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九卿考》订补

<唐九卿考>是近年出版的重要的文史研究著作,但尚有缺误.根据新出土文献进行补正,有助于该书的进一步完善.兹将新发现的九卿材料及书中的错误共 124 条整理出来,作为<唐九卿考>的订补,以供唐代文史研究者参考.文章分三个部分:增补九卿姓名条目、增补九卿重要新材料、订正九卿任职年限及名字讹误.     

秦汉时期的三次焚书及其性质

我国的先秦文化典籍,其成书年代论者说法不一,但春秋末孔子整理、删定《六经》说,多数学者则认为可信。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写道:“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于是孔子便“追迹三代之礼。”孔子自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遂在以往官府仪礼的基础上,整理删补而成《礼记》;孔子又“上纪唐(尧)虞(舜)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遂成《书传》;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冬孔子返鲁,是时道衰乐废,孔子乃正之,遂定《乐》;《孔子世家》又载:“古者《诗》     

从收支项目看秦汉二元财政的源流

汉代财政分为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由大司农和少府分掌,为大家所熟知。但对二元财政的来源却少有辨析,一般承袭郑玄关于大司农是太府继承的说法。实际上少府和太府在收支项目上都比较接近,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而大司农则是由负责主持策命诸侯及保管爵禄文书的内史演变而来。在国家职能转轨过程中,内史发展成为管理国家财政及畿内地区事务的机构,最后进一步分离出专门管理国家财政的治粟内史。二元财政体制的设计来源于收支对应的原始财政平衡思想。     

秦汉社会性质的再思考

长期以来,中国历史学家们按照常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把从秦汉到明清2000余年的社会,界定为地主经济型的封建社会,但其本质特征与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完全不相符合,故提出再思考。其初衷是希望摈弃传统思维模式,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之最基本原则,改进对中国历史的研究。     

先秦秦汉的军事训练及其时间问题探究

在先秦时,军事训练常通过狩猎的方式举行。随着集兵制度的演变,官方组织的大型军事训练频度降低,在秦代由四时田猎而减省为一时都试,在东汉初又取消了都试活动。从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材料来看,在先秦及秦汉时期的军事训练有都试、秋射等官方组织的形式,也有日常的训练和民间的军事训练。西汉都试的时间在文献中的不同记载,可以用农时的不确定性和历法的因素来解释。史书所载东汉的七次校猎活动全部在冬季,这和依时行令的施政理念有关。马融和陈蕃对天子校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与是否妨碍农时有关。     

行政长官及其权力运作—─香港政制系列研究之一

“九七”以后的香港政制架构中，行政长官居特殊地位，直接关系到“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基本法的贯彻实施。本文主要是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法律地位、任职资格、产生办法、权力运作等问题的分析入手，阐明“九七”前后从港督到行政长官的转变给未来香港政制发展带来的影响，以及基本法有关规定的正确性。     

汉代三公的罢免问题

三公是两汉官僚行政的中枢,政府十分注重对他们的管理。若三公不称职、老病,或国家出现重大灾异现象,常被罢免。三公因故被免,一般至少需经过他人或自己主动“劾奏”、皇帝“策免”两大环节。作为皇帝的股肱,罢免后三公比其他官吏享受更多礼遇。三公被免后,丞相（大司徒）在西汉往往由御史大夫补位,东汉扩大到九卿,反映了丞相在内朝出现前后的地位变化。太尉（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的补位者多为九卿,东汉时期亦有地方郡守补位的情况,说明地方势力坐大,渐成中央朝廷的威胁。罢免虽然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但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三公制度中的其它问题提供了启示。     

香港基本法的文本及其解释:以政制发展为中心的考察

香港基本法中关于政制发展的具体条文充分体现了它的独创性和优越性,香港政制的发展既是基本法所明文规定的港人的法定义务,也是中央对特区的政治承诺,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群众观和实践特色。香港基本法颁布实施以来,以该法文本为核心,逐渐形成了一个"泛基本法"的文本集合,虽然载体形式不同,但所发挥的效力与基本法基本无异。     

齐学及其源流新论

齐学之名起于齐地,通常认为其源流为齐稷下学和汉之齐学,是地域之学,并随汉之今文经学的歇息而戛然而止.实际上,齐学具有强大的延伸力和包容性,远非齐地之学可以概括.稷下学、汉之太学的官学性质及其思想文本的经典化,促成它渐变为中国学术主流之一.魏晋时,齐学的支流渐与道教相合.魏晋后,齐学的主流因学术重心的迁移而式微.在清代中晚期,齐学又随着今文经学的复兴而再兴.反观齐学的演进轨迹,我们看到自由之学术,要以回应时代的呼唤为内容,要为时代之进步而张目.     

