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女性婚姻移民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本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婚姻移民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文章首先概述了中国女性婚姻移民研究的背景与特点;然后对中国女性婚姻移民研究的主要内容即女性婚姻移民迁移的态势、原因、婚姻迁移女性的特征以及婚姻迁移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综述;最后就女性婚姻移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未来应加强研究的领域进行了讨论,提出应从社会融合的视角和社会网络的层面对迁入地是大城市的女性婚姻移民进行深入研究.     

居住地区民族构成对婚姻移民女性社会活动和适应类型产生的影响:邻里效应的检验

本文旨在把握一个说明居住在韩国的婚姻移民女性的社会活动和适应类型的重要因素——邻里效应。尤其是针对居住在同一个市、郡、区的外国妻子以及同民族人口比重对婚姻移民女性的社会活动和适应类型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居住地区的外国人妻子比重越高,越能促进婚姻移民女性的社会活动、并且属于孤立类型的可能性也越高。这样的边缘化效果在中小城市及农村地区比在大城市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并且,居住地区同民族人口越多,和他们的接触和互动就越多,但是比起同化于韩国社会,属于孤立类型的婚姻移民女性较多。     

国内知识型移民社会融入问题探讨

知识型移民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具有高层次性、高创造性、高流动性等特征。我国国内知识型移民的主要动因表现为经济理性选择,移民者基本依赖才识实现社会融入,但我国在政策制度方面对知识型移民存在制约因素。我国应从创新移民政策、健全区域协作制度、优化移民生活环境、制定人才引进与培养规划和完善社会支持网络等方面促进知识型移民的社会融入。     

水库移民社会支持网与安置效果分析

水库移民安置需要充分考虑其社会支持网的功能.搬迁安置易使移民家族成员、亲戚邻里、村庄组织、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支持功能受损,导致移民在安置地社会整合困难.文章指出,在规划设计阶段,选取合理的安置方式可减少社会支持网受损,增强社会整合;社会支持网受损程度也是评估水库移民安置效果的重要标准之一.     

移民搬迁中的社会支持机制与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移民搬迁伴随生活方式的改变,势必会对心理健康产生一定的冲击,而安置方式和社会支持网络的差异更使他们的心理健康发生变化。利用2011年陕西省安康市"农户生计与老年人健康"调查数据,检验了移民搬迁、不同的移民安置方式对农村老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探求了移民搬迁中社会支持机制的作用。结果发现:移民搬迁本身对农村老人心理健康存在显著正影响,但由于移民搬迁导致社会支持网络的变化,使得移民搬迁与非移民搬迁老人的心理健康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的安置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显著不同;社会支持网络为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提供了重要的保护机制,而且调节了移民搬迁及不同安置方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政府应该合理规划移民安置方式,打造良好社会环境,促进移民老人的社会融入和交往,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     

侨乡跨国移民的婚姻形态研究——基于对福州“万八嫂”的实证调查

侨乡的跨国婚姻形态是中国父权制文化在跨国背景下的延续,"万八嫂"是对福州侨乡地区留守妻子的统称。丈夫出国带来了跨国移民家庭中夫妻双方在社会经济、家庭责任方面的重新分配,"万八嫂"承担了多重家庭责任,她们的婚姻品质和社会生活因为丈夫出国而改变,并形成了在经济、地位上对丈夫的依赖。分隔两地的侨乡跨国婚姻遭受多重挑战与冲击,呈现高稳定、低质量的特点,"万八嫂"承受着多重的压力。而侨乡家庭内部两性的不均衡发展,是不利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的。     

东亚国际婚姻移民女性遭受虐待的心理状况比较研究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际移民女性化已成为独特的潮流,尤以国际婚姻非常盛行。然而国际婚姻移民女性因家庭暴力和恐怖事件及贫穷引起的家庭破裂,处于恶劣的生活环境中。在此背景下,探讨国际婚姻移民女性遭受丈夫虐待的原因及其所带来的影响显得极为重要,可以为构筑和睦的多元文化家庭,提供政策性依据。     

