学有其“史心”,陈寅恪与傅斯年方法相类,而治史精神大相径庭。傅斯年紧随胡适,将胡的“实证”史学精神臻于极致。胡适不赞同“民族主义”史学的提法,某种意义上也影响傅,而陈寅恪昌言民族本位,其终身史学行走,乃胡适、傅斯年史料学派之别途。他走出了史料学派。陈寅恪既是一个热望人格尊严独立的自由者,又是一个强求历史更新再造的传统人,以勇猛的精神一身而兼双任。他不是旧模样的“中体西用”者,而是别具现代性的“新体西用”者。     

从《战国子家叙论》看傅斯年对儒者的认识

傅斯年对我国上古历史有其独到的认识 ,他对早期儒者的产生及特点也以独特的视角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儒乃“起于鲁流行于各地之教书匠” ;通过与诸子的比较研究 ,傅斯年还认定“儒为诸子之前驱 ,亦为诸子之后殿”。虽然他的考察还存在不足之处 ,但对于早期儒学的深入研究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简论叶圣陶的语文教育思想

叶圣陶是我国现代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他一生能有连续长达七十六年的时间直接从事、热情关注着语文教育,既教过小学、中学、大学,又编撰过如此浩繁的语文教材,发表和出版了完整系统的语文教育论著,还担任过全国教育机关的重要领导职务,有这样经历的人,据我们目前掌握到的资料,叶圣陶是古今中外第一人。吕叔湘于1980年8月18日撰文首次提出了“圣陶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这一全新的学习、研究命题。我们高兴地看到,叶圣陶于1949年8月负责拟定的《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竟然与国家教育部2001年7月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有许多惊人的相…     

傅斯年学术思想与史语所初期研究工作

傅斯年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其核心要点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有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反对“国故”、“国粹”这类观念,提倡整理史料时“证而不疏”。傅斯年既与传统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当成说教工具的倾向有别,也与正在兴起的以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学异途,他是要借鉴西方汉学而在中国建立科学的现代历史学、语言学。尽管傅斯年学术思想尚有缺陷,但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历史语言研究所初期研究工作(1927—1937年)在档案整理和考古发掘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果,并走上了能够与西方学术界接轨对话的科学化道路。     

曹禺的贡献、失误及其最后的觉悟

曹禺（万家宝）先生，是我国现代最负盛名的戏剧大师，1996年12月13日病逝于北京。大家至今还在怀念他，我们不会忘记巴金先生说过的话：“曹禺可惜，他就这么走了，他心里有许多好东西，他把它们都带走了。”不过也有一点令人感到安慰：万先生走得很安详，没有太多的痛苦，他在去世前十多年长期生病卧床，又沉浸在悔恨、惭愧与痛苦之中，如今终于得到解脱了。从我们俗人的眼光看来，曹禹生前享有盛誉，身后备极哀荣，似乎不会有什么遗憾，然而事实刚好相反，十年浩劫以后，他感到“时不我待”，迫切希望写出更多更好的剧本，还打算写小说散…     

乡教柯临久——记陶行知与柯临久的通信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陶行知全集》第十一卷上,登载了陶行知先生1920年3月21日写给“日昌先生”的一封信,这是陶先生致“日昌先生”的第二封信。同时还附了“日昌先生”先后致陶行知的三封信,信末署名均为“乡教弟柯”。柯即柯临久,亦即“日昌先生”,那么,他为什么自称为“乡教”呢？     

中州巨擘 学界楷模——写在嵇文甫先生百年诞辰之际

今年12月17日,是嵇文甫先生诞辰100周年.嵇文甫先生名明,字文甫,以字行.河南汲县人.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史学家、教育家,被誉为“河南学术界一面伟大的旗帜”.嵇文甫先生出身于市民家庭.少年时期曾从学于同乡宿儒李敏修,熟谙旧学,青年时代又博览群书,深受新文化运动思潮的浸洇,故能融汇古今,贯通中西.先生早年又较系统地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哲学的著名学者之一.其一生著述甚丰,发表论著计300余篇(本),200余万言.早在30年代,河南学术界就有“南冯北嵇”之说.先对先生秦诸子哲学、宋明理学特别是王船山哲学的研究造诣精深,多有创见卓识.在先秦诸子哲学方面,自1918年发表处女作《老子发凡》始,先后著述《周末社会之蜕变与儒法两家思想上的斗争》(1929年)、《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1939年)、《春秋战国史话》(1958年)、《对孔子的一个简单看法》(1961年)等多篇文章.其中,《先秦诸子政治思想述要》乃是我国较早公开出版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专著.而后来的《春秋战国思想史话》思想体系则更成熟,文字形式更通俗,仅以6万余字便扼要而全面地论述了先秦     

