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野的缺失——析当代“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一个方法论错误

当代"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者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时,存在着一个方法论错误--历史视野的缺失.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进行解读时,不同程度地脱离了当时的"历史语境";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的内在逻辑来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及其关系.对我们而言,进行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比较研究,不仅要准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更要深刻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和当代价值,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去探究"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实践课题,从而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的功能和永不衰竭的生命力.这才是从历史的视野中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根本目的和独特价值之所在,也只有这样,才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最彻底的反驳.     

马克思"实践哲学"视域中的"平等"问题

以往国内学界对马克思"实践哲学"思想的理解中,比较多地关注其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把马克思的思想变革阐释为一种"实证科学"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理论.这一理解方式严重遮蔽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道德内涵.我们认为,只有从伦理和正义视角,才能把握马克思批判现实社会、构想未来社会形态的真实思想旨趣.也因此,马克思"实践哲学"包含有丰富的"政治"意蕴.本文通过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平等"思想,呈现其"实践哲学"的思想实质.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新启蒙运动及其中断的文学后果

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新启蒙运动"曾经一度对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场"新启蒙运动"的中断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90年代及其以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诸多新变.文章试图立足于这场启蒙运动的发生与中断所产生的文学后果这一视角来考察新时期以来20余年间的中国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状况,力图理清"新启蒙运动"及这场运动的中断与新时期及"后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关系,并认为立足于这一视角来观瞻新时期和"后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对我们理解、评判当今复杂多变的文学现象以及反思这场启蒙运动、理解这场启蒙运动中断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略论知识经济时代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新特点及其应用

本文论述了知识经济时代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新特点,及其在制定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方针政策,理解与实践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方面的应用.     

新子学时代

当代中国哲学的建设是中国文化复兴的重心和关键.在思想权威受到质疑的时代,诉诸经典已经不再有独力担负重塑价值基础的责任的可能.从根本原理出发的再思考不得不面对"子学时代"曾经的思想状况:所有的思想者都必须将自我辩护的意识内化到写作和思考当中.先秦时期儒、墨之间的思想辩论与先秦名辩思潮有关,名辩之学对诸子时代的哲学家影响深刻.怀疑的精神氛围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的基本处境,这决定了解决时代的价值危机和精神危机所需达到的根源性深度."新子学时代"既是对当代中国思想处境的理解,也是对未来中国哲学的可能形态的期许.     

交往理性与演进理性:哈贝马斯与哈耶克法律思想对中国法治的启示

"理性与法律"是法律思想的重要命题之一,理性本身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概念.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中的诸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缘于对理性的片面理解.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与哈耶克的演进理性及其法律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而深刻地理解理性的内涵,从而推动中国法治事业更为良性和顺利的发展.     

近代文化视域中的鲁迅思想解读

鲁迅思想的形成有着极为深远的近代文化和思想背景,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把它放在近代文化背景中考察,而往往是置于"五四"新文化的背景下去审视,明显形成了理解鲁迅的文化误区,这是造成误读鲁迅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造成今天的读者难以读懂他的作品的主要因素,即使鲁迅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也经常因为对鲁迅的误读而产生了对其思想的不理解.所有这些因素,增加了鲁迅本人的"孤独感"和"寂寞心态".我们要想真正解读鲁迅,就须把他的思想置于近代文化视野中去透视.而其在新文化启蒙背景中的文学作品又恰恰是对他早年留日时期形成的近代"忧患"理念的形象诠释.     

论李大钊的“自觉”意识及其当代意义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对中国道路作了艰难的探索.在这一探索过程中,隐然贯穿着李大钊强烈的“自觉”意识.其由爱国自觉到青年自觉、阶级自觉、文明自觉至人类自觉的“自觉”意识的发展、演进,实践和勾画着未来中国和世界的理想蓝图.梳理、分析这些“自觉”意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和把握李大钊的思想发展脉络,也为今天“中国往何处去”、“世界往何处去”和“人类往何处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     

先秦儒家法的内涵、性质及其伦理精神

先秦儒家法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法的理论源头与文化基因.在理论内涵上,先秦儒家法是"礼"与"刑"的统一体;在性质定位上,先秦儒家法是一种"伦理法";在伦理价值上,宗法伦理是先秦儒家法的伦理精神.深入理解先秦儒家法思想的理论内涵、性质定位及其所蕴含的法伦理精神,无疑是我们把握秦汉以后儒家法思想和法律制度体系的关键,同时也是构建现代法律伦理学体系的重要资源.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的研究,虽然把握到实践概念,但存在人的生命本性研究维度的缺失.西方传统哲学"科学观点"与"神学观点"的思维方式是割裂了人性的思维方式,无法实现对人与世界的真实理解.马克思从人的自身根源,以否定性统一的"实践观点"去理解人及其对象世界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符合"人之本性"的思维方式,从而变革了西方传统哲学对人与世界的极端化理解模式,实现了在传统哲学理论中割裂的人性的统一.马克思在思维方式上的此种变革,也是当代中国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未来的重要思想根基.     

由儒家式民本迈向现代式民主——民权思想探源及传统法律文化的转型

民本思想贯穿中国古代思想史,是中华法文化的精髓.清末的思想家们立足于这一传统的思想,对西方的民主思想加以改造,创制出"民权"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语词.在民本-民权-民主的转化中,彰显着中西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也凸显了传统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困境与尴尬.     