经营型移民的社会流动——以东莞虎门智升学校为例

以东莞虎门智升学校为例,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探讨经营型移民社会身份转变中伴随的社会流动。经营型移民通过原本以亲缘与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寻求资金等方面支持,通过在迁入地新建立的交际网络寻求信息等外部资源的共享,从而实现从打工者到经营型移民的身份转变,并伴随着社会垂直向上的流动。但在政治地位及社会声望方面,经营型移民仍然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没有真正完成城乡之间移民以及社会阶层的上升。     

社会网络视角下的非自愿移民生计分化研究——基于浙江临海两个村庄的调查

非自愿移民生计问题是国家治理与现代化发展无法回避的课题。非自愿移民搬迁后,以"家""家族"为核心的传统网络关系被打破,原有的生产与经营基础被削弱甚至被摧毁,非自愿移民的生计分化被重启并急剧变化。为保证最基本的生计安全,在迁入初期,非自愿移民生计行动偏好于实物性收益,其非正式关系网络也形成以血缘为主体的关系网络。在迁入的中期,非自愿移民更加注重并偏好于货币性收益,通过各种交往互动方式重构与拓展了以本地为中心的新的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谋求更有价值的生计道路逐渐通畅,非自愿移民的贫富分化加剧。同时,乡村精英是非自愿移民避免陷入生活贫困"沼泽"的重要社会机制,构建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合作性网络机制以及一个包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非自愿移民等社会各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发展支持体系是实现非自愿移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试论奥斯丁笔下的女性与婚姻

英国女作家奥斯丁一生短暂,只完成了六部小说,这六部小说都以女性婚姻为主题,题材虽然狭小,却反映出奥斯丁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本文从四个方面来阐释了奥斯丁笔下的女性婚姻：以结婚为目标的婚姻,以财产为目的的婚姻,虚伪的金钱婚姻,理想中的婚姻等。奥斯丁的伟大正在于她用小小的婚姻反映了宏大的世界,因为她描写的婚姻不仅折射了当时社会的金钱本质,还寄托着她对女性不平等地位的思索。     

城市大龄未婚女性婚姻问题的社会性别分析

城市大龄未婚女性的婚姻问题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问题,对经济、社会、人口和家庭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分析城市大龄未婚女性面临的婚姻问题,研究婚姻制度和传统婚姻性别模式的特征,运用家庭经济学婚姻市场选择理论探讨城市大龄未婚女性婚姻选择行为,同时将社会性别文化嵌入婚姻选择模型,对基于传统性别文化的女性婚姻选择过程与困境进行分析,得出一些有解释力的结论,并提出缓解女性婚姻压力和提高婚姻质量的对策。     

非自愿搬迁经历与移民相对多维资产贫困——兼论正式社会支持与非正式社会支持的交互效应

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探讨非自愿搬迁移民的相对多维资产贫困以及正式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对移民相对多维资产贫困的交互影响,并利用三峡库区非自愿搬迁移民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非自愿搬迁移民相对多维资产贫困状况较原居民严重,且非自愿搬迁也剥夺了移民代际再生产资产;正式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对移民相对多维资产贫困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互补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互补效应还会受到安置方式和安置时间的影响.研究结论对于阻断移民代际贫困传递,以及采用正式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的协同互补性来提高减贫效率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     

边境跨国婚姻移民治理:挑战与破解之道

近年来,边境跨国婚姻移民呈现出许多新的趋势性特征,不仅在数量上呈现出加速度增长的态势,其所分布的地域空间也逐步从边境乡镇向内地扩散,并且,影响传统跨国通婚的民族性因素也显现出其逐步让渡于经济因素的发展趋势。随着边境跨国婚姻移民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正在挑战国家的边境治理,包括嫁入我国外籍女性的边缘化社会处境以及由其所引发的人口安全、婚姻管理、贫困的代际传递、非传统安全隐患、身份认同危机等问题。为了使边境治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的战略纵深,必须从治理理念、制度设计、机制完善、技术手段创新等多个方面努力,逐步构建起一套完整的治理体系,从而破解边境跨国婚姻移民治理难题。     