毛主席与柳亚子的交往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诗·小雅、伐木》)。把嘤鸣比喻为朋友“同气相求”,若星流电激,是非常形象而贴切的。 1949年4月29日,毛主席在北京写了一首《和柳亚子先生》的七律,那是答复柳亚子《感事呈毛主席》的一首七律的。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看到毛主席与柳亚子的交往始于1926年5月“饮茶粤海”之时,又于1945年“索句于”重庆。1949年3月柳亚子从香港辗转北上,抵达北京,参加新政协和开国大典,他又与毛主席有诗词唱和。我们就按这个时序,来谈谈他们两人的交往的时代背景和诗词内     

傅斯年:批评主义史料学派的文化建设论

评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史诸学派 ,传统的说法是两大学派 :文化激进主义学派与文化保守主义学派。这样的划分较机械与欠科学。似可划分为文化守护学派、文化批评 (破坏 )学派及文化建设学派较为适宜。胡适群类是中国文化批评学派最有力与最有影响的积聚。他们从“破坏”入手 ,以期中国文化的彻底重构。他们的实证疑古的方法论即为此目的服务 ,并将此种方法运用于史学。傅斯年属胡适史学“猛将”之一。他主张中国文化“脱弃旧型入于新轨”,于“破坏”前提下重作新制 ;他对中国“性”、“命”说作全新诠释 ,倡言“史学便是史料学”,认真实践 ,做出成绩 ,在中国文化建设史上留下鲜明印记     

鲁迅与弩机

民国初年,鲁迅先生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第一科科长,按照当时职责规定,“搜集古物事项”是他主管的一个内容,弩机就是他搜求古物最感兴趣的一个方面。1915年1月28日的《鲁迅日记》里载:“夜杨莘士赠古泉六枚,又小铜器一枚,似是残蚀弩机。”     

胡适论沈尹默的诗

胡适在1919年8月1日《尝试集自序》中谈到:“这两年来,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刘半农、周豫才(鲁迅)、周启明(周作人)、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诸位,美国有陈衡哲女士,都     

列宁对凯恩斯的评价

1920年7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一文中,对凯恩斯曾做过这样的分析:凯恩斯是“一个人所共知的资产者,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他把布尔什维主义描绘成畸形的狰狞可怕的东西.”这指出了凯恩斯的阶级本质.但同时列宁又认为,凯恩斯写的《和约造成的经济后果》一书,却提供了“特别有价值的经济材料”.“他作出的结论,比任何共产党人革命家的结论更有说服力,更能引人往目,令人深思.”(参阅《列宁全集》第31卷第191页)列宁于1924年与世长辞,对凯恩斯后来的著作,不能作出评价,但     

也说陈垣的校勘方法——与白兆麟先生商榷

白兆麟先生的《陈垣的校勘方法》(载《学术月刊》1997年第l期)一文,高度评价陈垣先生的《校勘学释例》是“现代校勘学的奠基之作”,“他所归纳并界定的‘校勘四法’,越来越显示出自身体系的科学性”,实非过誉.然而,文章在对陈垣先生“校勘四法”颇多发明的同时,却也严重误解陈垣先生的观点,有穿凿附以己说之嫌,特提出与白兆麟先生商榷.我国校勘事业源远流长,名家辈出,然而     

谢榛三考

关于生卒历来最普遍的说法是谢榛生于1495年,卒于1575年。首先提及谢榛卒年的是明“后七子”之一的徐中行,他有首诗题为《哭于鳞墓三载,谢茂秦死于赵,而诸子生计甚微,乃出秦中装遗之》(《徐天目先生集》卷五),又有首诗题为《万历改元,中行诣济南祭于鳞墓,学宪袁鲁望出饯于郊,大计,鲁望被留中,而鲁望竟挂冠还里,逾月,计闻闽中,哭之六首》(同上)。据此推断,谢榛当卒于万历三年,即1575年。此后,潘之恒之     

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 --以台湾中研院所见档案为中心

本文以台北史语所和近史所所藏"傅斯年档案"和"朱家骅档案"之有关信件为基础,探讨陈寅恪名字的读法和他与老友、史语所上司傅斯年之间的关系.这些信件显示,陈寅恪在国外求学时,一直用标准发音拼写他的名字.另外,他与傅斯年之间的关系,自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也曾有一度十分紧张.这一紧张关系的造成,与傅斯年的"学霸"作风有关,也与陈寅恪追求学术独立的立场有关.从中,我们亦可看到陈寅恪1949年决定去留大陆的一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