当代中国政治的出场学研究

理论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本文认为,政治研究应采取出场学研究方法,在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根本问题的基础上推进理论研究.本文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本质含义的理解,认为交往实践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而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具有基础意义.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所产生的物质利益关系是社会形态分类的基本标准,它决定了特定社会所适合的政治模式.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就是要在正确指认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前提下去探索适合的政治模式.     

儒家的和谐观与中国传统调解制度

调解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别是儒家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渊源就在于儒家以"无试"为主要内容的和谐现.主要论述儒家和谐观中的"无讼"思想,及在儒家和谐观指导之下的传统调解制度的发展和手段,旨在探讨"和谐"与"调解"这两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思想与法律制度之间的联系.     

辩证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核——浅谈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精神体会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我们必须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以此伟大思想为一切行动的指针,辩证理解这一思想理论内核和丰富的精髓,并自觉转化为指导社会实践的精神支柱,为国家社会和人类的进步事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调整论"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理论目标

任何法律体系和法学理论当中,始终会存在怎样去看待自然界中的人以及怎样对待大自然的问题.要否认法律中存在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任何时代的任何社会中,都是客观存在,无法逾越和不可忽略的,这是古今中外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的一个共同点.所不同的是,法学家在理论上怎么去看待这种关系,法律采取怎样的态度去处理这种关系.在中国古代的法律和法律理念当中,一般会反映出人对自然的敬畏和顺应.关于敬畏自然,如树木禁伐,野生动物禁猎以及死刑执行的种种限制,都是和敬畏自然,敬畏鬼神这种思想有关的.很多鬼、怪、神,如狐狸精、土地神、山神、龙王、树精、树怪等,都源于大自然.关于顺应自然,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靠天吃饭.古代治国理论中,体现这种顺应关系的经典作品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传统民法中不可抗力的规定,物的可以被人控制的属性也体现了这种顺应关系.     

文人的"表现"与文学的"表现"--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中,由于从事文学创作活动本身也是古代文人"以自表见"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一文人存在价值的"自我表现"意识就与具有"表现论"色彩的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取得联系.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学、文论的文化精神和民族品格,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探视点.     

伦理与道德的中国哲学思考——兼与廖申白先生商榷

在中国语境中,伦理指儒家的"仁",道德指道家的"德".在后世的发展中,二者以某种内圣外王的方式互补展开,既解决人生的安身立命问题,也解决大一统前提下政治上的治乱兴衰问题.这种思想方法背后由一种共同哲学理念支撑,从而导致中西迥异的两种哲学理念和两种思想方法.中国人不设定先验绝对的本体,不求真而求道.这迥异于亚里士多德对"实践理智"的理解.     

从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律演变看"调整论"之挑战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可以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这是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在法律上自然首先表现为"物",尤其是指自然资源;其次,在中国,自然也表现为一种精神,即"道",所谓"道法自然",也具有规范人行为的意义.作为"物"可以是具有财产意义的,即人可以设定所有权或准物权的物,例如自然资源;还有一种是人没有办法设定所有权的,但是它又是客观存在的,与人的利益相关的物,例如大气、公海.这两种物,在法律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法律调整的范畴是变化的,"调整论"中提出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是自古就有的.在西方,作为法律之母的民法,罗马法的"人"、"物",和我们今天现代法学的"人"、"物"的概念差异是很大的.大家知道,奴隶曾是物,不是人,"物权法"当时直接就叫"物法",把主体、债等关系,归到"人法"中去,这种意义上的物,是可以设定所有权的、人以外的物质.中国古代作为自然状态下的野生动物基本上无所谓所有权.王室权力再大,也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它只管"土",地上物,野生动物,除非是皇家园林里头的,一般是没有所有权的,"中原逐鹿,人皆可得",谁逮着就是谁的,虽然竞争激烈、利益悠关,但法律并不禁止.在这种意义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属于法律调整的范围.但是这种自然状态下的物,即人和自然的关系,法律有时也是要管的,例如,中国古代有规定,春天不准砍柴、捕鱼,以成草木之长等.总的说来,在中国,法律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有所为而又有所不为,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道"或道德范畴,而中国古代法律从来就是与道德规范相联系的,体现"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首先对物的理解古代中国与西方是有所不同的.     

中国特色法治自信如何可行——基于法治自信两个维度相契合的思考

坚定对中国特色法治进程的自信乃是"三个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法治自信意味着对法律既不"自卑"也不"自负"。在法律运行的实践当中,要求法律兼具历史性维度和普遍性维度,把自主性和正义感两个自信的要素有机整合起来。然而,无论是历史主义对于法律演化的强调,还是建构主义对于法律原则的强调,都仅仅片面地强调了其中的某一方面。保罗·利科及其反思解释学以辩证法为核心,为法治自信两个维度的契合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论证。这也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特色法治进程当中可能出现的困境、反复以及阻力提供了一种更为积极的视角,一种更为"自信"的解决方案。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理论渊源及现实启示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这一思想的形成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从思想借鉴、理论传承、实践探索、理论意蕴、继往开来五个方面探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准确理解"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形成过程,不仅有利于把握该思想的深刻内涵,而且对于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