另一种移动：朝鲜族女性婚姻移民及其娘家的家庭战略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延边地区朝鲜族女性大量外嫁韩国。时至今日,外嫁热潮虽然旱已冷却,但是影响依然存在。通过对延边在住婚姻移民的娘家成员等的访谈,从婚姻移民的送出方,即家族的角度来探讨延边朝鲜族国际婚姻移动过程中的家庭战略,调查显示朝鲜族婚姻移民家庭战略的直接目标是在城市购买新房以及通过教育达到阶层上升,也引发了娘家男性和老年人的跨境劳务移动、跨境扩大家族的形成等间接效应。同时,朝鲜族婚姻移民家庭在遇到期待落空等问题时,通过婚姻移动经济劣势方的逆向补偿及跨国打工持久化等来调适。朝鲜族女性婚姻移民的家庭战略主体既是个人又是家族,家族扮演了父权制家长的角色,但家族的利害关系和个人的利害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致的。     

改土归流前后土家族女性婚姻自主权的抗争与调适

在"以歌定情"的土家族传统社会,女性掌握着婚姻自主权。改土归流后,朝廷流官强行在土家族地区推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女性的婚姻自主权受到严重冲击。但是,土家族女性一方面竭力与封建婚姻制度抗争,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屈从封建婚姻制度。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以接受部分汉族封建婚姻制度为妥协,坚守了土家族女性的部分婚姻自主权。土家族女性在婚姻中的权利意识对当今中国的女权运动具有启迪意义。     

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的社会融合及影响因素研究——中国9省调查的发现

农村婚姻迁移女性婚后面临全新的生活环境,其社会融合状况直接关系到个体发展及农村婚姻家庭的稳定。利用2014年中国9省“婚姻迁移与农村女性发展”的专项调查数据,对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的行为融合、心理融合的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婚姻迁移女性的社会融合现状并未体现出明显的弱势性;个人层面和社区层面的因素对社会融合均有显著影响。远距离通婚、方言掌握较差和受歧视女性的社会融合较差;个体特征如教育程度较高、从事农业、无打工经历、收入较低的女性以及婚龄时间较长的女性行为融合或是心理融合程度较高;社区层面仅人均收入较高村子的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的社会融合程度较高。此外,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的行为融合会对心理融合产生正向影响。     

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社会适应差异性研究

在社会流动背景下,因婚姻的缔结而产生女性人口迁移现象越来越普遍,但婚姻迁移女性并非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她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根据迁移目的和迁移过程,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传统型、回迁型和双迁型三种类型,三种类型的婚姻迁移女性在一般特征和社会适应方面都存在着一些差异.     

女性移民问题与女权主义干预

通过1990年至1991年对蒙特利尔社会服务系统内40位社会干预工作者的调查发现,女性移民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主要是移居导致的对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质疑和生理、心理健康问题。因此,主张在针对女性移民的社会工作干预实践中,应当加强女权主义干预的应用,以唤起对性别角色分工、妇女面临的社会问题和对妇女的偏见的认识为目标,鼓励干预者在尽可能平等的基础上和被帮助的妇女进行交流,以解决女性移民面临的各种问题。     

易地扶贫搬迁女性移民的社会适应路径研究

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工程之一,女性移民是维护家庭和谐稳定的纽带,其在安置地良好的社会适应水平,对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稳得住,能致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女性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务工经历和参照群体等因素会对自身社会适应状况产生影响,其社会适应水平的提高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且并非同步增长。其中,生活适应水平的提升是最快的,而经济适应水平的提高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同时,女性移民社会适应的路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点,经济适应状况在搬迁初期会显著影响心理适应状况,而随着时间的延长,生活适应状况会对女性移民的心理适应状况产生滞后但持续的影响。另外,女性移民的无酬照料被忽视,也是限制其社会适应水平提高的因素。应从落实安置政策、完善就业技能培训、开展社区活动和加大对女性移民无酬照料的扶持等方面入手,提升女性移民社会适应水平。     

清代台湾文献中的女性移民探析

清代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曾吸引了闽粤等地大批汉人前往移居拓垦。由于清初的禁止赴台者携眷政策以及传统宗族社会对女性的渡台限制,致使女性移民人数远远低于男性,直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更易禁渡之令后,两性比例失调问题才渐获改善。两百多年的移垦,中原女性移民从外貌、婚姻地位,到文化娱乐活动的参与度等方面均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种变化与时代的兴衰,文化的移植、融合及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体现了对中原文化的传承与扬弃。