发展理论及其源流

"发展"这一术语几乎涵盖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个领域,在世界各国使用频率非常高。厘清这一术语在中西方不同时期、不同场景下的概念的内涵及外延的变化,可以动态地把握其形态,既便于理解"发展"与"development"在不同时代的真正内涵,也便于理解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发展理念和发展实践。20世纪及21世纪人类的诸多开发实践中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反思发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深入探讨指导实践的发展理念,有助于更加深入地探索与人类的生活及生存息息相关的发展理念的方向性问题。     

《西游记》中的“七七”与“九九”

古代文学用“七”与“九”乃至“九九”作为章节、情节联系之数度的并不少见,但是用“七七”之数,特别是以“七七”、“九九”两循环之数错综交互为章节、情节的结构素,却是《西游记》的首创。由于儒释道思想的影响,《西游记》叙事并用“七七”、“九九”之数为度。两者交叉互补,形成《西游记》章回布置与情节结构的数理机制。这一做法虽然主要是古代佛道中人才容易感知寓意,但一经揭明数理,普通读者也不难理解其加强文本叙事层次性、整体性结构的作用。     

秦汉政治文明建设

秦汉是我国传统政治文明发展的奠基时期,在批判地继承先秦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创造了灿烂的政治文明。首先,提出了“德法并用”的政治理念,一手抓法制建设,一手抓政治教化,选贤任能,执政为民,为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不断创新政治体制,合理设置官僚机构,科学配置官吏,分权制衡,初步建立了科学、合理、精干、高效的官僚政治体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决策、咨询、执行、监督的权力结构,为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再次,建立和完善各项政治制度,各行政主体通过集议、谏诤、封驳、判署、察举、考试、考课、巡视、审计、举劾、“杂议”、“连带责任”等形式,对干部人事、司法、财政经济等行政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初步形成了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作机制,体现了一定的公开、民主原则,为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总结秦汉政治文明建设的成果和成功的经验,对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秦汉时期河套地区的多元文化类型

秦汉时期的河套地区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这里既是北方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乐园,也是中原王朝与匈奴军事争夺的焦点,还是秦汉王朝经济开发的新区。特殊的历史渊源与地理位置、民族构成,形成了这一地区独具特色的多元的文化类型与文化特点。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尚武文化、移民文化和商旅文化在这里同时存在,同时发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为开放的、充满活力与进取精神的秦汉文化丰富了内涵,提供了动力,也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论秦汉时期对云南地区的经济开发

先秦时期 ,现在的云南地区尚处于原始社会 ,是我国较为落后的地区。但是 ,经过秦汉时期的开发 ,社会经济较以前有了一个飞跃性的发展。本文主要探讨秦汉时期对云南地区经济开发的一些措施以及经济发展的基本概况。在目前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形势下 ,开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三言""二拍"中女性婚恋的他者关怀及自我呈现

在“三言”“二拍”的婚恋故事中考察女性生存状态会发现,青年男性、父母及社会舆论等外在因素大多给予女性以理解关怀和支持,而女性自身在对婚姻幸福的追求中也展现了新的气象,如要求感情忠贞、人格平等、价值取向相同等。在这种追求中,也不排斥某些感性与物欲的要求和倾向。这些是与晚明时期的社会思想潮流相一致的。     

秦汉颂的突破与流变

秦汉颂在创作体制、修辞方式、审美风格及思想内涵等方面产生了新的突破,在颂的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颂的多元化发展特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为唐宋以降颂日趋僵化与复古的文学大势提供了难以逾越的创作范本。     

秦汉时期张家界市历史考略

秦代，封建朝廷首次在今张家界市境内设置慈姑县；汉代，将它改为零阳。充县、东汉时，武陵地区因民族矛盾激化而爆发了数次起义斗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两汉时期，武陵地区农业和手工业发展较快，经济比较发达。张家界市出土的大量的楚文化和巴文化文物，是土家族地区宝贵的文化遗产。     

秦汉县丞尉设置考

秦汉时期,县丞一般只设一人,但两汉京县为特制,有丞2-3人。县丞在秦及西汉有较强的私臣特性残留,故常称为“令丞”;到东汉,其公官的性质才开始凸显。县尉的设置,除京县外,有两尉、一尉和不设尉三种情形。在秦和西汉时期,有两尉编制的县一般都实设两尉。但东汉即使有二尉编制的县,也往往只实除1人。这种县尉设置的相对随意,是后代县尉权力下降、甚至废置的张本。从行政运作来看,尽管在秦时有县尉不关白县丞而自行署吏的情况,但秦汉时期的大部分情况下,县丞较县尉有着稍大的行政权力。     

秦汉律的罚金刑

秦律的赀罚与二年律令的罚金虽然名称完全不同,但两者具有继承关系。秦律的赀二甲是对盗窃额未满110钱-22钱的处罚,赀一盾是对未满22钱-1钱的处罚。秦律的这些内容由二年律令继承。赀罚原来分为赀一盾、赀二盾、赀一甲、赀二甲等四个等级,后来赀二盾逐渐消失,形成赀一盾、赀一甲、赀二甲三个等级,这三个等级的比例为1:2:4,与二年律令的罚金一两、二两、四两的比例关系相一致。赀一盾的罚额为672钱,与罚金一两的价额625钱相差不大。赀一盾的价额672钱与秦律规定的日均劳动价额8钱有关,以一日劳役为八钱计算,672钱相当于服役84天的价额。汉代的罚金制度与赎刑重复,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直至晋律,才将汉代的罚金精简为五个等级。     

战国秦汉农业功能的国家定位与制度强化

至战国时期思想家已经形成对农业功能的全面发掘,充分论证了其在经济、维护社会稳定、教化、文化孕育及技术传承等方面的功能。以此为基础,各国变法在治国方略、制度规定和民风淳化等方面变革农政,明确了农业的国家战略地位,并尝试将农业多功能制度化。秦汉时期举国重农体制和农业管理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则标志着农业多功能凝入国家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